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成伯清:消费主义离我们有多远

更新时间:2015-08-13 10:30:20
作者: 成伯清 (进入专栏)  
1997)。反过来,当资产阶级的消费主义传播到带有专制特色的落后地区时,很容易就会发现它们之间颇为亲和。所以,落后地区的上层社会,最先挤入世界消费者阶层(此即所谓的“全球化的富人”,相对于“地区化的穷人”)。通常,为了在消费上赶超世界潮流,他们可能加重对下层人民的压榨和剥夺。这也是为什么不少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所谓的现代化时,反而导致国内的某些阶层更加贫困。因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最容易也往往最先实现的就是消费的现代化。由于上层社会在整个社会中起到领风气之先的作用,所以,借助于他们的示范作用,整个社会也就不知不觉地沾染上了消费主义的习气。推行现代化的主要动员因素之一,就是少数人所过的令人艳羡的金迷纸醉的生活。

  

   还有一个影响消费主义传播的变量,就是地域的差别,其中又特别体现为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在西方国家,城市是消费主义发轫的渊薮。而在消费主义传播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是最先的接受者。这固然同上面所说的上层社会通常都集中在城市不无关系,但城市本身的特性,也使消费主义在其中不断得到强化,并将更多的人卷入进来。在城市中,人口密集,匿名性强,个人原有的社会纽带松弛,为体现自身的地位和价值,消费就成了一种手段,用以建构个人的认同和与他人发生关系。此外,城市的相对发达,媒体的相对集中,传播更为迅捷,都是消费主义扩张的有利条件。

  

   另外,同核心发达国家的关系,也影响到消费主义的蔓延速度。凡是完全“门户开放”的国家和地区,消费主义几乎是长驱直入。它们中的少数上层人,很快就加入世界消费者的行列。凡是远离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冷战结束前,受消费主义的影响就相对少些。其中意识形态可能起到关键的遏制作用。总之,消费主义在世界蔓延,既不均匀,也不同步。但这种趋势却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明摆着是愈演愈烈。一家商业杂志以这样的标题,即“唯一一个发动了一场征服全世界的战役的将军”,来盛赞可口可乐,认为它的功绩足以傲视拿破仑(杜宁,1997)。

   消费主义不仅在外部空间范围上日益扩张,而且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消费主义不知任何界限”。有人断言:“这种消费主义文化一旦确立,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一切事物变为消费品,包括意义、真理和知识”(Lyon,1994)。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谓的消费主义的传播,并不是说消费主义所到之处,人们都享有同样程度的生活水平。实际上,世界上只有1/5的人口属于全球消费者阶层,而其余的4/5,若按美国的标准,则应处在贫困线以下。重要的不是人们有了什么,而是人们想要什么,是什么构成了人们生活的基本意义和追求。

  

   消费主义在中国

  

   现代消费在中国的登陆,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成功的外国冒险家、聚敛了足够的民脂民膏的国内权要,还有买办以及新兴的实业家,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在消费方式上很快“与国际接轨”。我们知道,凡勃伦曾经指出,妇女的炫耀性消费具有证明户主的给付能力的象征意义。而在近代上海,女性消费已经成为衡量丈夫赚钱能力、家境档次的尺度和体面人家不可忽略的“门面”。从时装来看,30年代上海女性消费就已朝着专业化、职业化、高档化的方向发展。追逐时髦、炫耀排场似乎是诱惑女性消费的魔棒。事实上,近代上海青年女子的个人消费,一般都在家庭消费水准之上(罗苏文,1996)。

  

   这种游戏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不久,就逐渐消失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的全方位控制无疑是根本所在。而随着各种禁锢的逐步松动,耐人寻味的是,在社会生活中,首先就表现为消费时尚的涌起。70年代末,喇叭裤、披肩发、迪斯科,就在青年中由城市向农村流行。在“全面专政”的惯性之下,不少人批判它们是“颓废”、“腐朽”的表现,把崇尚它们的青年说成是“盲目模仿西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实际上,此时的消费成了年轻人彰显自我、表现个性的手段,尽管它很幼稚,且形式单一。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少数人先富起来,消费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众所周知,首批下海而致富的人群,多是体制之外的,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不确定,甚至不少人以往的“历史”不大光彩,因此,在他们骤然暴发之后,为显示“出人头地”,往往是通过炫耀性消费。另外,由于某些原因,他们对已经到手的财富,没有足够的安全感,肆意挥霍也就在所难免。还有,由于工商活动总是受到过剩的政治权力的约束,私下的钱权交易,很多是通过畸形消费来达成的。而“公款消费”,则更是为消费主义铺设了“康庄大道”。最后,自80年代中后期,就不断有人鼓吹“高消费”,认为这是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则为许多人纵情消费提供了崇高的理由。

  

