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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

更新时间:2015-08-16 23:33:27
作者: 王水照  

   南宋文学史是一个特定时段(1127—1279)的文学史,更是在文学现象、文学形态、文学性质上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重要历史地位的一部断代文学史。南宋文学一方面是北宋文学的继承与延伸,文统与政统、道统均先后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在天翻地覆时局变动、经济长足增长、社会思潮更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又产生了一系列新质的变化。北、南两宋文学既脉息相联,而又各具一定的自足性,由此深入研究和探求,当能更准确、更详尽地描述出中国文学由“雅”向“俗”的转变过程,把握中国社会所谓“唐宋转型”的具体走势。

   一 南宋文学的繁荣与整体成就可与北宋比肩

   我国典籍素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文学作品散见各部,但主要以集部为载体。从最重要的目录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来看,共收宋人别集三百八十二家、三百九十六种(存目除外),北宋一百一十五家、一百二十二种,南宋二百六十七家、二百七十四种[1],南宋别集的著录数量为北宋的两倍多。这充分说明南宋士人的文化创作仍然充满活力。如果考虑到南宋国土和人口仅为北宋的约五分之三,南宋立国又比北宋短十五年左右(北宋从960 年至1127 年,为一百六十七年;南宋从1127年至1279 年,为一百五十二年),则更能见出南宋文学创作的繁荣盛况。固然由于时间的自然淘汰和战乱的祸患,北宋文集多有遗逸;但南宋文集同样难以避免宋元之交时因兵连祸结、灾难频仍而大量亡佚的命运。

   四库馆臣在著录杨时《龟山集》时,特加一案语云:“时(杨时)卒于高宗建炎四年,其入南宋日浅,故旧皆系之北宋末。然南宋一代之儒风,与一代之朝论,实皆传时(杨时)之绪余,故今编录南宋诸集,冠以宗泽,著其说不用而偏安之局遂成;次之以时(杨时),著其说一行而讲学之风遂炽。观于二集以考验当年之时势,可以见世变之大凡矣。”[2] 解释了何以用宗泽《宗忠简集》和杨时《龟山集》作为“南宋诸集”之首的理由,乃是因其开启南宋偏安之政局、新立儒学“道南学派”一脉之故,着眼于南宋政治、学术方面之新动向,而非斤斤拘泥于他们进入南宋后享年之长短,这是颇具史识的。对厘定南北宋之交的作家何人需入南宋文学史,也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准此原则,我们从《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三大宋代总集中,可以发现,南宋人的诗、词、文均占巨大的份额,超出北宋许多。如唐圭璋《全宋词》共收词人一千四百九十四家,词两万一千零五十五首,其中南宋词约为北宋的三倍(据南京师范大学《全宋词》检索系统之统计,含孔凡礼《全宋词补辑》)。

   现存南宋文学的作家、作品,不仅数量巨大,明显地超迈北宋,而且在内蕴特质、艺术表现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不是北宋文学的“附庸”。北宋诗坛“苏(轼)黄(庭坚)”称雄,词则“苏柳(永)”、“苏秦(观)”、“苏周(邦彦)”均为大家,与之相较,南宋陆游、杨万里诗,辛弃疾、姜夔、吴文英词亦堪称伯仲,“苏陆”、“苏辛”、“周姜”并称,不绝于史,差可匹敌。以下分述诗坛、词坛情况。

