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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

更新时间:2015-08-16 23:33:27
作者: 王水照  
但从全局上、从总体上衡量,仍不失为一个自由创作的历史时期,这也是南宋文学能保持繁盛和取得不容低估的创作实绩的根本性原因。

   二 南宋作家的阶层分化与文学新变

   宋代文学的创作主体是宋代士人,他们不仅是传统雅文学(诗、词、文)的主要作者,也是新兴俗文学(戏曲、白话小说)的重要参与者。从政治权力的分享、经济收入的分配、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及生存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来看,南宋士人的阶层分化趋势日益明显。宋代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科举社会,日趋完备的科举制度与宋代士人的命运关系极为密切。以是否科举入仕作为标准,可以将宋代士人大致分为仕进士大夫和科举失利或不事科举的士人两大阶层,或可概括为科举体制内士人和科举体制外士人两类。北宋的士大夫精英大都是集官僚、文人、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南宋士人中的一部分,也基本上继承了这一特征,但能在这三方面均达到极高地位如欧阳修、苏轼者,已不多见,贤如朱熹,主要身份乃是学者,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建树尚逊一筹。而到南宋中后期,士人阶层的分化加剧,大量游士、幕士、塾师、儒商、术士、相士、隐士所组成的江湖士人群体纷纷涌现,构成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笔者三十多年前曾向钱锺书先生请教及此,他回信说:“江湖诗人之称,流行在《江湖诗集》之前,犹明末之职业山人。”明末山人,尤在江南一带,多如牛毛,袁宏道叹为“山人如蚊”[22] 。他们大都处于奔走漂泊、卖文为生的生存状态。钱先生这句话,敏锐地揭示出一个新型社会群体的产生及其历史承续与演化,职业性的“假山人”实乃“真江湖”,前后一脉相承。近年西方汉学家所讨论的中国“前近代知识分子共同体”命题,除了主要包括科举入仕的精英群体外,也应把这部分士人群体安置于适当的位置。这一阶层的士人,因政治权力的缩小、社会地位的下降,精英意识的淡薄,也导致了他们在文学取向上的巨大差异。

   南宋士人社会角色的转型与分化,造成了整个文化的下移趋势。波及文坛,即其主要力量转入了民间写作,“布衣终身”者纷纷登上文学舞台,这在南宋中后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可能是历史的巧合,南宋最著名的文学家大多在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前后去世,如陆游(1125—1210)、范成大(1126—1193)、杨万里(1127—1206)、辛弃疾(1140—1207)。此外,陈亮卒于1194 年、朱熹卒于1200 年、洪迈卒于1202 年、周必大卒于1204 年、刘过卒于1206 年、姜夔约卒于1209 年。自此以后七十多年(几占南宋时期的一半)成为一个中小作家腾喧齐鸣而文学大家缺席的时代。文学成就的高度渐次低落,但其密度和广度却大幅度上升。

   宋代士人群体内部的层级分化,依违于科举体制而派生的两类文士,他们的自我角色认定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属于体制内的入仕作家,具有较强的社会承担精神与精英意识,在外来军事打击下所催生的国难意识,使他们深感民族存亡的沉重与沉痛,和战之争和党派之争交相纠葛,成为南宋政治关注的焦点;表现在文学领域,抗金、抗元是最为集中的主题,慷慨昂扬、悲愤勃郁的基调贯穿于南宋诗坛、词坛。这既为汉唐文学所未有,也为北宋文学所罕见。陆游的诗、辛弃疾的词,双峰并峙,是南宋文学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也是爱国主义的精神瑰宝。

   属于体制外的不入仕作家,固然不乏表现时代重大主题的作品,宋元之交时期的遗民诗人就是如此。然而相对而言,他们大多对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疏离,秉持一种相对纯粹的文学观念,注重个人精神世界的经营,追求情感交流的新自由。他们已不太顾及文学“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儒家教化功能,纯为个人思想感情的抒写需要而写作,甚或变作干谒的手段、谋生的工具。江西诗派的中后期作家、“四灵”和江湖诗人群等,均属“民间写作”的范畴。元人黄溍曾感叹说:“呜呼!四民失其业久矣,而莫士为甚。”[23] 他对宋元以来士人中放弃科举本“业”之风的惊呼,表明了他对士人阶层急剧分化形势的不解与惊诧。其实,这是无法逆转的。

