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曾维刚:典范确立:论陆游的当世接受

更新时间:2015-08-14 22:55:25
作者: 曾维刚  
续有作家取法其创作,既有朝堂之士,也有江湖诗人,不同作家受其影响又各有不同的方面,如周必大得其雅淡,张镃得其豪放,戴复古得其慷慨悲壮,苏泂兼其清新淬炼和沉郁激壮,陆游对当世创作型接受群体的影响可谓广泛而深远。

   (二)君主青睐激赏

   陆游才学超逸,爱国忧时,诗学精深,尤得中兴之君孝宗赏识。孝宗登基之始,史浩、黄祖舜即以谙擅词章典故荐举陆游,孝宗赐其进士出身。陆游在高宗朝久摈科场,因此甚为感慨,叹其科名“不试而与,尤为异恩”(61)。乾道、淳熙间,陆游先后通判夔州,入南郑为王炎幕僚,到成都为四川制置司参议官,史称其“宦剑南,作为歌诗,皆寄意恢复。书肆流传,或得之以御孝宗。上乙其处而韪之”(62)。陆游剑南爱国诗篇为孝宗赏识,淳熙五年(1178)特诏其东归,提举福建常平茶事,成为诗坛佳话。周必大即有送陆游诗称“汉皇亲召贾生还,京路争看北海贤”(63)。淳熙十三年陆游知严州,陛辞,孝宗谕之:“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64)陆游称“勉以属文,实临遣守臣之未有”(65)。又,淳熙中孝宗尝问周必大“今代诗人亦有如唐李太白者乎”,必大以陆游对,“由是人竞呼为小太白”。(66)可以看出孝宗、陆游君臣的遇合,在淳熙间达到高峰。若论“诗能达人”,孝宗朝陆游堪为一个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孝宗对陆游的接受并非单出自孝宗对人才的青睐激赏,还与陆游积极致君行道的作为密切相关。如乾道九年(1173)孝宗御制《苏轼文集赞》,颂扬苏轼立身为文的刚大之气,淳熙十五年陆游进《上殿札子》称“轼死且九十年,学士大夫徒知尊诵其文,而未有知其文之妙在于气高天下者。今陛下独表而出之,岂惟轼死且不朽,所以遗学者顾不厚哉”(67),对孝宗推尊苏轼、崇尚气节予以赞同。君臣间这种对于时势及时文认知的契合,正是孝宗接受陆游的内在动因。而一代君主的接受,对陆游得到时人更广泛的认同自然有推波助澜的效应。

   (三)大众争相传诵

   陆游一生习业应举,游宦隐居,出入朝堂,涉历民间,足迹遍及越中、临安、镇江、蜀中、闽中、江西等多地,尝称“平生事业诗千首,残稿从教处处留”(68),可见其诗在当时的广泛传播。因而还应将其置于更为深广的时空之中,考察他在当世普通大众中的接受状况。

   乾道、淳熙间陆游宦蜀,是其诗风成熟的时期,也是他获得诗坛更大认可的阶段。他在大众中的接受,亦与之同步。如淳熙元年(1174)他在成都作《春愁曲》,淳熙十年赋《后春愁曲》,有序回忆说“予在成都作《春愁曲》,颇为人所传”,诗又称“六年成都擅豪华,黄金买断城中花。醉狂戏作《春愁曲》,素屏纨扇传千家”。(69)宋人黄升记载,“范至能、陆务观以东南文墨之彦,至能为蜀帅,务观在幕府,主宾唱酬短章大篇,人争传诵之”(70)。清人徐釚《词苑丛谈》也有同样的记载。(71)可见陆游诗深受蜀中大众喜爱,为人争相传诵。

   临安是陆游政治与文学活动的又一重要空间。淳熙十三年陆游知严州,陛辞之际赋《临安春雨初霁》,诗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72),颇清新可喜,刘克庄称“传入禁中,思陵称赏,由是知名”(73)。陆游诗是否得到高宗称赏尚难考定,但为人所传当为不虚。戴表元亦记载,陆游在临安日,常与杨万里、姜夔等人会于城北张镃南湖园,“至辄欢饮浩歌,穷昼夜忘去”,“醉中唱酬诗或乐府词累累传都下,都下人门抄户诵,以为盛事”。(74)戴氏非专记陆游,但陆游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人物,据之可以想见其诗在都城大众间竞相传诵的盛况。

   结语

   上文从不同层面考察了陆游的当世接受状况,最后笔者拟就其所表现出的历史时代特征、文化与文学意蕴略作检讨,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陆游当世接受的时代性。历史上有个性的人物成为一个典型形象,源于时代精神的需要。(75)两宋时期高度文治下重视才学文艺的社会风气、持续深重的外族入侵的压力激发出的各个阶层的爱国情感,自然是陆游接受的历史动因和宏观背景。但还需作更切近的观察。南宋前期高宗长期推行和议政策,秦桧亦党同伐异,摧残正论,此期陆游崭露头角即遭压抑,其接受基本是在曾几等少数师友范围之内。孝宗即位后励精图治,锐意恢复,消弭党争与学禁,同时“号召逐客”(76),“搜访诗人”(77),注重奖掖人才,鼓励文学创作,开创了中兴之治。(78)陆游才学、爱国之忱及诗歌艺术也在乾道、淳熙间得到广泛认可。林景熙指出“前辈评宋南渡后诗,以陆务观拟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与拜鹃心事,悲惋实同。夫同其所以诗之心,则亦同其诗”(79)。陆游及其诗歌传递了南宋中兴时代的心声,也因此获得当世接受认同,成为时代的典范。

