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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与南宋诗歌发展观

更新时间:2015-08-16 23:36:10
作者: 王水照  

   一 《容安馆札记》的特点和性质

   《钱锺书手稿集》是钱先生的读书笔记,字字句句都由他亲笔写成,是已知手稿集中篇幅最大的个人巨著。不仅篇幅大,更在内容广和深;不仅“空前”,恐亦难乎为继。《钱锺书手稿集》分为三类:一类是《容安馆札记》三卷,已于2003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一类是《中文笔记》二十卷,已于近日出版;一类是《外文笔记》,卷数不详,但原外文笔记本共有178册,34000多页,可能编成四十卷(见《文汇报》2011年11月4日报道)。合计三类,总数估计会达到四五十卷之多。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1]原本有23册,2570页,802则,如果每页以1200字匡算,共约300万字,其中论及宋诗的约55万字,占《札记》的1/5,表明宋诗研究在钱先生的学术世界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札记》以阅读、评论、摘抄作家的别集为主要内容,一般是先述所读别集版本,再加总评,然后抄录作品,作品与总评之间又有呼应印证关系。这种论叙形式在全书中具有统一性。从作者自编目次802则来看[2],它已不是“边读边记”的原始读书记录,而是经过了“反刍”(杨绛先生语)即反复推敲、酝酿成熟的过程,每则不是一次阅读就完成的。而且又有许多旁注“互参”,既有参看前面的第几则,也有注明需参看后面的,说明对全书已有统盘的设计,因而,此书的性质应该是半成品的学术著作,即有待加工成公开出版的正式著作。如《管锥编》中的《楚辞洪兴祖补注》、《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就是在《札记》的基础上“料简”“理董”而成的。

   《容安馆札记》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即私密性与互文性,这对进一步理解此书的性质十分重要。

   《容安馆札记》有很多别名,其中之一就叫《容安馆日札》(或《容安室日札》、《容安斋日札》、《槐聚日札》等),日札即具日记性质,把私人私事、旧诗创作和读书心得等统记在一起,因而自然带有一定的个人性、私密性;即便是读书笔记部分,原来也不拟立即示之他人,只供自己备忘、积累,其间也不免有不足与外人道的内容。然而,在这些日常生活、身边琐事到艺术思考变化过程乃至时事感慨中,仍然蕴含着丰富的学术内容。

   南宋诗人吴惟信《菊潭诗集》有首《咏猫》小诗:“弄花扑蝶悔当年,吃到残糜味却鲜。不肯春风留业种,破毡寻梦佛灯前。”所咏为一只老无风情的懒猫,已无当年“弄花扑蝶”的寻乐兴趣,吃吃残羹,睡睡破毡,无复叫春欲求。钱先生在《札记》中加一按语云:“余豢苗(猫)介立叫春不已,外宿两月馀矣,安得以此篇讽喻之!”(《札记》卷1第22则,第26页)钱家的这只波斯雄猫,是1949年8月他们举家从上海赴清华大学任教后收养的,杨绛先生有散文《花花儿》详记其事,说到“两岁以后,它开始闹猫了,我们都看见它争风打架的英雄气概,花花儿成了我们那一区的霸”。难怪钱先生要以吴惟信小诗来“讽喻”它了。这只儿猫,在钱先生那里,并不止于一桩生活小小情趣,而竟然进入他的学问世界。他写道:“余记儿猫行事甚多,去春遭难,与他稿都拉杂摧烧,所可追记,只此及九十七则一事耳。”(《札记》卷1第165则,第241页)今检《札记》,所记猫事仍屡见,引起他关注的是猫的两个特性:神情专注和动作灵活,都引申到学术层面。他引《续传灯录》卷二十二:“黄龙云:‘子见猫儿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据地,诸根顺向,首尾一直,拟无不中,求道亦然。’(按《礼记•射义》‘以狸首为节’,皇侃谓:‘旧解云:狸之取物,则伏下其头,然后必得。言射亦必中,如狸之取物矣。’正是黄龙语意。)”他认为均与《庄子•达生篇》“痀偻承蜩,梓庆削木”、《关尹子•一宇》篇“鱼见食”之旨,可以互相发明,以申述用志不分、神凝默运的精神境界(《札记》卷1第165则,第241页)。

