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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连:宋代文白消长与小说语体之变

更新时间:2015-08-16 23:39:05
作者: 孟昭连  
但仍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也有人对宋人小说的这种变化不以为然,甚至深恶痛绝。比如明代复古派发现宋人小说愈来愈白,愈来愈俗,就说“宋人小说不及唐人”,并且忍不住玩起“换字”的老把戏,替宋人改俗为雅,把白话词汇改成文言词汇。如“你”字在唐宋传奇、敦煌变文中就常常使用,但明钞本《说郛》中所载《迷楼记》的“你”字,明刻本大都改为“尔”或“汝”。明钞本《夷坚志》对宋本的篡改最甚,而且手法多变。有的是直接将白话改成文言,如改“欲往”为“欲诣”,改“住址”为“寓止处”,改“无”为“乌有”,改“延我”为“相延”;有的是增添文言虚词,如“至家已卒”变成“至家则已卒”,“至此”变成“至此耳”,“同一饱”变成“同一饱乎”;甚至还将今地名改为古地名,如“德清县”改为“德清驿”等。[59]明代复古风气甚盛,主张“书必篆隶”、“礼从古制”,前后“七子”提出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甚至说“大历以后书勿读”,自然就对宋人小说中的白话看不顺眼。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世之雅人,憎恶口语,每当纂录校刊,虽故书雅记,间亦施以改定,俾弥益雅正。”“无端自定为古人决不作俗书,拼命复古,而古意乃寖失矣。”[60]对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深表不满。事实上,文学发展史上的历次复古,首当其冲的是要复语言之古,就是用秦汉甚至三代的语言替代当世口语。但语言发展的历史证明,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言文一致”的潮流难以阻挡。

   三、话本小说语体的形成

   白话书面语在宋代的迅速发展,除了促进文言小说语体走向浅俗化,更大的功绩是促生了近乎完全口语化的白话小说。白话小说的产生,使古代小说语体发生了一次大变革,彻底改变了魏晋六朝以来小说以文言为语体的局面,为明清白话小说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关于白话小说兴起的原因,学界通行的看法是,宋代说话艺术的繁荣,是导致白话小说兴起的直接原因。推理的逻辑是:早期白话短篇小说又称“话本”,而“话本”即说话人的“底本”,所以白话小说来源于说话艺术。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推理的这几个环节都受到质疑。

   “话本”在鲁迅看来就是指宋代出现的白话短篇小说,二者概念相同,所以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白话小说的兴起,直接以“宋之话本”为篇名。[61]与此同时,鲁迅还将“话本”进一步定义为说话人的“底本”,从而将书面语的白话小说与口传的说话艺术联系起来。但宋代说话艺术的原貌早已不得而知,是什么引起鲁迅要到说话艺术中寻找话本小说的源头呢?显然是因为这些话本存在着很多与说话艺术相似的因素,例如都用口语叙述故事,韵散结合的语言组合,大量的程式化套语;尤其是贯穿始终的说书人语气,有时甚至明确自称“说书的”等。这些明显的说书因素,很自然地会让人联想到宋代兴盛的说话艺术。总的思路是不错的,但值得质疑的是,话本小说是否可以定义为“底本”。

   众所周知,说话艺术属于口传艺术,其创作方法以口头为主,所以有人认为说话艺术并不需要“底本”。[62]但也有不少文献资料显示,古代说话艺人确实也从现成的文字作品寻找故事素材,《醉翁谈录》中所谓“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63]很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另外史书上也有说话艺人收集资料,自己编写“底本”的记载。[64]但不论是利用现成作品,还是艺人自己创作,“底本”毕竟只是讲述故事的“凭依”,只是提供了一个再创作的基础。说话艺人到了说书场上并非照本宣科,而是在“底本”基础上增加大量细节、心理描写、人物对话等,以及随机加入程式化表演,如随时评论故事情节和人物,以“看官听说”招呼听众进行说教等。

