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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连:宋代文白消长与小说语体之变

更新时间:2015-08-16 23:39:05
作者: 孟昭连  

   鲁迅论宋代小说抑文言而扬白话:“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1]鲁迅把宋代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相对照而谈,彼消此长,同时发生,而且尤其强调后者“用的是白话”,语体与前者截然不同,并将之称为“一大变迁”,正是这一“变迁”,改变了古代小说的发展走向。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差异非止一端,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语言的“文”与“白”。那么语言嬗变,对宋代文言小说语体影响如何?白话小说兴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本文试图将宋代小说语体之变置于语言发展的背景下,说明文言小说语体的浅俗化与白话小说的兴起为一体两面,其发生由一个共同的原因引起,即近代汉语的发展。

   一、 宋代书面语中的文言与白话

   中国古代书面语有文言与白话之分。一般而言,文言与白话的区别,主要在于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大部分汉语史研究者认为,先秦时期的书面语与口语基本一致,[2]汉魏以后二者出现分离现象,即口语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生新变化,而书面语仍然以先秦典籍中的词汇、语法、句法等为标准,这就形成了文言。[3]白话相对于文言而言,其主要特点是与口语的关系更为密切,大约萌芽于汉魏之际。[4]文言的形成及其后二千余年的持续稳定,既有语言自身发展规律的因素,也与汉代开始的儒术独尊政策有密切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骈文的畸形发展造成书面语与口语越来越远,另一方面“短书杂记大量产生,佛经译本也不避俗语,那里面常常可以遇到当时的口语词和口语词义。”[5]所以,语言学家将此一时期称为近代汉语的“露头”期或“萌芽”期。魏晋以后,尤其到了唐代,文白分野渐趋明显。口语进入书面语在唐诗中表现突出,无论唐初四杰,还是李、杜,诗作中都有大量口语词汇。至元、白,则专以方言俗语入诗,以至形成妇幼皆通的通俗诗派。梵志、寒山等诗僧的白话诗,《坛经》、《祖堂集》等禅宗语录,尤其是敦煌变文,标志着白话书面语在唐代发展的新水平。[6]

   古白话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累,至宋代有了质的飞跃。主要有两个表现:其一,口语向书面语领域中的“渗透”加速,同时代的口语(如复音词、方言、俗语等)大量出现在书面语中;其二,口语进入书面语涉及的文体进一步扩展,文学作品之外,以文言为主要载体的儒学及史学著作中也出现了白话。由此而始,古白话突破了文言的樊篱,渐渐登上大雅之堂,为白话小说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语言环境。

     大量口语词、方言词进入文学语言,是近代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之一。经过文学作品的传播,这些词汇与原有的普通词语渐渐取得并存的地位,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显示出不同的生命力。[7]这一特点在宋代的诗、词、文中都有所表现。人论宋诗,皆曰“以文为诗”[8],而口语入诗正是其重要表现之一,所以胡适强调“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9]所谓“更近于说话”,就是更多地使用口语词汇及口语的表达方式。像“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绿荫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曾几) 、“我家白发问乌鹊,他家红妆占蛛丝”(黄庭坚)等,以日常口语入诗。为了体现生活的真实性,东坡诗甚至大胆将“牛矢”(牛屎)、“牛栏”这样的词汇入诗。

   词在宋代的繁荣,也使口语进入书面语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词起源于民间,故大量运用口语词汇是其与生俱来的特点,而且其句子长短参差,所以在“更近于说话”方面比诗更为明显。无论是敦煌文献中的民间曲子词,还是《花间集》中的文人词,都不乏明白如话的作品。柳永词大量吸收俗谚俚语入词,追求口语化,以致招来正统文人“言多近俗”、“浅近卑俗”的指责。李清照的代表作品《声声慢》“冷冷清清”之所以受到古今评家的高度赞扬,正在于她能以寻常口语,表达出自己的孤寂与悲苦。清人孙麟趾《词径》谓“用意须出人意外,出句如在人口头,便是佳作”[10],把语言的口语化作为词的基本特征,应该说甚有见地。除了南宋文人词在文辞上太过雕琢外,大部分宋词的主体词汇已属白话范畴。除此,民间说唱艺术中的诸宫调以及南戏戏文,也是以白话为主的书面语。可以说,宋代文学的各种文体,都程度不同地形成了口语化的特色。