   钱先生又写道:“余谓猫儿弄皱纸团,七擒七纵,再接再厉,或腹向天抱而滚,或背拱山跃以扑,俨若纸团亦秉气含灵,一喷一醒者,观之可以启发文机。用权设假,课虚凿空,无复枯窘之题矣。志明《野狐放屁》诗第二十七首云:‘矮凳阶前晒日头,又无瞌睡又无愁。自寻一个消闲法,唤小猫儿戏纸球’,尚未尽理也。”(《札记》卷l第165则,第241页)这段充满想象力的叙写,生动地描摹出艺术创作思维的灵动、变幻,不主故常,堪与杜甫刻画公孙大娘舞剑器诗相媲美。杜甫纯用比喻咏剑光、舞姿、舞始、舞罢:“爑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钱先生却出之以直笔甚或叙述语气,同样达到传神的效果。

   附带说及,这只花花儿还成了联结钱、杨两位身边琐事、学术思考和文学创作的纽带。杨先生记述,在院系调整时,他们并入北大,迁居中关园,花花儿趁机逃逸,“一去不返”。“默存说:‘有句老话:“狗认人,猫认屋”,看来花花儿没有“超出猫类”。”’这句“老话”是有来历的。《札记》卷1第165则引《笠翁一家言》卷二《逐猫文》谓:“六畜之中最贪最僭,俗说‘狗认人,猫认屋’。”(第241页)杨先生有散文记猫,钱先生则见之于诗。1954年作《容安室休沐杂咏》十二首,其六云:“音书人事本萧条,广论何心续孝标。应是有情无着处,春风蛱蝶忆儿猫。”《札记》卷1第165则(第241页)中说,中、日两国“皆以猫入画”,“若夫谐声寓意,别成一类,则《耄耋图》是也”。“惟睹日本人编印《中国名画集》第三册景印徐文长《耄耋图》,画两猫伺蝶,意态栩栩”,可为此诗结句作注。

   家庭养猫,司空见惯,钱先生既入吟咏,又引诗讽喻,涉及文献中种种“猫事”,有禅宗话头,民间谚语,中外绘画,甚至进入梦寐:“一夕梦与人谈‘未之有也’诗”,如“三个和尚四方坐,不言不语口念经”之类,竟连带“虑及君家小猫儿念佛也”,于是“醒而思之,叹为的解,真鬼神来告也。以语绛及圆女,相与喜笑。时苗介立,生才百日来余家,只数周耳。去秋迁居,大索不得,存亡未卜,思之辄痛惜。”(《札记》卷1第97则,第164页)生活学术化,学术生活化,融汇一片,在公开文字中就不易读到。

   《札记》涂抹勾乙,层见迭出,从改笔适足见出作者思考过程,启示之处多多。如张先《题西溪无相院》诗之“草声”、“棹声”、“水声”之辩,就是佳例。张先此诗云:“积水涵虚上下清,几家门静岸痕平。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末三字“闻草声”似难解,于是有位葛朝阳说:《石林诗话》、《瀛奎律髓》作“闻棹声”,但并分析道:“但上句‘萍’与‘山’分写,而景入画;若作‘棹声’,则与‘艇’字语复,意亦平平云。”钱先生加按语云:“窃谓‘草声’意不醒,‘棹声’则不称。此句易作‘水声’最妙,惜与首句‘积水涵虚上下清’重一字。”细心斟酌,却举棋不定:“草声”意思不醒豁,“棹声”与“艇”字语复,“水声”又与首句重一字。此页后有夹批:“姜白石《昔游》诗之五‘忽闻人草声’,即子野语意,作‘草声’为是,皆本之姚崇《夜渡江》之‘听草遥寻岸’。”小艇渐行近岸,听到岸边窸塞率草声,情景宛然。从对“草声”怀疑,到“棹声”、“水声”的不稳,最后又回归到“草声”,这个推敲过程表现出作者思维的精密和艺术评赏的严细,这类珍贵资料幸赖这部未定稿的著作保留下来。

   杨先生《<钱锺书手稿集>序》中说到,《札记》原把“读书笔记和日记混在一起”,后因“思想改造”运动牵连,把属于“私人私事”的日记部分“剪掉毁了”。这实在是无法挽救的憾事,不知有多少绝妙好辞从此绝迹人间。但有时会有“漏网之鱼”,如1966年初与杨先生出游北京中山公园,归后患病一节,仅300字,(见《札记》卷3第761则,第2235页)全文都由引证联缀而成,左旋右抽,一气贯注,文气势如破竹,精光四射,令人噤不能语。而更多的是在论及学术的字里行间,仍会透露出现实感慨和时事信息。在《管锥编》第一册中,他称引过唐庚《白鹭》诗[3],在第四册中又称引过另一位宋人罗公升《送归使》[4],均用以说明特定的问题,敏感性和尖锐性均不强。而在《札记》中,我们发现两诗原来是一并论列的。《札记》第2卷(则数未编,不详)第1200页中说:

