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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常宝:试论西周瞽史的谏诫职责

更新时间:2015-08-16 23:37:38
作者: 过常宝  
筴祝,远罪疾。”[2]658如果“六祝之辞”即六类常用的祈祷辞,那么下面的“六辞”又是什么呢?郑众认为“祠当为辞,谓辞令也。命,《论语》所谓命裨谌草创之。诰,谓《康诰》《盘庚之诰》之属也。……会,谓王官之伯,命事于会,胥命于蒲,主为其命也。祷,谓祷于天地、社稷、宗庙,主为其辞也。……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2]661所谓“六辞”实为六种社会行为中的辞令,与祝的祭祀职事并无关系。这一解释,得到后世学者的普遍赞同,孙诒让说:“此以生人通辞为文,与上六祝、六祈主鬼神示者异”[17]1993。

      但细绎文意,所谓“通上下亲疏远近”在先秦文献中,无一例外是指沟通鬼神。上下泛指天神地祇,亲疏指祖先的亡灵,远近则指山水地望之神。所以,“六辞”也是面对神灵的祷祝语。只是与日常祝祷不同,此“六辞”在很大程度上与政令相关。西周时期政治活动虽然不像殷商那样与宗教行为分不开,但也没有完全独立,一些重要的活动还必须在祖宗神灵的庇佑下,才能获得充分的依据。如《尚书》所录“周初八诰”,即是周公假祖灵而颁行的政治训令[18]38-44。所以,大祝“六辞”实乃是因重大社会事件,而求助于神灵,或假神灵而颁行政令,确“以生人通辞为文”,但仍要仰仗宗教的权威。这样说来,《周礼•大祝》所云皆为祭祀祝祷事:“六祝之辞”为日常祷祝,“六祈”为六种祭祀方式,“六辞”为六类与政治事务相关的祷祝。

   在众多巫史之职中,祝是离鬼神最近的人。《左传•哀公十三年》载吴晋会盟,吴欲扣留鲁子服景伯。子服景伯曰:

   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毕,何世有职焉,向襄以来,未之改也,若不会,祝宗将曰:“吴实然。”[14]1672

   杜预注云:“言鲁祝宗将告云景伯不会,坐为吴所囚。吴人信鬼,故以恐之。”[14]1672显然,人们相信祝有通神的能力,因而能使鬼神对人类进行赏罚。

      西周初期,周公“摄政当国”进行政治变革,主要通过“诰”的形式对成王及其他诸侯王进行训诫。“诰”为大祝“六辞”之一,郑众所谓“文雅辞令,难为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辞”,也就是说,“祝”专有此权除了宗教上的原因外,而且有技能上的优势。那么,祝也就顺理成章地继承了训诫的权力。

   这个推论,可在《逸周书》中得到证实。《逸周书•周祝解》云:

   曰:维哉!其时告汝:不闻道,恐为身灾。讙哉民乎!朕则生汝,朕则刑汝,朕则经汝,朕则阜汝,朕则亡汝,朕则寿汝,朕则名汝。[19]1121-1122

   潘振认为《周祝解》是“设为训民之辞,祝官读之以讽王也”,这一段则是“祝官开读”。这个所谓“开读”,是在宣示一种神权,能“生汝”、“刑汝”、“寿汝”、“亡汝”的,只有鬼神。陈逢衡也同意《周祝解》是“周祝垂戒之语”,并“直开老氏《道德》之先”[19]1120。则《周祝解》作为一篇训诫辞是可以肯定的。我们看这段文字:

   教之以礼,民不争,被之以刑,民始听,因其能,民乃静。故狐有牙儿不敢以噬,獂有蚤而不敢以撅,势居小者不能为大。[19]1129

   这明显是教君王统治之道,全文大致如此,所以,这是一篇针对周王的训诫辞,“开读”显示了周祝训诫权力来自鬼神,而正文则通过征引熟语的方式进行训诫,并无鬼神的痕迹。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西周和春秋时期,祝同时拥有宗教和世俗两重职责,尤其具有训诫君王的世俗职责,而其训诫权力来自于祝职的宗教权能。

   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另一个职务“宗”身上。“宗”原为管理宗族祭祀等事务的职位。《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2]464大宗伯是周天子的官属,宾礼指同姓诸侯四时朝觐。朝、宗、觐、遇、会、同实际上是以大宗伯为首,会合同宗诸侯,进行宗族性礼仪活动。其中的“宗”与祭祖有关。而“谟”同“谋”,来源于传说中的咨议传统。《尚书•洛诰》记成王曰:“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诲言。”[8]406公即周公,“诲言”被于省吾解释为“谋言,犹云谘言、问言”[20]98。此未必是典型的咨言行为,但也说明老年长者对王的教诲可称为“谋”,也就是“谟”。所以,“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就是在“宗”的仪式上,由大宗伯讲论治理天下之道。也就是说,宗伯作为一种宗教性的职务,同样具有训告或谏诫的责任。(3)

   四、          宗教人员谏诫权力的来源

      祝宗卜史和乐人是常说的宗教人员(4)。他们在西周时代,都具有圣俗两重职能,尤其是具有谏诫君王的权力,这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这种文化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周朝成立之初,以周公为首的有识之士对殷商宗教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通过制礼作乐,将殷商巫政改造为西周的教化政治。周公是周族的宗教领袖,其时又吸收了不少来自殷商的宗教人员,所以,他的权威和行为依据不能完全离开宗教(5)。所谓“制礼作乐”,是一种在传统宗教仪式外壳下进行的文化变革,是“神道设教”。此形态下的新政治制度离不开宗教专业人员,所以,宗教人员同时担任世俗职务,并凭借这宗教传统,享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顺理成章的。这也是“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的原因。

