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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帮义:20世纪对陆游和杨万里诗歌研究综述

更新时间:2015-08-14 22:53:40
作者: 叶帮义  
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齐治平《陆游传论》则从语言、韵律、对仗、描写四方面对陆诗艺术作了细致分析。陆游诗诸体皆备,不论古体诗,还是律诗、绝句,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朱东润的《陆游选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疾风的《陆放翁诗词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季古的《陆游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等对陆诗的现实主义创作特征有所论述。对陆游诗歌风格作精细分体研究的,以朱东润用力最勤,收获较多,《陆游研究》中收录多篇文章分论陆游的古、近体诗。《陆游的古体诗》一文重点分析了陆游的七古,指出陆游七古转韵的很多,“显得更流畅、更生动,一字一句在纸面上跳跃起来”;在《陆游律句的特色》一文中,作者从用典、写景、写情三个方面对陆游律诗加以分析;在《陆游的绝诗》一文中,作者指出陆游绝句“一面继承了唐人的优良传统,但是更多地发挥了宋人好议论的特点,在绝句诗里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其七绝大体说来类于唐人的“神韵”、“清远”之作,但是好发议论,“可是在发议论的当中,多数都留下余地,由读者去思考,让他们在玩味之余,更能体会作家的用意,这正是在唐诗的范围之外,作出进一步的尝试”(当然,在分析陆诗各体艺术成就的同时,作者也未忘记指出其不足)。齐治平《陆游传论》中对陆诗的分类研究实即分体研究。作者指出“在陆游的各体诗中,以律诗为最工,律诗之中,又以七律为最工”,陆游七律分两类:“一类是偏于写景的,清新婉约,其风格颇近于许浑”“另一类是偏于抒情的,感激豪宕,其风格最近于杜甫”。作者认为“所有陆游的七言诗都比五言诗好,这大概也是和他的豪迈的天性才情分不开”。

   陆诗的艺术成就及其风格与其转益多师有关,此前陈衍、钱钟书揭示了陆游与梅尧臣等人之间的联系,本期学者则进而考察了他与江西诗派、曾几等人之间的联系。钱钟书《宋代诗人短论(十篇)》中,论及陆游于江西诗派的渊源时说:“陆游31岁才碰见曾几,虽然拜门当学生,但是风格早已成熟,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文学研究》1957年第1期)。朱东润《陆游研究》中有多篇论文分论陆游与曾几、江西诗派、梅尧臣之间的渊源,诸文相互比照,正可构成一个完整连续的体系。齐治平《陆游传论》在论及“陆游诗的渊源与师承”时也指出:“自《诗经》而下,陆游最为崇拜并经常称道的前代伟大诗人有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岑参诸家;于当代则最推重梅尧臣。”又在论及“陆游的文艺理论与实践”时考察了陆游与江西派之间的关系,认为“陆游濡染晚唐,是他从江西入而不从江西出的一大关捩”,“他惩于江西派生硬粗率之失,因而剂以晚唐;又惩于晚唐派纤仄之失,而要求学者取法乎上;都含有补偏救弊的意思”。欧小牧《爱国诗人陆游》指出陆游“以圆润工丽、清新尖刻的风格,回返到北宋初期的‘西昆’诗体,由‘西昆’上溯李商隐,由李商隐而接近杜甫、李白。但他又舍弃了李商隐派的僻奥晦涩的缺点,竭力做到诗歌的明朗晓畅,使人易于接受”。

   相比之下,本期的杨万里诗歌研究有所冷落,受关注和被肯定的程度不及陆诗,成果也不能与陆游研究相比,相关的成果主要见诸钱钟书《宋诗选注》和周汝昌的《杨万里选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相关的论述着重在对“诚斋体”及其“活法”的揭示上。钱著指出:杨万里在当时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和范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并结合杨万里的创作经历及其诗论,论述杨万里和晚唐体、江西派的关系以及“诚斋体”的“活法”:“杨万里的诗跟黄庭坚的诗虽然一个是轻松明白,点缀些俗语常谈,一个是引经据典,博奥艰深,可是杨万里在理论上并没有跳出黄庭坚所谓‘无字无来处’的圈套”、“杨万里对俗语常谈还是很势利的,并不平等看待,广泛吸收;他只肯挑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晋唐以来诗人文人用过的——至少是正史、小说、禅宗语录记载着的——口语。他诚然不堆砌古典了,而他用的俗语都有出典,是白话里比较‘古雅’的部分”,“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作者认为,杨万里所谓“活法”不仅包含吕本中等人“活法”说中规律与自由的统一,而且,根据他的实践以及“万象毕来”、“生擒活捉”等话看来,“可以说他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钱著对杨诗艺术的分析是精辟的,但在当时学界普遍重视作品的思想性的环境下,博学有识者如钱钟书也不忘指出:“杨万里的主要兴趣是天然景物,关心国事的作品远不及陆游的多而且好,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不及范成大的多而且好;相形之下,内容上见得琐屑。”这颇能代表当时学界的看法。