   除了文学作品,更值得重视的是,受禅宗语录影响而产生的大批宋儒语录以及史学著作等非文学作品,也开始大量使用白话,形成对正统文言语体的重大突破。文言何以为正统?就在于它与儒家思想紧密联系,它既是儒家原典本有的语体,继而成为儒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宋儒语录与史著中出现白话,无疑大大动摇了文言的正统地位。在理学家看来,白话同样可以表达儒家思想。如《河南程氏遗书》卷2:“至如人为人问‘你身上有几条骨头,血脉如何行动,腹中有多少藏府’,皆冥然莫晓。今人于家里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问着,己不能知,却知为不智,于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备,甚物是没底?”[11]其中的“家活”、“不到”、“大小大”都是当时的口语,“大小大”还多见于上蔡、朱子及陆象山《语录》中。据语言学研究者统计,《朱子语类》中的白话与文言已经基本上各占一半,[12]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

   在史学书面语中,与此前史书中只是出现零星白话不同的是,宋代某些史官打破了以文言为尊的心态,以白话记史,表现出新的语言观念。如沈括在《乙卯入国别录》中,详细记录出使辽国的过程,细致描写双方争论的场面,常会出现大段白话。后来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将沈括文中白话内容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另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记宋金和战始末,保留不少白话资料,如引用《燕云奉使录》:“阿骨打云:‘自家既已通好,契丹甚闲事,怎生和得?便来乞和,须说与已共南朝约定,与了燕京。除将燕京与南朝,可以和也。’”“且言:‘此是契丹男媳妇,且教与自家劝酒,要见自家两国欢好。”[13]引录《茅斋自序》如童贯交待使者说:“见粘罕,休争闲礼数,且了大事。只议交取蔚、应二州,及飞狐、灵邱两县,其余地境尽画还金国,庶几易了。仍探赜粘罕果有南侵意否?’”[14]这些史官为何甘冒鄙俗之诮而弃文言用白话?显然,他们认为用白话记史比用文言更为真实,应该说,这是史学观念的一个巨大转变。

   白话书面语在宋代多种文体中大量涌现的同时,相关的语言理论也有了显著的发展,说明这种语言现象带有“自觉”意识。书面语脱离口语毕竟不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人为地制造了阅读的障碍。所以早在文言势力强大的汉代,王充就针对书面语脱离口语的状况,只眼独具地倡导“文字与言同趋”[15],最早提出了后人所说的“言文一致”观念。王充行文故意“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所以他的著作在当时的同类书面语中口语程度最高。[16]唐初,史学家刘知几也强烈批评当时史官著史严重脱离口语,不仅在语言风格上“失彼天然”,而且还关系到史书记载的真伪,“华而失实,过莫大焉”。[17]但王充、刘知几的语言主张,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

