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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连:宋代文白消长与小说语体之变

更新时间:2015-08-16 23:39:05
作者: 孟昭连  
是也。”[31]胡应麟也说:“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采艳殊乏。”[32]更具体地指出唐宋小说之别,乃在于虚实与文辞的差异。鲁迅对宋代文言小说“既平实而乏文彩”的评价,即来源于胡应麟之说。应该说,以“藻绘可观”与“采艳殊乏”概括唐宋小说的不同语言特色,确实比较准确。小说既是语言的艺术,那么它的一切艺术因素,包括形象、情节、细节以及综合的艺术效果,都与语言密切相关。同样是文言小说,创作方法亦大同小异,何以在语言上却有“藻绘可观”与“采艳殊乏”的区别呢?胡应麟认为这种差异由于作者不同造成的,他说:“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33]但如果从更为宏观的语言发展角度来看,此种“平实简率”风格的形成,实与宋代语言文白消长的大背景有关,它是白话大量渗透进文言小说造成的。宋代的不少文言小说,虽然还具备文言的一些基本表达方式,但若与唐代的同类作品比起来,其口语成分又有进一步增加,实则只能算是一种“浅近文言”。宋代整个社会文化由雅趋俗的进程,显然也影响了宋代文言小说作者。

   宋人小说语体浅俗化的主要表现是,无论是写实性较强的笔记类作品,还是虚构性较强的传奇类作品,在一些看似规范的文言句式中,白话词汇及白话表达方式大量增加,无形中“稀释”了文言的成分。如欧阳修《归田录》卷2记梅尧臣事:“其初受敕修《唐书》,语其妻刁氏曰:‘吾之修书,可谓猢狲入布袋矣。’刁氏对曰:‘君于仕宦,亦何异鲇鱼上竹竿耶!’闻者皆以为善对。”[34]夫妻二人的对话有文言语气词“矣”、“耶”,似乎是文言;但语中的“猢狲入布袋”、“鲇鱼上竹竿”又都是民间俗语,这样就形成了文白夹杂、既文且白的特殊语体。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反对华丽而晦涩的语言,主张自然、平易较接近口语的语言,比如他的词中就有“夜来枕上争闲事”、“向到夜来真个醉”、“大家恶发大家休,毕竟到头谁不是”这样的句子,因此其著述中出现口语并不奇怪。如《赵飞燕别传》:“余里有李生,世业儒。一日,家事零替,余往见之。墙角破筐中有古文数册,其间有《赵后别传》,虽编次脱落,尚可观览。”[35]前后均是文言表达,但中间的“墙角破筐中”却是地道白话。再如王明清《摭青杂说》:“项四郎,泰州盐商也。……中夜月明,睡不着,闻有一物触舡,项起视之,有似一人。遂命梢子急救之……”[36]首句以“也”字作判断,又有“中夜”、“闻”、“视之”、“遂命”、“救之”等,总体上是文言表达方式。但句中又有“项四郎”、“睡不着”、“梢子”等口语色彩非常鲜明的词汇。同书另一篇:“玉曰:‘妾闻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若即嫁一小民,布裙短衾,啜菽饮水,亦是人家媳妇。今在此迎新送故,是何情绪!’”[37]“小民”、“布裙短衾”,尤其是“人家媳妇”,都是地道口语。显然,这种语体读起来有文白混杂的感觉,与规范的文言有明显的差别。

   除了文言句式中经常夹杂零星的白话词汇或短语,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白话句子也越来越多。如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桑魏公将应举,父乘间告王曰:‘某男粗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俟王旨。’齐王曰:‘有男应举,好事。将卷轴来,可教秀才来。’……‘他道路不同,莫管他。’”[38]同书中的“焦生见亡妻”条:“筏上人连声大叫云:‘莫向前!向前岸下是潭水,渰杀你。’”[39]洪迈《夷坚志》中可以找到的例证更多。如《卖鱼吴翁》条:“此老数日前却抱得十岁一个女儿来,央我与他梳掠。”[40]《鄂州南市女》条:“对曰:‘实然。怕为爷娘羞,不敢说。’”“我赖尔力,幸得活,切勿害我。候黄昏抱归尔家将息,若幸安好,便做你妻。”[41]等,句子已经口语化。在南宋的小说作品中,这种现象更显突出。如王明清的几部作品中,无论讲故事还是记史,皆有大段白话。比如《摭青杂说》“茶肆主人”条:“京师樊楼畔有一小茶肆,甚潇洒清洁,皆一品器皿,椅卓皆济楚,故卖茶极盛。”“主人闻之,进相揖曰:‘官人说甚么事?’李曰:‘某三四年前曾在盛肆啜茶,遗下一包金子。’”[42]“项四郎”条:“女常呼项为阿爹,因谓项曰:‘儿受阿爹厚恩,死无以报。阿爹许嫁我好人,好人不知来历,亦不肯娶我。今此官人看来亦是一个周旋底人,又是尉职,或能获贼,便能报仇。兼差遣在澧州,亦可以到彼知得家人存亡。’”[43]在这几段中,人物对话几乎全用白话表达,文言词汇极少,而且是用一连串白话词汇按照一定语法规则构成的语篇,语义连贯,句与句之间的关系也很清楚。与词汇相比,语篇是更为复杂的语言单位,不但表意功能更强,而且语体色彩也更为鲜明,大段的白话语篇对文言语体的淡化作用非常明显。