   南宋诗歌的发展自具纲目和构架。《钱锺书手稿集》业已出版的《容安馆札记》三卷中,据邓子勉学弟的初步统计,共论及两宋诗文集三百六十种左右,其中北宋七十家,南宋近三百家。在这近三百家中,钱锺书先生只选取九位诗人作为南宋诗歌发展史上的代表性作家:南渡初为陈与义、吕本中、曾幾;中兴时期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后期为刘克庄、戴复古、方岳。这见于他的两则笔记中。卷二第443 则论范成大时云:“南宋中叶之范、陆、杨三家,较之南渡初之陈、吕、曾三家,才情富艳,后来居上,而风格高骞则不如也。”[3] 卷一第252 则论方岳时云:“盖放翁、诚斋、石湖既殁,大雅不作,易为雄伯,余子纷纷,要无以易后村、石屏、巨山者矣。三人中后村才最大,学最博;石屏腹笥虽俭,而富于性灵,能白战;巨山寄景言情,心眼犹人。”[4] 南渡初的三家,钱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已论定陈与义“在北宋南宋之交,也许要算他是最杰出的诗人”;方回《瀛奎律髓》卷一六陈与义《道中寒食》诗批语亦云“宋以后山谷一也,后山二也,简斋为三,吕居仁为四,曾茶山为五”[5] ,同样瞩目于陈、吕、曾三家,意见是一致的。“尤、杨、范、陆”虽素有“中兴四大家”之称,钱先生删落尤袤,却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刘克庄是“江湖派里最大的诗人”(《宋诗选注》小传);戴复古“富于性灵,颇能白战”;突出方岳,则是钱先生的独特见解,他认为方岳“为江湖体诗人后劲”[6] ,而有的学者因为方岳诗集未入《江湖集》而不视他为江湖体诗人。尽管钱先生同时对方岳诗歌的弱点作过严厉批评,但赞其“寄景言情,心眼犹人”,“巧不伤格,调峭折而句脆利,亦自俊爽可喜”。

   这三组九位作家,不仅艺术成就较高,洵称大家或名家,而且具有代表性,在南宋诗歌体派的嬗变过程中,他们各自处于关键性的历史地位。陈、吕、曾处于江西诗派大行其时而又弊端丛生、着力矫正之际;陆、杨、范则能出入江西而又力求别辟蹊径,完成了诗歌史所赋予的创新使命;刘、戴、方从江西派走到江湖体,又有调和融合、“不江西、不江湖”的倾向。抓住这三组九位作家,不仅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南宋诗歌的大走向,而且也表明南宋诗歌在各个小时段中均有自己的创造和艺术新境,没有出现过断层和空白(南宋末还出现过遗民诗人群)。因此,南宋诗歌的总体成就和它具有的阐释空间与研究价值,比之北宋,也是并不逊色的。

   在我国学术史上,并未出现“南、北诗歌优劣论”的争议,但在词史上,却发生过此类公案。仅举清末民初之例。光绪、宣统年间,词坛上兴起推重南宋之风,吴文英词尤被激赏。王国维在1908 年刊发的《人间词话》开端即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7] 只是论定北宋词“有境界”,尚未论及南宋词;而在《人间词话删稿》中,就明斥南宋词为“羔雁之具”了:五代、北宋,“词则为其极盛时代”,“至南宋以后,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8] 。他从艺术求真的角度指控南宋词是酬世应世的伪文学,并进而说它已入词的衰世。次年,南社在苏州虎丘举行成立大会,柳亚子豪爽地声言:“人家崇拜南宋的词,尤其是崇拜吴梦窗,我实在不服气。我说,讲到南宋的词家,除了李清照是女子以外,论男性只有辛幼安是可儿,梦窗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断,何足道哉!”[9] 同是南社成员的黄人,则在《中国文学史》中以史家的立场对北、南宋词作了斩钉截铁的褒贬:“晏欧秦贺,吹万不同,而同出天籁。张柳新声,苏黄别调,虽炫奇服,未去本色。南渡而下,体制日巧,藻饰日新,钩心斗角,穷极意匠,然而情为法掩,义受词驱,盖文胜而质渐漓矣。”[10] 比之柳亚子,算是学术批评,而贬抑南宋词的观点是一致的。

   柳亚子意见的对立面是可以论定的,那就是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为代表的“金陵—临桂词派”[11] 。如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云:“作词有三要:重、拙、大。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12]极力为南宋词立帜。柳亚子的意见当时就遭到南社内部庞树柏等人的反对,因庞树柏曾从朱祖谋学词,取径南宋,朱祖谋且为其删定词集,这透露出南社内部不同词学旨趣的人事背景。柳亚子的贬南宋词,不排除其中隐含有不满清朝遗民的政治情结。王国维所论的指向性若明若暗,不能确定;但他遵循的是文学自身的艺术考量,则是可以断言的。