   学界公认《醉翁谈录》是关于说话艺术的权威文献,它不但详细地记载了宋代说话的繁荣状况,还记下一百余种话本名目,并分类节录了大量文言故事。学者们推测,这些绝大部分来自《太平广记》、《夷坚志》等的文言传奇故事,大都经过节录或文字删改,很可能曾被说话人用作“底本”。[65]此外,学者们认为《青琐高议》和《绿窗新话》中的作品,也与说话艺术有密切关系,书中的文言故事曾被说话人用作“底本”。[66]

   说话艺术是以口语讲述故事,所以艺人在说书场上要进行语体的转化,将原来的文言故事,改用生动活泼的口语敷演出来。《小说引子》谓说话人“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67]就是指此。而“底本”是文是白,对说书场上的表演效果并无影响,听众接受的都是口语故事。但这个语体转换问题受到了以往许多研究者的忽略,鲁迅只把话本小说视作“底本”,而不及文言小说,大约也是受到这种思维的影响。口传叙事与书写叙事之间的相互转化,是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常见现象,唐代传奇如《任氏传》、《长恨歌传》、《尼妙寂》、《李娃传》、《异梦录》等,都曾经是文人们“剧谈”的内容,经过了一个“因话奇事”、“握管濡翰”、“退而著录”的转化过程后,原来的口语在文人笔下变成了文言书面语,口传故事成就了文言小说的形成和繁荣。到了宋代,说话艺人又回过头来从唐宋传奇作品中寻找故事,再次把文言书面语转化为口语,从而繁荣了口传的说话艺术。

   相对于上述文言“底本”而言,话本小说的“底本”身份值得怀疑。如上所说,研究者之所以由话本小说联想到说话艺术,是因为二者有高度的相似性。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正是这些“最像”说话艺术的因素,说明话本不可能是说话人的“底本”。“底本”不论是艺人作为自己的“备忘录”,还是用作传授徒弟,都只需记录故事情节即可。上文谈及的文言“底本”,皆是如此。但现存的话本小说除了记录故事,还包含着对说话人表演过程的描述,比如说话人对故事情节的说明及评论,以及“话说”、“且说”、“看官”之类的套话,而这些显然并不属于故事的内容。以西方叙事理论观之,这两部分并不属于同一个叙事层次。既然“底本”创作在前,艺人表演在后,“底本”中出现艺人表演的描写,是不符合逻辑的。当然也可以假设是“底本”作者预先写进来的,但仍不可信。因为这些程式化表演的用语都是固定的,有限的几句通用于各种不同的故事,说话艺人早已烂熟于心,只需根据现场的讲述情况随机运用即可,没有必要预先安插在每个“底本”中。如果说某一位说话人为了授徒偶然为之尚且可能,但每一个“底本”都以统一的格式添加这些无用的内容,实在难以理解。说话艺术是表演艺术,而非书面语文学,它的艺术特性应该只能在说书场上表现出来;“底本”并不与听众见面,其中充满说书的艺术符号毫无用处。也就是说,真正的说话人“底本”,虽然语言上可能有文白之别,但都应只记载故事内容,不应出现说话人临场发挥的内容。

   现存的几十篇宋代话本,虽然语体的文白并不统一,但在显示说书特征上相当一致,就连几篇基本以文言为主的作品也被安上“入话”、“词曰”变成了话本。这种以文字书写表现出口传文学特征的作法,透露出作者的强烈意图,即让人在阅读小说的时候,产生如在说书场上听人说书的错觉。其实,这是许多中国古代小说的共同特征,“三言”、“二拍”如此,《三国》、《水浒》等长篇章回小说无不如此。这是面向读者的书面语小说的通常作法。由此可以推断,话本并不是说话人表演之前写就的“底本”,而是像“三言”、“二拍”、《红楼梦》一样,是一种书面语创作;更具体地说,是宋代文人为满足当时雕板印刷业的需要,模仿说书形式创作的一种新型小说文体。