   在白话词汇向文言渗透的同时,传统文言词汇尤其是标志性词汇的大量消退,是造成宋人小说语体浅俗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所谓“标志性词汇”是指在文言语体中使用频率高,且一直相当稳定的词汇。比如“之乎者也”一类语助词,它们在文言语体中往往具有指标性意义,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言的外在标志。宋人对此有深刻认识:“文有助辞,犹礼之有傧,乐之有相也。礼无傧则不行,乐无相则不谐,文无助则不顺。”[44]曾有古谚云:“之乎者也矣焉哉,用得成章好秀才。”[45]意思是说,只要这些语助词用得巧妙,就能写出好文章。唐人撰《晋书》,在引用《世说新语》中的材料时,常常在语尾添加语气助词,如把“乃出牛背上”变成“乃出牛背上矣”,“要作金石声”变成“当作金石声也”,其目的正是为了提高《晋书》的文言化水平;而《世说新语》正因为常常不用这些文言语气词,所以显得比较口语化,读起来文言的感觉较为淡薄。作为有宋朝的开国君主,宋太祖对文人动辄“之乎者也”十分不满。《湘山野录》载,宋太祖一次与赵普登朱雀门,见门额上题“朱雀之门”,便问赵普为什么不写“朱雀门”?那个“之”字有什么用?赵普回答说是“语助词”。太祖便讥讽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46]明确表达出对文言的不屑。所以他的御批也是口语:“我曾与你作指挥,问定远都头有家累无家累,且发遣铁骑都头”、“与臀后十七板”、“点出各人姓名”[47]等。有一次他与大臣月下饮酒,出韵“些子儿”让大臣赋诗。[48 ]“些子儿”即“一点儿”,是一个相当口语化的词汇。宋朝的不少皇帝也喜用白话批文,如宋度宗的御批:“令旨付藏一,所有陈世崇诗文稿都好,可再拣几篇来。在来日定要,千万千万!”[49]也没有“之乎者也”。

   宋代最高统治者的语言观念,对当时的文人究竟会有怎样的影响,我们难以揣测,但不少小说家在记事状物的时候,渐渐淡化了“之乎者也”的作用却是事实。比如颇得宋太祖赏识的张齐贤在其《洛阳搢绅旧闻记》有“梁太祖优待文士”条:“一日,忽出大梁门外数十里,憩于高柳树下。树可数围,柯干甚大,可庇五六十人,游客亦与坐。梁祖独语曰:‘好大柳树。’徐遍视宾客,注目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对曰:‘好柳树。’梁祖又曰:‘此好柳树,好作车头。’末坐五六人起对:‘好作车头。’梁祖顾敬翔等,起对曰:‘虽好柳树,作车头须是夹榆树。’梁祖勃然厉声言曰:‘这一队措大,爱顺口弄人。柳树岂可作车头?车头须是夹榆木,便顺我也道柳树好作车头。我见人说秦时指鹿为马,有甚难事!’顾左右曰:‘更待甚?’须臾,健儿五七十人悉擒言柳树好作车头者,数以谀佞之罪,当面扑杀之。”[50]这段文字二百余字,文白相错,非常生动,除了有“措大”、“顺口”、“弄人”、“更待甚”等口语词汇,一个重要方法是完全不用文言语气词。梁太祖朱温自幼贫穷,并无文化,后以武勇称官并登帝位,终其一生实乃一莽夫而已。以口语记其语言,不但非常形象生动,也符合历史的真实。相反,旧《五代史》在引用这段资料时皆改口语为文言,则是违反历史真实的。[51]

