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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胜宽:东坡与放翁:隔代两知音

——论陆游对苏轼思想和文艺观的全面继承

更新时间:2015-08-14 22:49:46
作者: 杨胜宽  
其平生夙志与用力之处,盖可概见。钱钟书援引刘后村之言,进而论之曰:“然放翁颇欲以‘学力’为太白飞仙语,每对酒当歌,豪放飘逸,若《池上醉歌》、《对酒歌》、《饮酒》、《日出入行》等篇……有宋一代中,要为学太白最似者,永叔、无咎,有所不逮。”(22)杨慎也曾说过:“宋代惟东坡似太白。”(23)陆游对东坡学问人品的仰慕,对太白诗风的效法,不难让人看出其内在联系。大略东坡有太白之天分而学力胜之,陆游以学力而求天分,与其远取李白,毋宁近法苏轼。陆游《答刘主簿书》云:“往者前辈之学,积水以成大,以所有易所无,以能问于不能,故其久也,汪洋浩博,该极百家,而不可涯涘。如足下所称诸公,盖皆如是也。”刘主簿所称究为何人,不得而详,但作为前辈学人的代表,苏轼肯定是居于称首的。从这里,陆游指出了前辈学问汪洋浩博、该极百家的特色和成功途径,实际上也就是他所推崇和实行的一种治学方法。

   其三,苏、陆均主张学习须“得于心,践于行”,学习必须有益于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增强行动能力。苏轼的“知”“行”观,属明确的“知易行难”论者,他尤其反对坐而论道,无所行动的道学门风,也反对那些高谈阔论而办不好事的人,他在解释《易•习坎•彖》“维心亨,乃以刚中”时,有一段比喻性的引申发挥,他说:“所遇有难易,然未尝不志于行者,是水之心也。物之窒我者有尽而是心无已,则必胜之,故水之所以至柔而能胜物者,维不以力争而以心通也。”(24)这里用水作譬,谓水虽至柔却可以战胜至坚之物,乃在其“未尝不志于行”的精神。因此,只有积极地行动,才能有所作为,战胜困难,取得成功。他反思历史,对王衍清谈误国言之切切:“文非经国武非英,终日虚谈取盛名。至竟开门延羯寇,始知清论误苍生!”(25)他批评当时学风说:“近世学者以玄相高,习其径庭,了其度数,问答纷然,应诺无穷。至于死生之际一大事因缘,鲜有不败绩者。”(26)又尝讥刺道学先生,平居与孔孟无异,至其行事,莫不为天下笑。学而无用,学而不行,在苏轼看来,是一种“欺世取名”、误人误己的丑恶行为。

   陆游对笃学力行,见诸行事的学风十分赞赏。《求志居士彭君墓志铭》特别欣赏彭维孝“学而不施于事,犹不学也”的观点,(27)故于墓志中表而出之。又特别推崇其师曾几“笃学力行”,为当时后学所效法。(28)不言而喻,陆游就是其中取以为法的一个。又称赞另一位曾向其学习诗法的吕本中说:“公自少时,既承家学,心体而身履之,几三十年。”(29)尤其是曾几年过七十,“三日不见,见必闻忧国之言”,(30)其深重的忧国忧民意识,对陆游投身于抗金民族斗争,有着直接影响。梁启超于家国多难时读陆游诗,感慨良深,有“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之誉。(31)陆游投身到抗金斗争的实践中去,在古代文人中,是十分突出的一个。

   宋人喜欢书斋生活,注重对书本的系统学习,形成对古代文化知识及文艺观念的基本了解。故其学习方法、学习体验,往往与其文艺思想和创作观念,有着一定联系。比如强调学以致用,其创作观必然以“有为而作”、期于实用为上,且推崇文如其人;学习中注重探求古人的“意思”所在,其创作观必然重视立意、写志、遣怀;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确立内容的决定作用;学习上主张兼收并蓄,其创作实践中必然反映出杂取百家的特色,在观念上也就对“俗”的东西、“异端”的东西比较宽容,等等。以下从几个方面简约叙述陆游对苏轼文艺观的继承。

   第一,诗文当有为而作。苏轼在早年写的《南行前集叙》中就提出了这一创作基本准则。从他一生创作过程看,不仅坚持了这一原则,而且恰恰是其坎坷多难的身世遭遇,成为他在文学艺术领域取得辉煌成功的巨大动力。陆游用他自己的创作变化历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常为人们所乐道的《九目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一诗,最为具体地谈到他从戎南郑的军旅生活,为其创作带来了根本变化。“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这与以前写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的创作感受相比,不啻霄壤之异!更有趣的是,陆游这两句形容有了生活素材与真实体验之后,才有截然不同创作感受的诗句,恰恰是化用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手扶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而来。引起这种创作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他在《示子遹》中所总结的:“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32)这“诗外”工夫,不是其拘泥于书斋一隅向壁虚构,而是广泛接触生活,写其生活的真实见闻感觉。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尤其是仕途困顿对世道人生的认识体验,可以刺激创作激情,文情并茂的佳作,往往产生在这种生活背景和创作境界中。这又与中国传统的“穷而后工”的文艺观息息相通了。故陆游《淡斋居士诗序》云:“盖人之情,悲忧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苏轼、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己,故其诗为百代法。国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尧臣、石延年弃不用;苏舜钦、黄庭坚以废绌死;近时,江西名家者,例以党籍禁锢,乃有才名,盖诗之兴本如是。”