   其二是陆游当世接受的普遍性。就其批评性接受群体来看,如曾几、史浩、黄祖舜、孝宗、周必大、韩元吉、章甫、尤袤、朱熹等对其才学的接受;曾几、范成大、韩元吉、郑师尹、孝宗等对其爱国之忱的接受;曾几、周必大、杨万里、张镃、姜特立、孝宗、朱熹、尤袤、姜夔等对其诗歌艺术的接受,涵括当世君主、朝野政要、学术宗师、文坛名家以及江湖名士,堪称一个庞大的、极具代表性的阵容,体现出陆游接受的普世性特征。就其接受的影响与效应而言,如周必大、张镃、戴复古、苏泂等对他的学习效法;孝宗对他的青睐激赏及由此而致的君臣遇合;蜀中、临安大众对他诗作的争相传诵,呈现出诗坛、朝堂、民间等宏阔时空中的多层次接受格局,体现了陆游对当世普遍而深刻的影响。

   其三是陆游当世接受的导向性。当世读者群体对陆游的接受呈现为才学、爱国、诗艺并重的“三水分流”格局,深具时代特色,同时对后世陆游接受史也具有导向意义,体现出第一读者群的地位。南宋后期陈振孙称“游才甚高”,“诗为中兴之冠”。(80)刘克庄称“放翁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81)。刘辰翁称“陆放翁诗万首,今日入关,明日出塞,渡河践华,皆如昔人想见狼居胥”(82)。祝洙称其父祝穆“朗吟陆放翁绝笔之诗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堂堂忠愤之志,若合符节”(83)。可见南宋后期仍延续了陆游才学、爱国与诗艺接受的三分格局。但到元明清及现当代后,就出现主要突出其爱国与诗艺两方面的现象。(84)随着其才学接受的淡化,陆游的宋后接受逐渐形成志士、诗人“花开两朵”的局面。其间的传承与变异,也体现了不同时代文化精神的关联及差异。总之,陆游的当世接受,确立了其典范地位,开创了自宋以降数百年的陆游接受史,具有深远影响和意义。

   注释:

   ①有关陆游接受史,学界已进行了一些探讨,如墙峻峰、张远林《陆游诗歌的效果史——兼论“中兴四大家”》,《江汉论坛》2007年第2期;张毅《回归历史情境来观察——从陆游接受史的角度理解钱钟书〈谈艺录〉的陆游批评成就》,《前沿》2010年第4期;刘扬忠《陆游及其诗词八百年来的影响和被接受简史——以清末至当代一百年为中心》,《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焦宝《陆游词论与词的传播研究初探》,《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等,深具启发意义。但正如郑永晓《2007-2011年陆游研究指数述略》(《中文学术前沿》第5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一文所指出,近年来关于陆游及其作品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日益为学界所关注,但与陆游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相比,学界对陆游影响与接受的研究力度还远远不够。

   ②姚斯指出,作家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参与是不可思议的,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德]H. R.姚斯、[美]R. 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5页)。国内学者进一步指出,所谓第一读者,指以精辟独到的见解与阐释,为作家作品开创接受史、奠定接受基础、甚至指引方向的特殊读者,而在特定条件下,一位作家的第一读者有时会以群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出现接受史中的“第一读者群”现象(参见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64页;尚永亮等《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

   ③⑤《嘉泰会稽志》,《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023、7023页。

   ④(21)(46)(61)(65)(67)陆游:《陆游集•渭南文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89、2290、2395~2396、2011、1977、2002页。

   ⑥(20)(27)(68)(69)(72)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1、3680、序、904、1200、1347页。

   ⑦参见《剑南诗稿校注》卷三三《老学庵》,第2201页。

   ⑧《宝庆会稽续志》卷五,《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151页。

   ⑨(12)(17)(23)(29)(39)(64)(76)《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059~12063、11926、692、12059、12058、12058、11584页。

   ⑩(30)(53)(5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88、1817、1384、1400页。

   (11)(24)(33)曾几:《茶山集》卷五《陆务观效孔方四舅氏体倒用二舅氏题云门草堂韵某亦依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9、49、3页。

   (13)(14)(34)(48)(63)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宋集珍本丛刊》第51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156、438、231、154、185页。

   (15)(26)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78、70页。

   (16)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二五一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43页。

   (1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二《跋周元翁帖》,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1页。

   (19)《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四《答巩仲至》,《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6页。

   (22)参见于北山《陆游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230页。

   (25)范成大:《范石湖集•石湖居士诗集》卷九,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页。

   (28)(41)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1、319页。

   (31)(32)(47)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04、1006、1083页。

   (35)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九《送临川二艾采诗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5页。

   (36)《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一八七《书二•陆务观》,《宋集珍本丛刊》第53册,第1页。

   (37)张镃:《南湖集》卷四,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页。

   (38)姜特立:《梅山续稿》卷二,《宋集珍本丛刊》第48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167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1349.html
文章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4年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