  

   《宋百家诗存》卷二十四罗公升《沧州集•送归使》云:“鱼鳖甘贻祸,鸡豚饱自焚。 莫云鸥鹭瘦,馋口不饶君。”按,沉痛语,盖言易代之际,虽洁身远引,亦不能自全也。《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白鹭》云:“说与门前白鹭群,也宜从此断知闻。诸公有意除钩党,甲乙推求恐到君。”机杼差类而语气尚出以嬉笑耳。

   罗公升为宋元间人,入元不仕,有“一门孝义传三世(祖、父、弟)”之称。这首抒写以言取祸的诗,背景不很明了,钱先生突出“易代之际”,颇堪注意。唐庚为北宋末年人,曾因作《内前行》颂扬张商英而被蔡京贬往惠州。此诗《鹤林玉露》甲编卷四谓作于惠州:“后以党祸谪罗浮,作诗云(即《白鹭》)。”他在惠州另一首《次勾景山见寄韵》云:“此生正坐不知天,岂有豨苓解引年。但觉转喉都是讳,就令摇尾有谁怜?”对言祸噤若寒蝉。《白鹭》诗的关键词是“除钩党”。我们如了解钱先生解放初“易代之际”所遭遇的“清华间谍案”,就不难从中得到一些重要信息[5]。前文提到的“去岁遭难”,因而导致他记叙“猫事”的文稿“拉杂摧烧”,这几句算得烬后之文,勾画出当年知识分子生存环境之一斑,也不是在公开读物上能读到的。

   《札记》的另一特点是互文性。互文原是我国修辞学中的一种手法,现今西方学者又把它提升为一种文艺理论,我这里主要是指应将《札记》跟钱先生的其他相关著作“打通”,特别是跟《宋诗选注》“打通”。《宋诗选注》初版选了81家,后删去左纬,为80家,其中约有60家在《札记》中都有论述。这些有关宋代诗人的论述,大致写于五十年代,与《宋诗选注》的编选同时,是进行比较对勘的极佳资料。不外乎两种情形:一种是《宋诗选注》里的评论跟《札记》基本一致,但又有不少各种差异;一种是两者根本矛盾、对立。如华岳,《宋诗选注》里对他评价很高,“并不沾染当时诗坛上江西派和江湖派的风尚”,“他的内容比较充实,题材的花样比较多”,但在《札记》中却说:“然观其诗文,嗟卑怨命,牢骚满纸,不类虑患深而见识远之人,大言懆进,徒尚虚气,难成大事。以词章论,亦嚣浮俚纤,好饰丽藻,作巧对,益为格律之累,故渔洋谓其诗‘不以工拙论可也’。”在肯定与否定之间,给人们提出了继续研究的问题。利用互文性的特点,还可以解释《宋诗选注》中一些迷惑不解的问题。如为什么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为什么在再版时要把左纬这一家全部删掉,而不是采取他曾使用过的“删诗不删人”的办法?通过比较、对勘,这些疑团可望冰释。

   如果把比较的对象,从《札记》、《宋诗选注》扩展到《谈艺录》、《管锥编》等作多维对勘的话,就能发现在评估优劣、衡量得失方面的更多异同,把握作者思考演化的轨迹,他的与时俱进、不断深化的过程。对梅尧臣诗,《谈艺录》中以为梅诗不能与孟郊诗并肩,“其意境无此(孟郊诗)邃密,而气格因较宽和,固未宜等类齐称。其古体优于近体,五言尤胜七言;然质而每钝,厚而多愿,木强鄙拙,不必为讳”[6],从正反两面落笔,侧重于贬。《宋诗选注》中则词锋犀利而揶揄,说梅诗“‘平’得常常没有劲,‘淡’得往往没有味。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的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7]到了重订《谈艺录》时,他又写道:“重订此书,因复取《宛陵集》读之,颇有榛芜弥望之叹”,洋洋洒洒地连举近二十例,诚如他自己《赴鄂道中》诗其二所云:“诗律伤严敢市恩”,执法严正、毫不假借了(《宋诗选注》唐庚小传,记唐氏名句:“诗律伤严似寡恩”)。而在《札记》中(卷1第603则,第699页)则云:

宛陵诗得失已见(《谈艺录》,窃谓“安而不雅”四字可以尽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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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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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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