   第二,重视养气对创作的积极作用。如果说“有为”偏重于各种外部因素对作家创作的刺激,那么养气就是作家自觉地对自身的道德情怀、艺术情感和其它素质进行培养陶铸,是作家的一种内在主观要求。由韩愈的“气盛言宜”,到欧阳修的“道胜文至”,苏轼的“士以气为主”,都强调作家内在的修养与综合素质是写好作品的主观条件。这就是说,文艺创作不只是一种显示作家创作才能的技术活动,更重要的是一种表现作家人格情操的精神创造活动,苏轼在《上刘侍讲书》中把“才”“气”二者的关系辨析得很明白,认为只有以气御才,事情才能成功,文艺创作自然不外此理。

   陆游在《傅给事外制集序》一文中,引述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观点,但所指已不是《典论•论文》特别强调的气质和创作个性,而是苏轼所特别心仪于李白的“雄节迈伦、高气盖世”的胆识和气魄,“方高力士用事,公聊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33)故文中称颂傅给事云:“公自政和讫绍兴,阅世变多矣。白首一节不少屈于权贵,不附时论以苟登用,每言虏、言叛臣,必愤然扼腕裂眦,有不与俱生之意。士大夫稍有退缩者,辄正色责之若仇,一时士气,为之振起。”(34)《方得亨诗集序》论“才”与“气”的关系,可以说全是苏轼《上刘侍讲书》的“南宋版”。文曰:“诗岂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气者我之所自养。有才矣,气不足以御之,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得不偿失,荣不盖愧。诗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驾,讵可得哉!”(35)略为不同的是,苏轼泛论“才”“气”。而偏重言政事成败;陆游专论创作,主张以“气”御“才”,方能追古人之逸驾。陆游自述创作经历则曰:“某束发好文,才短识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篱。然知文之不容伪也,故务重其身而养其气,贫贱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笃,自守愈坚,每以其全自养,以其余见之于文,文愈自喜,愈不合于世。”(36)把文章之气,“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观点,用“文如其人”的时代思想,作了内涵更加丰富的阐释。故言:“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声,江海之涛澜,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实,乃有是文。夫心之所养,发而为言,言之所发,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不可复隐矣!”(37)

   第三,提倡创新精神和风格的多样化,批判片面求“工”的创作风气。苏轼在这方面最为突出。他不仅在不同文体的创作实践中,不断求新求变,取得了超迈时辈、超越古人的巨大成就,他还尽力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影响周围的追随者。

   陆游在《答陆伯政上舍书》、《方得亨诗集序》、《何君墓表》等文章中,反复申说:“诗岂易言”的观点,《答陆伯政上舍书》云:“诗者果可以谓之小技乎?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果可以言诗乎!”学不究乎天人之际,行无愧无俯仰之间,自然是无法从事艺术创作的。《何君墓表》对此作了详尽的阐发,且兼包了说诗与作诗二意:“诗岂易言哉?一书之不见,一物之不识,一理之不穷,皆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异;同此人也,而壮老殊。一卷之诗有淳漓,一篇之诗有善病。至于一联一句,而有可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读再读至十百读乃见其妙者;有初悦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满者。大抵诗欲工,工亦非诗极也。锻炼之久,乃失本指;所削之甚,反伤正气。……纤丽足以移人,夸大足以盖众。故论久而后公,名久而后定。呜呼难哉!”作品给读者的不同阅读感受,必然以其新鲜独特、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为保证。故他特别强调“见书”、“识物”、“穷理”要尽可能广博周至,且要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文体的需要,求其变化新异;而这种创新和多变,又不是雕琢出来的,必须灵活自然,天真朴茂,那种为工而工的锻炼、斫削,陆游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是没有出路的。

   注释:

   ①(21)《后村诗话前集》卷二。

   ②《欧北诗话》卷六。

   ③《艺概•词曲概》:“陆放翁词,安雅清赡,其尤佳者,在苏、秦间。”

   ④以上详见《中国诗史》《关于苏轼》和《关于陆游》两篇,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⑤⑦⑩(11)(14)(15)(16)(27)(34)(37)《渭南文集》卷二十二,十七,十七,十七,十三,十三,十三,三十九,十五,十四。

   ⑥《苏轼文集》卷十七。

   ⑧(22)《谈艺录》第453-454页,第125页。

   ⑨参见拙文《苏轼与理学家的性情之争》,《四川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人大书报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1993年第5期。

   (12)参见王文浩《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十八。

   (13)《上神宗皇帝书》:“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苏轼文集》卷二十五。

   (17)《婺州稽古阁记》,《渭南文集》卷二十。

   (18)《李氏山房藏书记》,《苏轼文集》卷十一。

   (19)《稼说》,《苏轼文集》卷十。

   (20)详见《施司谏注东坡诗序》,《渭南文集》卷十五。

   (23)《升庵诗话》卷十一。

   (24)《东坡易传》卷三。

   (25)《读〈王衍传〉》,《苏轼诗集》卷四十八。

   (26)《跋荆溪外集》,《苏轼文集》卷六十六。

   (28)《曾文清公墓志铭》,《渭南文集》卷三十二。

   (29)《吕居仁集序》,《渭南文集》卷十四。

   (30)《跋曾文清公奏议稿》,《渭南文集》卷三十。

   (31)《读陆放翁集》。

   (32)《剑南诗稿》卷七十八。

   (33)《李太白碑阴记》,《苏轼文集》卷十一。

   (35)(36)《上辛给事书》,《渭南文集》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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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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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重庆)199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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