   上述层级划分自然是相对的,并非泾渭分明的。尤对士人个体而言,情况千变万化,一生中难免升沉顺逆,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每位作家的社会身份作出逐一的鉴别和归类;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不入仕作家群也离不开入仕官僚的揄扬和支持,宣扬“四灵”的叶适,江湖派最大诗人刘克庄,均为上层官吏。作为大量江湖谒客的幕主,亦非主管官员不办。然而这一社会群体虽无法严格界定,却是有固定所指的实际存在,对其加以深入研究,对于把握与认识长达南宋文学史近二分之一时间里诗坛、词坛的下移趋势,实具有重要意义。

   促成文化下移趋势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中南宋时期印刷产业的蓬勃发展就很值得注意。我国文学作品的物质载体,经历过竹帛、纸写、印刷等几个阶段(今天又进入电子网络时代),每个阶段的转换都引起文学的新变。大致在东汉中后期,纸开始普遍使用,纸写逐渐代替简册,新型的传播方式带来了人际交流的便捷和自由,增强了文学的情感化[24]。雕版印刷术起于隋唐之际,至北宋以前尚不太发达,且所印大都为日历、佛经、字书,至宋慢慢地形成规模化产业,官刻、私刻(家刻)、坊刻及书院刻、寺观刻等,构成颇为完备的商品构架和体系,图书市场开始孕育成型。到了南宋,又有长足的发展:民间坊刻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私刻(家刻)之风气更为炽盛,且偏重于集部的印制,改变了北宋官刻中重经崇史的倾向;官刻中也出现中央国子监等渐衰而地方繁兴之局;特别是杭州、福建、四川三大刻书中心的确立,散布于南方十五路的各具特色的刻书业[25],共同引领南宋刻书业走向初步成熟和辉煌。

   欣欣向荣的南宋刻书业,极大地促进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交流,扩大了传播的覆盖面,提高了流通速度,推动了南宋文学的发展。尤为重要的是,不少书商直接参与了文学运作,使刻书事业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文学活动。临安“陈宅书籍铺”坊主陈起、陈续芸父子,广交当时“江湖之士以诗驰誉者”(《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亲自组织约稿,黾勉从事,编刻《江湖集》约六七十种,前后长达五六十年之久[26]。他集组稿、编辑、刻印、出售于一身,本人又是诗人,曾遭遇“江湖诗案”,与江湖诗人声息相通,命运与共。叶适编选《四灵诗选》,为永嘉地区四位诗人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宣扬鼓吹,陈起予以“刊遗天下”[27] ,以广流布。这群“江湖之士以诗驰誉者”并世而居,但互不相交或交往不密,依靠陈起有组织的刻印诗集而汇聚成一个特殊的集合体。他们原只是一个社会群体,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诗派”。一般研究者认为他们组成了“江湖诗派”,且谓其命名之由在于陈起刻印《江湖集》。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由于社会上先已分散存在一群“以诗驰誉”的“江湖之士”,陈起遂顺理成章地把他们的诗集统一名之为《江湖集》;但如果没有陈起这一顺应潮流的创新举措,这群“江湖之士”还是一盘散沙,无法成为影响社会、影响诗坛的重要力量。因此,从“四灵”到“江湖”,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前所未见的“以诗驰誉者”的社会群体,陈起的书坊变成了这批民间诗人们凝聚的纽带和交流的平台。

   在南宋,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融入宋代整个商品经济体系之中;它与文学日益紧密的联系和结合,深刻影响到文学的演变和发展,这是南宋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文学转变的一个标志。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三 重心转移:由北而南和由雅而俗