   文学史上诸多优劣论的争议,如李杜、如韩柳,往往没有最后的定论,无法取得人们的共识,原因之一在于比较双方常常各有短长,各具特点,处于势均力敌、大致相近的水平线上。与其强分高下、率意轩轾,不如平心静气地探究双方各自的具体特点。就北、南宋词之争而言,一些调和折衷的见解,反而能给人们更多的启发。如朱彝尊《词综•发凡》云:“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从发展的眼光拈出“工”、“变”两字,颇能中其肯綮。今人饶宗颐云“夫五代、北宋词,多本自然,时有真趣;南宋词则间出镂刻,具见精思”,而“先真朴而后趋工巧”,“乃文学演化必然之势,毋庸强为轩轾”[13] ,与朱氏“工变”之论精神完全一致。即使是对南宋持批评倾向的评论,由于着眼于具体分析比较,也能搔到痒处,抓住要害。如吴世昌《罗音室词存跋》云“言情为汴梁所尚,述志以南宋为善”,则从词所表达的内容上来分疏两宋,颇为确当。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14] “就景叙情”与“即事叙景”的区分,也是对一部分北、南词的精辟概括。田同之《西圃词说》引宋徵璧论词之语,列叙南宋诸家的各自特色,如“刘改之之能使气,曾纯甫之能书怀,吴梦窗之能叠字,姜白石之能琢句,蒋竹山之能作态,史邦卿之能刷色,黄花庵之能选格,亦其选也”。接云:“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纷如,难以概述矣。”[15] 持论客观公允。田同之还说:“南宋诸名家,备极变化。盖文章气运,不能不变者,时为之也。于是竹􀀀遂有词至南宋始工之说。惟渔洋先生云:‘南北宋止可论正变,未可分工拙。’诚哉斯言,虽千古莫易矣。”[16] 南宋词是北宋词的延续与发展,它们之间是时运使然的“正变”关系,“未可分工拙”,此虽不能遽断为“千古莫易”,但相信是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

   其实,从两宋词对后世“影响因子”的角度,也可证明南宋词不让北宋。据有的学者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依照存词数量、历代品评、选本入选数量等六个指标,确定宋代词人中有一定成就和影响的约在三百家左右,其中堪称“大家”和“名家”者排名前三十位中,南宋就有辛弃疾、姜夔、吴文英、李清照、张炎、陆游、王沂孙、周密、史达祖、刘克庄、张孝祥、高观国、朱敦儒、蒋捷、刘过、张元幹、叶梦得等十七人,超过北宋苏轼、周邦彦等十三人。这也能从某一视角说明南宋词坛不仅比之北宋旗鼓相当抑或稍胜之。[17]至于南宋文学流派之活跃、文学社团活动之频繁、文学生态结构之均衡、文学批评理论之兴盛,都有不容忽视的上佳呈现。要之,南宋文学是一份厚重的文学遗产,目前存在的“重北宋、轻南宋”的研究现状与之是不相称的。

   宋代士人思想创造的自由度和精神的自主性问题,长期为人们所误解。一般多认为宋人受理学牢笼,精神自抑,行为拘谨,情感苍白,实有以偏概全之弊。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18]把宋代士人的精神创造能力提到一个近似顶峰的高度。在另一篇论及中外文化思想交流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他又以“能动时代”和“受动时代”为标准,把中国思想哲学史厘定为四个时期: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至宋为“受动时代”,宋代则“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宋以后至清又跌入“受动时代”,“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19] 。陈寅恪推崇宋代文化创造为华夏民族文化之“造极”的论述,已是耳熟能详的著名见解。他在《论再生缘》中也提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于上乘”[20] 。余英时更直截了当地断言:“宋代是士阶层在中国史上最能自由发挥其文化和政治功能的时代,这一论断建立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之上,是很难动摇的。”[21]

这些论断是针对整个宋代的概评,自然包含南宋,或者毋宁说乃是主要针对南宋所作的判断。余英时把朱熹时代称作“后王安石时代”,但他研究的对象毕竟是南宋的朱熹以及南宋的“士大夫政治文化”;陈寅恪讲“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因而文学“上乘”,所举实例是南宋汪藻的《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王国维是在评述“宋代之金石学”时作上述论断的,而讨论“金石学”,南宋毫无疑义自属重镇。他们都认定南宋士人享有思想文化创造的高度自主和自由,是对他们生存的生态环境的确切观察。南宋自然仍有党争的倾轧、舆论的钳制、文字狱的兴作,甚至科举制度对诗歌创作的贬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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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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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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