   因此,周汝昌《杨万里选集》的出版倍觉难能可贵。作者在“引言”中固然也努力从思想性方面肯定诚斋诗,但更注重对诚斋体的艺术特点加以细致分析。作者将诚斋体“活法”的特色概括为新、奇、活、快、风趣、幽默、层次曲折、变化无穷:“看他横说竖说,反说正说,所向皆如人意,又无不出乎人意,一笔一转,一转一境,如重峦叠起,如纹浪环生,所以讲他的‘活法’,迅疾飞动是一面,层次曲折又是一面”。“引言”中还将“活法”与“透脱”联系起来加以阐发:所谓“透脱”,就是不执著的结果——“懂得了看事物不能拘认一迹、一象、一点、一面,而要贯通各迹、各象、各点、各面,企图达到一种全部透彻精深的理解和体会;能够这样了,再去看事物,就和以前大大不同,心胸手眼,另是一番境界了”。作者同时指出:诚斋的长处是在“活法”,他的短处也在“活法”——对“活法”过于自负、自恃。诚斋诗虽因思想性不及陆诗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有关的“中国文学史”仍对其艺术成就给予了肯定,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指出诚斋诗“以描写自然景物的为最多,也最能体现他的诗歌的艺术特色”,肯定“他的主要成就和贡献是在艺术风格方面”。书中对“诚斋体”的特点把握得是比较准确的:富于幽默诙谐的风趣;丰富新颖的想象;自然活泼的语言。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出版了孔凡礼、齐治平编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及湛之编的“杨万里范成大卷”(分别于1962年11月、1964年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也是本期杨、陆诗歌研究的重要成果。中华书局1976年11月出版的点校本《陆游集》整理之功不小,书后还附孔凡礼《陆游佚著辑存》(原载《文史》第3辑,转载时有订补),参考价值颇大。这些著作为新时期以来的陆、杨诗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文献基础。

