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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胜宽:东坡与放翁:隔代两知音

——论陆游对苏轼思想和文艺观的全面继承

更新时间:2015-08-14 22:49:46
作者: 杨胜宽  

   陆游在旧时评论家眼中,诗名最著。宋末刘克庄即言:“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变化。惟放翁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①至清代赵翼,则直以陆、苏相颉颃,且力辨放翁作诗,实有胜过东坡之处。②其以苏、陆并举,乃是着眼于彼此成就可以等价齐观,且着力辨析陆胜苏处作为其立论的有力证据,绝未联想到放翁继承东坡之处。而自方回《瀛奎律髓》到刘熙载《艺概•诗概》,均从作品解析和理论概括方面,极力表彰陆游诗风得力于白居易之处,很少言及苏轼与陆之间的前后联系。至于词,则多有注意两家风格的联系者。杨慎《词品》评放翁词“雄快处似东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放翁词提要》亦谓陆游作词,欲驿骑于苏东坡、秦少游二家之间;刘熙载也有类似的评价。③然这种较为笼统的称说,并不能让人明白二人词风相似的深层次复杂联系,但它有助于我们由此作进一步的探索分析,去寻找其所以然的多层原因。鉴于古今论者对两位大家的作品已有较多的研究,故本文将重点放在苏、陆二家在哲学与政治思想、学习方法与文艺观念两大方面,作一些分析评述。

     一、哲学与政治思想

   就笔者所知,在人生哲学观念上,注意到苏陆二家相似之点的,是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他认为陆游诗歌的抒情方式,与杜甫有明显的不同,因为陆游“已经从苏轼那里继承了宏观的哲学与抵抗的哲学。”吉川氏申论之曰:“他(陆游)的诗之所以既富于感伤,又不沉湎于感伤,是因为受了他所继承的由苏轼开创的宏观哲学的影响之故。”他分析苏轼的宏观哲学有四个层次,即:(一)以庄学的“相对”观承认悲哀的存在;(二)用悲哀存在的普遍性来否定对悲哀的执着;(三)把人生视为一个漫长的持续的时间过程以减轻悲哀与绝望;(四)把握人生的主动权与悲哀抗争,变绝望为乐观与希望。显然吉川氏已注意到,何以杜甫与陆游处于类似的君国不幸的时代里,陆游诗中流露出的情感,不像杜甫在诗歌中流露的感情那样“异常悲哀”。

   吉川氏又特别指出如下两个方面,以证实苏陆人生哲学的相似之处。“他(陆游)也像苏轼一样,肯定忧愁、悲哀作为人生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到处存在的。”这即是前述苏轼对人生悲哀存在的普遍性的哲学认识。”与此同时,陆游还认为,人生不只是由悲哀构成的,幸福也是到处都有的,这种哲学,也是从苏轼那里继承而来的。”④这便是苏轼以“相对”观既看到人生的悲哀,又看到人生的欢乐,并且相信在漫长的持续的人生变化过程中,机遇和希望是永远存在的。所以,在他流落天涯的迟暮晚年,以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把北还的希望变成了现实。陆游身历六朝,几进几退,当国家民族仇恨未雪、个人婚姻生活又不如意的时代境遇中,居然能安享八十六岁高寿,未尝不是其善于遣哀和旷放乐观的生活态度所赐。

   苏轼被贬黄州时,读佛书,狎渔樵,躬耕东坡,以闲废治学为幸,晚年以衰残之身,远贬岭海,亲断故绝,衣食所赖,一切皆无,却常以不曾考取进士自慰,视此行为冠平生的奇绝之游!“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其二);“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儋耳》)岭南瘴疠,海角天涯,何尝能改变苏轼乐观豪迈的生活观念!