   宋代发达的刻书业,是推动宋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中也包括极大地推动了白话书面语的快速发展,这一点常为学者们所忽视。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不但传播速度很慢,而且传布区域也很有限。但雕板印刷彻底改变了这一面貌,书籍的传播有了惊人的进步。宋代“兴文教,抑武事”,教育政策向社会下层倾斜,各地私学与书院有较快发展,《都城纪胜》载当时临安“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68]文人受到尊重,读书人大量增加,社会对书籍的需要大幅提高,著书的人也随之增加,教育与出版形成了良性发展的局面。宋代刻书分官刻、坊刻、私刻,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记当时刻书业:“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为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69]与官方刻书不同,坊间刻书以赢利为目的,实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所以坊间刻书的最高经营原则是“易成而速售”,“易成”就是要节约成本,缩短刻印时间;“速售”则要在内容上迎合市场的需要。从元代至治年间福建虞氏所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的版式、字体来看,话本小说显然就属于“易成而速售”的一种。为了弥补在资金与技术上的不足,坊间刻书往往在选题上下功夫,选择百姓最为实用、内容通俗易懂的书籍,即使是传统文言经典,也要在形式上进行通俗化加工,比如增加注释、索隐、释音,添加插图,造成图文互见的效果,自然就利于销售。话本小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引起了刻书业者的注意,并成为民间书坊的重要出版物。

   相对于传统的文言小说,话本小说有两个最突出的特征:一是语体上不再用文言,而是采用了渐趋成熟的白话书面语;二是在叙事方式上,不再用志怪传奇的纪传体,而是采用了民间说书的形式。文言小说的叙事形式来自史传,从志怪小说出现至宋已有六七百年的历史,固定的叙事形式以及相应的审美趣味已然成熟。话本小说的出现,对文言小说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无处不在的说书因素,说明话本小说是在宋代说话艺术强烈影响下出现的。作者变身为“纸上说话人”,将说话艺术的叙事方法全面移植到书面语创作中来,从而产生了说书体的白话小说。话本小说既是对说话艺术的模仿,那么它遵循的就是“讲故事”的法则,而不是文言小说的“写文章”法则。为了让书面语能达到类似说话艺术的效果,作者首先借鉴了说话艺术的口语叙事,以白话讲述故事,通俗易懂,达到文言小说难以产生的艺术效果。此外,作者还在结构、修辞等方面运用了多种模拟手法,充分反映说话艺术独有的特点,全方位地建构一个“纸上说书场”。如结构上“入话”、“正话”、“结场诗”的三段式构造;语言上韵散结合,以散文叙述故事,以“正是”、“有诗为证”引起韵文等;在修辞上,运用说话人特有的套语,以“话说”、“且说”表示情节的开始或转折,以“看官听说”、“且听……”表示读者接受,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写、读关系转变为“说”、“听”关系,营造出说书场的氛围。这些表现手法,为文言小说所不具备,它产生的阅读效果亦有异于文言。

   刻书业者的参与,将话本小说创作推向了市场。读者的选择,促进它向更加通俗化的方向发展。刊刻的话本不同于传抄本,更不同于秘而不宣的说话人“底本”,它是公开出版物,社会影响大,也有一定的经济效益,这必然会吸引一部分文人参与到话本创作中来。这样就形成了创作、出版、读者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话本小说就是在这种循环中不断成长,持续推动着白话在整个书面语领域范围的不断扩大。在这种意义上说,宋代的刻书业也是推动近代汉语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模仿说话艺术的口语叙事,虽然是话本作者与读者的共同选择,但前提是白话书面语的渐趋成熟,近代汉语的发展为这种选择提供了可能性。唐代也有说话艺术,但并没有产生纯粹的白话小说,显然与白话书面语尚不成熟有关。至宋代,白话书面语在多种文体领域都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白话词汇和语法经过长期的积累,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书面语表达方式,白话在记事记言、表情达意上的优势逐渐显示出来,这是白话小说产生的重要语言基础。但由于作者的语言观并不一致,每个作者运用语言的能力也不相同,所以早期话本的语体并不一致,文言与白话杂糅并存。首先表现为话本中既有文言作品,也有白话作品;其次表现为在话本中,纯粹的白话作品并不多,绝大部分是文白夹杂,或以文为主,或以白为主。

笔者用前文提到的计量方法,对《清平山堂话本》中十五篇作品进行文白因素的考察,先以“其、之、也、者、乎”作为指标看它们的文言程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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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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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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