   从我国文化、文学发展的全局来考察,南宋处于其重心转移的关捩点:就地域空间而言,学术与文学的重心完成了从北方到南方的转移;就文学样式而言,重心由雅而趋于俗。

   研究人口分布的成果表明,我国人口的南北比重,长期以北方居先;到了宋代才开始根本性的转折,南方人口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而且一直保持、延续到明清时代[28]。这一现象在南宋尤为突出。靖康之变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活动,比之前两次(东晋,安史之乱至五代)规模更大、影响更深,大批士大夫与数以万计的流民、难民一起举家举族仓皇南渡,也把学术文化传至南国,杨时“道南学派”是著例,吕本中、吕祖谦家族传承中原文明更具典型性,且在文学领域更有明显而深刻的表现。在南渡的文化家族中,要数吕、韩两族对文坛影响最为直接、深巨。不妨先从韩元吉谈起。作为南渡最早一批作家之一,韩元吉于建炎元年(1127)举族南迁,几经流徙,定居于信州。他的诗文,朱熹说他“做著尽和平,有中原之旧,无南方啁哳之音”[29] ,意即保持中原承平时期的厚重与深永,一扫南方文风中繁碎、纤细、柔弱的一面。且据朱熹亲自接触,“向见韩无咎说他晚年做底文字,与他二十岁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远,此是他自验得如此”[30] 。后来四库馆臣也认同这一评价:“统观全集,诗体文格,均有欧、苏之遗,不在南宋诸人下。”[31] 辛弃疾《太常引•寿韩南涧》中推尊他“今代又尊韩,道吏部,文章泰山”,又以韩愈相比。他与当时名家均有广泛交游:“又与朱子最善,尝举以自代,其状今载集中。故其学问渊源,颇为醇正。其他以诗文倡和者,如叶梦得、张浚、曾幾、曾丰、陈岩肖、龚颐正、章甫、陈亮、陆游、赵蕃诸人,皆当代胜流,故文章矩矱,亦具有师承。”[32] 韩元吉官至吏部尚书,《宋史》无传,遭遇冷落,朱熹却敏锐地揭出他作品中的北方文学因子,以及对南宋作家的影响力。韩元吉的另一值得注意之处是,他对学术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这与同他交往甚密的吕本中、吕祖谦一族有着相同的取向。吕本中出身望族,其家学特点即是“不名一师”(全祖望《荥阳学案序录》),以兼取众长为宗。他不仅在学术思想上“躬受中原文献之传,载而之南”(吕祖谦《祭林宗丞文》),主张“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33] ,而且在诗学思想上,也倡导“活法”、“悟入”,反对一般江西诗人只认老杜、黄庭坚之门,而主张“遍考精取,悉为吾用”[34] 。吕祖谦是韩元吉女婿、吕本中侄孙,《宋史•吕祖谦传》云:“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既又友张栻、朱熹,讲索益精。”也同样呈现出贯通各派、融合南北的特点。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又说他“其学本于累世家庭之所传,博诣四方师友之所讲”,以北方中原“家学”为本,济之以南方地区“师友”之学,概括出他“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融贯特点。这既反映在朱熹、陆九渊著名的“鹅湖书院”之争中他的折衷调和立场上,也反映在他的文学思想和写作实践中。关注南北文风之异的朱熹,也同样关注南方地域文化对南渡作者的反作用。他说:“某尝谓气类近,风土远。气类才绝,便从风土去。且如北人居婺州,后来皆做出婺州文章,间有婺州乡谈在里面者,如吕子约辈是也。”[35] 吕子约,即吕祖俭,为吕祖谦弟。作为“北人居婺州”一员的吕祖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文风的影响。

   吕祖谦还特别讲到吕氏家族与“江西贤士大夫”长期形成的交好传统。在《题伯祖紫微翁与曾信道手简后》中记载了其父吕大器的一段教诲:吕氏家族从北宋吕夷简和晏殊相交起,即与“江西诸贤特厚”,历数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刘敞、刘攽、“三孔”、曾肇、黄庭坚等人与历代吕氏传人之间的友谊。因而,南渡以来,吕本中在临川地区“乃收聚故人子曾信道辈,与吾兄弟共学,亲指挥,孳孳不怠,既又作诗勉之,今集中寄临川聚学诸生数诗是也”,并说:“吾家与江西贤士大夫之疏密,亦门户兴替之一验也。”[36] 吕祖谦也沿承吕本中的办学精神,“四方学子云合而影从,虽儒宗文师磊落相望,亦莫不折官位抑辈行,愿就弟子列”[37] 。这不仅促成“婺学”的隆兴,其影响也自然延伸到诗文创作方面。吕本中早年架构“江西诗社宗派图”,倾力于对江西诗派的理论总结与创作推阐,应受到其家族这种特殊的“江西情结”的驱动;南渡后他继续关注此派的发展,纠正江西后学的局限与流弊。

除移民作家外,南宋诗文作家的占籍地域,多集中在浙江、江西、福建、两湖地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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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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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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