     三

   杨万里作为南宋诗坛的关键人物,其诗风的特殊性、诗论的代表性及在诗坛的实际影响在南宋诸名家中首屈一指。在政治思想标准“第一”时,人们的目光聚焦陆游,杨万里仅被视为一个山水诗人。即使到七十年代末,于北山《试论杨万里诗作的源流和影响》(《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对诚斋诗的思想性仍不乏苛论,仍未脱以思想分析为主的研究窠臼。不过,新时期以来学风变革,这种研究思路渐渐得到了改变。正如胡明在《诚斋放翁人品谈》(《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中所指出的那样:“杨万里的政治品质与道德面貌似乎是无懈可击的”,就诗而言,“放翁的创造性不如诚斋,审美把握不如诚斋”。由文平《试论杨万里诗歌中爱国爱民思想的表现形式》(《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2期)分析了杨诗表现爱国爱民思想的三种方式,实际上是肯定杨诗的思想意义。这些看法不仅代表了新时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学界的普遍看法,也足以表明学术风气的转变。在杨万里诗歌的思想性基本上不存在问题的情况下,诚斋诗的艺术成就更受学界关注。学界召开过几次杨万里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分别由岳麓书社、江西高校出版社于1993年、1999年出版)。对杨万里诗的讨论重点仍在诚斋体的特色及其成因上。关于诚斋体的特色,80年代以来学界在已有基础上又力求有新的阐释或表述,诚斋诗在题材、情调特别是在艺术风格、语言特色和审美情趣方面的特点得到了较集中、深入的论述。熊大权《杨诚斋诗特色试探》(《江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将其概括为:师法自然,幽默风趣;想象奇特,流转圆活;婉而多讽,耸乎必讥;通俗浅近,情真语朴。概括得更为全面(把杨万里的一些爱国诗、悯农诗也包括进来了),分析也更加细致。胡明《杨万里散论》(《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则将其简捷地概括为“活、快、新、奇、趣”几个字,认为诚斋诗以七绝与七古为最佳,其中“七绝短章以活、快称长,化工肖物,即兴成章,往往一片性灵,天趣横溢”、“七古则以新、奇偏胜,或表现飘逸高迈的胸怀志向,或刻画山水风日之形相姿态”。程杰《新灵性、新情调、新语体——“诚斋体”新论》(《争鸣》1989年第6期)视“诚斋体”为“性灵”先锋,认为它的艺术特点表现在:走向性灵;热烈的喜剧性情调;走向新的语体。周启成《杨万里和诚斋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版)认为“诚斋体”主要有五个特点:情趣盎然;以万象为宾友;擅长写生;想象丰富;通俗浅易。章楚藩在《杨万里诗歌赏析集•前言》(巴蜀书社1994年2月版)中也概括了“诚斋体”的特征,大体近于周著所论。此外,王守国《论“诚斋体”诗的表述特征》(《河南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王琦珍《论杨万里的审美观》(《江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戴武军《杨诚斋诗初论》(《求索》1990年第6期)分别对“诚斋体”的语体特征、美学特征和内容方面的特色作了探讨。尽管诚斋诗的内容不限于山水风景及田园风光,论者仍多将重点放在诚斋体与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上。王兆鹏《建构灵性的自然——杨万里“诚斋体”别解》(《文学遗产》1992年第6期)认为,“诚斋体的独特个性及其无可替代的艺术审美价值之一,在于他建构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具有生命灵性、知觉情感的诗化的自然世界。”王守国《诚斋自然山水诗综论》(《中州学刊》1995年第6期)分析了诚斋自然山水诗的美学特征及其历史贡献:把自然变成一个有着鲜活生命和不同个性的人,走向拟人主义,走向真率性灵,并因此而带有热闹的喜剧情调和世俗化色彩。金五德《内师心源,外师造化——杨万里诗歌散论》(《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黄建华《杨万里诗歌艺术探析》(《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9期)也都认为描写山川景物的诗最能体现“诚斋体”的特点。

   “诚斋体”还有特殊的一类即描写儿童的诗,黎烈南《童心与诚斋体》(《文学遗产》2000年第5期)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作者认为“诚斋体”的核心是童心童趣,童稚心态与人生哲理的艺术组合,形成了诚斋诗的最高境界。“诚斋体”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富有趣味,这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王守国《诚斋诗趣简论》(《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认为诚斋诗趣表现在:幽默诙谐的奇趣;反常合道的奇趣;富于智慧的机趣;耐人寻味的兴趣。王连生《杨万里对诗学理论的贡献》(《阴山学刊》1992年第4期)认为“有趣有味”是“诚斋体”的根本特点。韩经太《论宋诗谐趣》(《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在论述宋诗谐趣时对诚斋诗的风趣作了专门解读,认为“诚斋体”除有新、奇、快、活的特点之外,其风趣更有博大高深者。张福勋《诚斋诗的诙谐艺术》(《阴山学刊》1996年第1-2期)认为诚斋诗的诙谐艺术总特征是“将表现诗情画意的意境形象,与充满生活情趣的诗意氛围,与蕴含哲理思辨的深远意味三者相互融合”。文章还分析了诚斋诗诙谐的种种手法及其形成原因。常玲《论诚斋谐趣诗的三味》(《文学遗产》2000年第5期)以味觉为通感将诚斋谐趣诗分为甜味、苦味、辣味三类,认为诚斋对谐趣的分寸感掌握得相当精熟,收放自如,又能从谐趣中蕴含多种含义,留下广阔的联想空间。

诚斋诗还有一个重要艺术特征即“活法”。“活法”是吕本中提出来的,但人们认为,诚斋诗最能体现“活法”特色,这也是本期许多学者的共识。张晶《“诚斋体”与宋诗的超越》(《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认为“诚斋体”的作风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以“活法”为诗;所谓“活法”并非是对法的抛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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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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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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