      但几乎所有的祝史人员都拥有谏诫君王的权力,并不能完全归因于上面的解释,而是与周公为周政权所确立的训诫政治形态有关。

      周公摄政称王,只是一种宗教上的便宜行事,他并没有完全取消成王的权位。那么,如何平衡两个王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周代政治的一件大事。事实上,由于周公本人的相对强势,并过多地介入政治和军事,引起了流言,导致政治危机,迫使两王并立的政治架构流产,周公归政成王。在这样的环境下,周公主要借助神圣身份,采用训诰的方式来推行自己的政治意图。一种训诫式的政治模式由此慢慢建立起来。

      首先,周公构建了一个政治训诫的传统。《尚书•无逸》录周公话云:“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诪张为幻。”[8]436而这个训诫传统,又与传说中的长老咨议政治有关,即《礼记•内则》所云“三王……既养老而后乞言”[6]855。《逸周书•皇门解》录周公话云:“呜呼!下邑小国克有耇老据屏位,建沈入,非不用明刑。维其开告于予嘉德之说,命我辟王小至于大。我闻在昔有国誓王之不绥于卹,乃维其有大门宗子势臣,内不茂扬肃德,讫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国王家。乃方求论择元圣武夫,羞于王所,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献言在于王所,人斯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19]582-586说古今圣王的成功都离不开“耇老”的“献言”。而关于这一传统的经典文本,就是《尚书•皋陶谟》。《皋陶谟》描述的正是咨议政治行为,它记载了皋陶对舜的教诲。这篇文章出于周人的追溯,反映的就是周公的训诫政治的构想。

      其次,周公在摄政成王期间,亲身实践了训诫政治行为。《尚书》中有多篇诰辞,诸如《无逸》《立政》等,都是对成王相当严厉的训诫。这些都是最为可靠的周公文献。“诰”,是将祭祖仪式上的对神之“告”,发展为仪式中的对人之“诰”,其标志性语句为“王若曰”,就是借助神灵的名义发言[21]87-88正是在这一仪式性背景下,周公对自成王、诸侯、大臣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谏诫。成王亦认可周公的谏诫权力。《尚书•洛诰》载成王“拜手稽首诲言”,疏曰:“成王尽礼致敬于周公,求教诲之言。”[8]406周公死后,成王还一再申述“周公之训,惟民其乂”,并要求能“弘周公丕训”[8]491、492,这即是对周公谏诫制度的认同。由此,我们可以说,周公以宗教领袖的身份,通过自己的行为,确立周代训诫政治的形态,为后世祝史等宗教人员树立了榜样。

   再次,周公还有可能在事实上推广了这种制度《大戴礼记•公符》载:

   周公使祝雍祝王,曰:“辞达尔无多”。祝雍曰:“使王近于民,远于年,啬于时,惠于财亲贤使能。”[7]249-250

   这个祝辞是在成王冠礼上出现的,虽然难以确保它是一个真实的记录,但它不可能是凭空臆造的,应该有某种历史的或制度上的依据。周公使祝雍祝王也就是赋予了祝谏诫君王的权利。从祝辞来看,是希望鬼神能够保证成王有若干美德,从而可以成为圣明的王。这也说明,祝之所以能谏诫王,是因为它能通过“辞”而交通、驱使鬼神,从而约束王的品德和行为,并依此行赏罚之权。当时的政治还不能完全从宗教文化中脱身出来,《礼记•礼运》“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6]705,对宗教有着很大依赖性,所以,宗教人员在西周能够成为君王的谏诫者,是理所当然的。

   周公和《尚书》所建立的谏诫政治,即使并没有完全成为事实,至少也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对后世政治、文献,以及祝史到士人阶层产生影响,这才有本文开头所说的百官谏诫的描述。

   注释:

   (1)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认为:“大师(太师)之职未见于殷代卜辞。从西周铭文看,目前仅见于恭王之后。也就是说,这种职官的上限不超过西周中期。”则“大师”有可能是后起的名称。但文献中有不少关于殷商“师”职的记载,如《史记•殷本纪》云:“(纣)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又云:“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史记•周本纪》云:“大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这里的“大师”、“少师”皆是乐人,他们有可能出于后人的理解,但大致可以推断,西周之“大师”源于殷商之乐官。

   (2)参见胡厚宣《卜辞记事文字史官签名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1947年);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下册),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88页;王宇信《甲骨学通论》(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等等。

   (3)关于宗伯的训诫之职,参见拙文《论〈尚书〉典谟》,《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第3期。

   (4)卜在周代地位不高,且与史职多有混淆。春秋时有“筮史”一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云:“晋侯有疾,曹伯之竖侯獳贷筮史,使曰以曹为解……。”《国语•晋语四》云“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此外,周代重要的占卜常由史官完成,如《左传•僖公十五年》载:“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晋楚鄢陵之战时,“公筮之,史曰吉”。又《左传•哀公九年》载:“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由上推测,卜官在周代很有可能已经成为史官的属官。

   (5)关于周公的身份和制礼作乐,详见拙著《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之“周公摄政与政教分离”一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参考文献:

   [1]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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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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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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