   陆游五十一岁时,范成大来帅蜀,辟之为参议官,以诗酒相酬唱。人或讥其不拘礼法,视为颓放,乃自号放翁。其后范氏归朝,陆游东还,有《长相思》词咏其事。词云:“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天教称放翁。侧船篷,使江风,蟹舍参差渔市东,到时闻暮钟。”五十六岁复作《放翁自赞》以明志:“遗物以贵吾身,弃智以全吾真。剑外江南,飘然幅中。野鹤驾九天之风,涧松傲万木之春。或以为跌宕湖海之士,或以为枯槁陇亩之民,二者之论虽不同,而不知我则均也。”⑤陆游之所以不以“跌宕”或“枯槁”之一格自拘,就在于他认同了庄子的相对主义人生哲学,仕与不仕,出处进退,辄以随缘任运、纵浪大化处之,“湖海”、“陇亩”固然是拘束不住的。当然,仕途淹蹇,闲散无聊时,仍如东坡先生一样,努力去发现生活的别样价值,为自己确定新的位置。他的两首《破阵子》词,即比较突出地表现了这种人生观。兹抄录其二:“看破空花尘世,放轻昨梦浮名。蜡屐登山真率饮,筇杖穿林自在行,身闲心太平。料峭余寒犹力,廉纤细雨初晴。苔纸闲题溪上句,菱唱遥闻烟外声,与君同醉醒。”

   陆游借老庄哲学以解悟人生、慰藉失意,表明了他对老庄哲学用途的认识,这与苏轼相似。与此同时,又并非专奉道家的信徒,其对儒释道三教关系的认识,亦取苏轼兼融三教,杂取用之的态度。这一相似之点,只要对照苏轼《上清储祥宫碑》和陆游《洞霄宫碑》,就可以得到清楚的结论。苏轼谓道家“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⑥,陆游则言,道家“其书为《易》六十四卦,《道德》五千言,《阴符》、《西升》、《度人》、《生神》之经,列御寇、庄周、关喜之书,其学者必谢去世俗,练精积神,楼于名山乔岳,略与浮屠氏同;而笃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与尧、舜、周公、孔子遗书无异,浮屠氏盖有弗及也。”⑦虽然他们是从道家通于儒佛之处立说的,但由此可以窥见其沟通三教、并为所用的基本立场。钱钟书《谈艺录》引曾几《陆务观读道书,名其斋曰玉笈》诗,称其“三家一以贯,不事颊舌竞。”钱氏云:“是放翁欲融贯通三教,而非攘斥二氏也。”⑧观《渭南文集》,特多为释氏作的碑传表记,则曾几之言不虚也。

   在对于“礼”的设置和用途的认识上,苏、陆二人亦显示出惊人的一致。苏轼在元祐时期与程颐的矛盾冲突,主要便是起因于程颐拘执古礼,苏轼讥其“不近人情”。他在《礼以养人为本论》、《礼论》、《直不疑买金偿亡》、《书李简夫诗集后》等文章中,极力阐明“夫礼之初,缘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举皆礼也,则是礼未有定论也。”他所强调的,一是礼因人情而设,二是礼因时代变化而变。后人非要拘执几千年前的所谓“古礼”,就是虚伪矫情,不知变通。⑨陆游对此不仅有与苏轼相同的看法,甚至措辞都极其相似。《宁德县重修城隍庙记》:“礼不必皆出于古,求之义而称,揆之心而安者,皆可举也。”⑩《潜亭记》:“自尧舜周孔,其圣智千万于常人矣,然犹不以异于人情为高。”(11)可以清楚地看出陆游对苏轼礼学思想的忠实继承。

   在对待仕途出处的态度上,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所作的《沁园春》词,和元丰二年(1079)作的《灵壁张氏园亭记》所表述的原则,最具代表性。词中有云:“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文中称述古之君子之道则云:“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不仕则忘其君。”这段话被罗织苏轼的群小之一李宣之加以歪曲发挥,欲诬苏轼“目无君父”之罪。(12)其实,苏轼不过具体运用了孟子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企图在维护人格独立的前提下,去发掘人生的多元价值。与此同时,他欣赏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的认真态度(《书李简夫诗集后》),并不讳言封建时代士大夫求取俸禄是生活的必然选择,甚至承认士大夫为宦四方就是要获取较为优裕的物质享受。(13)陆游《答刑司户书》则云:“吾曹有衣食、祭祀之累,则出而求禄,恐未为非。既不免求禄,则从事于科举,亦未为可憾。”(14)《答王樵秀才书》云:“士以功名自许,非得一官,则功名不可致。虽决当绌,尚悒悒不能已,况以疑绌乎?”(15)此言算得是很实在的大实话。由此可知古代文人何以仕途失意时往往悲苦叹惋,专制制度愈强化,文人的出处进退态度愈“灵活”。然苏轼与陆游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平实地谈论它,远比那些故作清高者令人尊信。