   由于语助词在语体中的重要作用,语言学家认为根据它们的变化,可以判断不同语体的差异。苏联语言学家谢•苏•雅洪托夫认为:“中国文学的某些古代作品之间的语言区别最明显表现为所谓‘虚字’,中国语言学家用这个术语表示虚词和虚语素,以及代词和一些副词。”[52]他曾以几组这样的词汇来判定唐宋几种文体的文白程度。笔者仿照这个方法,对“之”、“乎”、“者”、“也”、“其”等几个常用文言词在唐宋传奇作品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它们在宋代传奇中的使用频率,要比在唐传奇中低得多。较著名的唐传奇作品如《莺莺传》、《任氏传》、《柳氏传》等,这几个文言词的使用次数占作品全文字数的比例,普遍在60‰左右,最高的达到78‰;而在《李师师外传》、《绿珠传》、《杨太真外传》中,这几个词的使用比例只占作品总字数的30‰-40‰之间。虽然由于作者的用词习惯不同,也偶有例外[53],但总的趋势至为明显。所以鲁迅评宋人传奇《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谓“三书与《隋遗录》相类,而叙述加详,顾时杂俚语,文采逊矣”[54]。这三篇传奇虽然总体上还算是文言语体,但因为经常出现口语化的人物对话,而且还引用了不少白话的民间歌谣,所以感觉与唐传奇的“彩艳”风格大为不同。鲁迅把“时杂俚语”与“文采逊矣”视作因果关系,说明他认为语体的文白对小说审美风格是有直接影响的。

   白话成分(包括词汇、语法)在宋代文言小说中的分布并不是均衡的。由上引诸例可以发现,白话主要是出现在人物语言中,而叙述语言仍多用文言。古代史官有记言、记事之别。记言、记事之文虽在后人看来皆为文言,但其语体实际上是有差别的,记言之文往往更接近口语。所以《春秋》与《尚书》较,后者口语较多,人物说话时的语气很明显,故《汉书•艺文志》谓“《尚书》,直言也”。直言,即指当时口语。裴松之作为史家对此深有体会:“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55]记事、记言之别并不限于史官叙事。诸子散文的语体风格也有差异,《论语》被语言家学公认为最接近口语,正是因为它是语录体,亦即记言体。六朝志怪语体不如志人白话程度高,原因也正在志怪偏于记事,志人偏于记言。

   记事、记言何以有语体的差异呢?清人章学诚对此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书之人,不必尽能文也。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56]他认为在书面语创作中,叙述语言与作品人物语言的语体是应该有别,叙述语言的文白完全根据作者的用语习惯,而人物语言则不能完全由作者决定,而要根据作品人物的身份、地位选择适当的语体。这不仅是个文质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作品的真实性。章学诚所论,实际上是对刘知几理论的进一步发挥,虽然针对的是史学叙事,却揭示了一切叙事文体的共同规律。这也正是我们在作为文言典范的《史记》、《汉书》中,仍可以发现人物语言中有少量白话的原因。事实上,只要真正遵循实录的原则,无论史书还是小说中的人物,其语言必然是当时的口语。如王明清《挥麈录》中的一段记载:“俊于张太尉面前唱喏。坐间,张太尉不作声。良久问道:‘你早睡也,那你睡得着!’俊道:‘太尉有甚事睡不着?’张太尉道:‘你不知自家相公得出也!’俊道:‘相公得出,那里去?’张太尉道:‘得衢、婺州。’俊道:‘既得衢、婺州,则无事也。有甚烦恼?’张太尉道:‘恐有后命。’俊道:‘有后命如何?’张太尉道:‘你理会不得?我与相公从微相随,朝廷必疑我也。朝廷教更番朝见,我去则必不来也。’……”[57]原文甚长,有二千余字,记的是王俊告发张宪、岳飞谋反事。这段人物对话口语色彩非常明显。历史研究者大多认为此供状是假的,是为构陷岳飞而编造的。那么,构陷者何以全用口语编造人物对话呢?当然是为了突显事情的真实性。同样是为了保证记载的真实性,王明清特地说明:“首状虽甚为鄙俚之言,然不可更一字也。”[58]由此可见,若从真实性的角度来看,人物对话用口语是真实的,用文言则是不真实的;如果进一步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而言,叙事语言同样是如此。

从语言发展的角度来看,宋人小说的浅俗化是朝“言文一致”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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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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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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