   到了宋代,在由雅入俗的文化变革中,“文字与言同趋”的观点渐入人心,明显影响了士人的语言观念和书写习惯。不少诗词作家在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上,都有明确的理论表述,大量出现的文论、诗论、词论等,对口语与文学的关系也多有涉及。如我国古代第一部修辞学著作《文则》的作者陈骙,就认为语言是有时代性的,古代的书面语(文)是与口语(言)一致的:“古人之文,用古人之言也。”今人著文也应该用自己的口语,“既而强学焉,搜摘古语,撰叙今事,殆如昔人所谓大家婢学夫人,举止羞涩,终不似真也。”[18]明确把保持书面语与口语的一致性,视作为文的基本法则。宋代不少作家运用口语乃至俚语,出于一种理论自觉,甚至带有强烈的冲破传统、挑战旧语言观念的意味。如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云:“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辍不复为。宋子京以为不然。故子京《九日食糕》有咏云:‘飙馆轻霜拂曙袍,糗餈花饮斗分曹。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遂为古本绝唱。”[19]有意思的是,宋祁虽然在作诗时显示了自己的勇气,但在撰史时却又陷入文言正统的窠臼。他奉敕撰《新唐书》,专门改白话为文言以显其雅,颇招非议。他在撰《李靖传》时,嫌“迅雷不及掩耳”不够文,就用“换字法”逐字替换,改成“震雷无暇掩聪”。[20]于此可见,即使在当时的正统文人中,也存在文言与白话观念上的冲突,用语的不同反映着不同的语言观。苏轼诗文中多口语,是因为他本来就主张“街谈市语,皆可入诗”[21],对口语与诗歌的关系有深刻认识。诗人王君玉也说:“诗家不妨间用俗语,尤见工夫。……待伴、羞明,皆俗语,而采拾入句,了无痕颣,此点瓦砾为黄金手也。”[22]杨万里《诚斋诗话》不但热情肯定东坡“避谤诗寻医,畏病酒入务”中的口语为“以俗为雅”,[23]而自己也把诗歌的口语化引入新的境界。李清照在《论词》中不满柳词“词语尘下”,但并不反对柳词以口语入词,反而肯定其“变旧声作新声”。[24]严有翼《艺苑雌黄》也肯定柳词“直以言多近俗”而使“俗子易悦”的语言特点。[25]不少诗文作家在理论上都认识到,以口语入诗不但理所当然,而且也正是表现诗人才能之处,为口语入诗提供理论支撑。

     宋代儒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在继承王充、刘知几语言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文字与言同趋”的观点。朱子根据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明确把文字分两种,一种是“说”出来的,即与口语保持一致的书面语;一种是“做”出来的,即脱离口语的书面语。他认为先秦的诗文皆与口语接近,是“说”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他说:“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恁说将去自是好。后来如鲁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26]所以朱熹反对一味模仿古人而排斥时代语言:“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话。”[27]“更易新好生面辞话”,是指有人专门寻章觅句,用艰深的文言代替新鲜活泼的口语,造成文意晦涩不明。当时有人不无讽刺地将这种在语言上盲目仿古的行为称作“减字换字法”[28]。朱熹认为,进行这种文字“置换”游戏的人,其实根本不懂得语言与思想的关系。他说:“前辈用言语,古人有说底固是用,如世俗常说底亦用。后来人都要别撰一般新奇言语,下梢与文章都差异了,却将差异底说话换了那寻常底说话。”[29]他赞扬欧阳修及三苏没有这种毛病:“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说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的字换却那寻常的字。”[30]不幸的是,大多数文人在有意无意地运用这种“减字换字法”。鉴于二程、朱熹等宋代大儒在思想领域的权威地位,其进步的语言观念及语言实践,必然对其他文士及整个社会发生影响,推动宋代白话书面语的发展进程。

   综观之,古代汉语书面语发展到宋代,已然形成文白对立的形势。一方面,作为正统语体的文言在多种文体的书面语领域仍然固守着自己的阵地;但另一方面,口语向各种书面语领域的“入侵”也在全方位地展开。在有的领域,比如史学书面语中,文言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文学领域,白话已渐呈兴盛之势。正是在这种文白消长的语言背景下,宋代小说发生了两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文言语体的浅俗化,一是白话语体的兴起与发展。

   二、文言小说语体的浅俗化

一般认为,魏晋志怪志人小说的出现,代表中国古代小说进入了形成期;唐传奇的出现,则标志着文言小说的成熟和繁荣。宋代文言小说就其数量而言,现存和可考的多达二百余种。就其篇数而言,更超过唐代,一部《夷坚志》就有五六千个故事。但尴尬的是,宋人小说受到的评价向来甚低,远不及唐。如明人杨升庵说“说者云,宋人小说不及唐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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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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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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