     二、学习方法与文艺观

   由于宋代人文条件比往代更有改善,且印刷术日益普及使通过书本获取知识更加容易,故宋代文人很重视书斋生活,也很看重一个人的学养功夫。尤其那些有家学渊源的书香门第,其对经史典籍的学习非常系统化,也非常广泛。陆游祖父陆佃以学问著名,陆游是在一个书香门第成长的。《上执政书》云:“某小人,生无他长,不幸束发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遗文,先秦古书,昼读夜思,开山破荒,以求圣贤致意处。虽才识浅薄,不能如古人迎见逆决,然譬于农夫之辨菽麦,盖亦专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别如是,机杼如是,边幅如是,自六经《左氏》《离骚》以来,历历分明,皆可指数。不附不绝,不诬不紊,正有出于奇,旧或以为新,横鹜别驱,层出间见……”(16)此文作于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时年37岁。从文中的叙述可以看出,陆游学习传统经典不仅早,而且相当系统化,对其源流条贯有清楚的了解。上书执政,虽然有“推销”自己的用意,但如果没有长时间的学习积累,也是不好贸然自饰的。《答刘主簿书》又述及二十岁左右“始发愤为古学”的情况,自谓主要是通过独立摸索,“以意度”古人用心处。大概从二十岁开始,陆游就注意把学习知识与文学创作和立身处世结合起来,故探求“古人用心处”就特别重要了。

   所谓“求圣贤致意处”,“古人用心处”,就是强调读书不可僵死拘执,不可只做背诵章句的书橱,而应该直取古人作文之“意”,明白其根本所在。抓住了根本,就比较容易看清古代文化的因承条贯,理清其“原委”“派别”“机杼”“边幅”。然后把古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活知识,奇正乘除,新旧变通,直至达到横鹜别驱,灵活运用。这就正如他批评那些读《易》之人所指出的:“今读《易》不能知伏羲之心,读典谟不能知尧舜禹皋陶之心,虽典坟尽在,亦何益于稽古。”(17)不求用而稽古,那就失去了学习的真正目的,没有任何意义。

   苏轼把书籍与象犀珠玉、金石草木丝麻五谷相比较,认为书籍胜过这些物品之处,乃在于有用,而且可以用之不竭。他说:“悦于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18)这里指出人的才分品质不同,从书中所获亦不同,也就是揭示了学习必须独立探索,亲自体认。苏轼著名的《日喻》,用比喻的方法揭示出,“求道”不通过亲自去学习认识,那就只能像眇者一样,误以为钟、烛就是太阳。与此同时,苏轼所谓“道可致不可求”的道,就是指基本规律、根本原理。学习是为了致道,也即陆游所强调的,学习是为了得古人“致意”“用心”处。为了对书中意思条贯有系统化的了解,苏轼还发明了“八面受敌”的读书方法。他在《与王庠尺牍五首》其五中颇道其祥,曰:“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一本书经过反复数次对不同内容的系统了解,这样学过的东西,就可以“八面受敌”,方方面面都了解得很透彻了。陆游自言颇得古代文化发展的“原委”、“派别”、“机杼”和“边幅”,应是采用的苏轼学习法。在学习中专重得古人“意思”所在,尤其是他们的相似之处。

其次,苏、陆都是宋代学问广博、该通百家的饱学之士。这不仅跟他们在哲学上主张兼收并蓄、杂取百家的观念分不开,而且与他们长期勤奋学习的努力分不开。苏轼才分过人,可他从不依恃于此,而是采用了一般人都嫌“笨”的抄书办法,他还把这作为一种基本学习方法向友生们推荐。即使在被贬黄州和岭海时期,不仅从未放松过学习,反而更加勤勉,“日以三更为率”,没有半夜以前睡过觉的。苏轼广受后人称誉的广博学识,就是这样长期努力积累起来的。苏轼早年即提出“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学习原则,(19)他平生都是这样做的。陆游对东坡诗“援据闳博,指趣深远”,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参议成都府幕时,范成大屡次敦促他为苏轼诗作注,均“谢不能”,终身不敢注苏诗。(20)陆游天生不及苏轼,刘克庄即有“放翁,学力也,似少陵;诚斋,天分也,似李白”的说法,(21)可知陆游的成就,主要得力于天后天的学习与生活体验,观其《上执政书》所言束发唯好文,《答刘主薄书》所言“发愤为古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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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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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重庆)199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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