   不过,严格说来,只是到了90年代初期的繁荣以后,消费主义才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日常实践,在中华大地上开始四处蔓延。稍加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一种极尽奢华之能事的“虚拟环境”,正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们。“我们所看的动态图像,我们所读的书刊杂志,我们所到的公共场所,全都充满着精心策划的用以激起我们欲望的商业信息。这些商业信息包裹在一种让人心动的美轮美奂的生活方式之中。高强度的广告轰炸,或许并不能让人们记住几个广告,然而,铺天盖地的广告,即使不能推销出某种特定的产品,但通过反复强调购买什么可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甚至是获得幸福的保证,实际上已经有效地兜售了消费主义的信念”(成伯清,2000)。

  

   这种环境对人的熏陶,在正在成长的一代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追求时尚和名牌的热情与执着,或许会让他们的长辈感到不可思议,但在他们则再自然不过。因为在他们刚刚懂事的时候,品牌的概念就已扎下根去,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教师”教他们该吃什么,该穿什么,该玩什么。现在小学生的消费支出比成人都多,在多数家庭中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固然是因为我们家长不愿意孩子一开始就输给别人,但更主要的是,家长已经失去了指导孩子生活的权威,不得不“助纣为虐”。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传说和神话开始了人生的启蒙,那么,现在的商标和品牌,则起到非常相似的作用。

  

   一个时代的“精英”往往主导着这个时代的精神。而在我们目前社会中,起到示范作用的“精英”,恐怕同洛文塔尔当年的研究结论相似,要由“消费偶像”来充任了。各路“英豪”,纷纷向他们看齐,凡是公开报道的受到审理的“贪官”,也几乎都与“糜烂的生活方式”连在一起。其他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或多或少同消费主义的“娱乐道德”相关。拜金主义只是表象,消费主义才是根本。按理说,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现在应该勤俭努力,发愤图强才是。但是,我们不无反讽地发现,我们在生产力上的“补课”,远远没有我们在消费上的“补偿”做得到位。国门打开以后,最让国人怦然心动的,恐怕不是别人多少世代的辛勤工作积累下来的高超的生产能力,而是恍如天堂的生活享受。这时,感觉到最需要采取行动的,就是赶紧将不管被什么原因耽误的美好生活补偿回来。当然,不是人人都有同等机会进行补偿的,但始作俑者仿佛为我们这个时代定了基调,为后进者提供了追赶的路线。消费主义在我们社会中的早熟,同我们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的价值观念,颇多吻合之处。

  

   至于社会结构方面,我们虽然建国以后在一定程度消除了经济剥削的阶级,但却逐步滋生出不少的特权阶层,他们以国家或人民的名义控制着几乎所有的资源,自然也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开放以后,最先享受“欧风美雨”的沐浴(实际上,据现在的一些回忆资料透露,早在“文革”后期,极少数的特权人士,就从广东到香港购置一些平头百姓闻所未闻的奢侈品)。随着以各种方式先富起来的人的增多,我们的人均发展水平虽还低下,但以泱泱大国,“人头马”还是可以喝得让发达国家的人士大跌眼镜,加之我们的城市人口也或多或少享受一些特权,不免也就能在消费上先行一大步。

  

   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上,我们发现,主流的取向虽然“隆礼言义”,但绝不厌恶财富,而且,在消费上,一向讲究合乎身份的排场。所以,上等人尽管不屑于劳心费力地创造财富,但在将财富作为优渥生活的基础和炫耀的手段上,还是敢为天下先的。勤俭节约是对寻常百姓说的,对于贵即富、富即贵、富贵连体的人来说,这只能是寒酸和有欠体面。如果说在美国,消费还曾受到过宗教的禁欲主义的束缚的话,那么,在我们国家,尤其是在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身上,消费主义的蔓延几乎没有任何道德的屏障。

  

   但是,正如当前最富有“时代气息”的一个电视节目(“欢乐总动员”)中的一句劝人积极参与的口号所说:“欢乐无限,机会有限!”生活如同抽奖中彩,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真正能够体验消费主义所带来的无限欢乐的人,恐怕并非满街都是。

  

   反消费主义?

  

   自消费主义的浪潮涌现以后,学术界就开始给予关注。最早且较为系统地分析大众消费的,当属批判理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1947/1990)通过对文化产业的考察,指出消费社会乃当代资本主义之新形态,具有全新的社会整合和控制模式。洛文塔尔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乍看似乎无害的娱乐和消费氛围,如果细加探究,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恐怖的统治,在其中,芸芸众生不得不感觉到他们日常生活的猥琐和毫无意义”(Lowenthal,1961)。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就是对“快乐消费者”的人性异化的揭示。马尔库塞认为,“我们可以区别开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虚假的’需要是指那些在个体的压抑状态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体的需要:这种需要使辛劳、攻击、不幸和不公正长期存在下去……最流行的需要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要。··…·人民在他们的商品中识别出自身;他们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那种使个体依附于社会的根本机制已经改变了,社会控制恰恰锚定在它已诱发的新需求上”(马尔库塞,1988,译文稍有改动)。而所谓的“真实的需要”,在马尔库塞看来,是基于人性和社会互动、没有受到现代消费资本主义影响的需要。

  

   不过,批判理论虽是有力地剖析了“商品拜物教”在当代的症状,但在“虚假的需要”与“真实的需要”之间的区分,却难以找到一个先验的标准。而且,批判理论对于现代消费的抨击,是建立在生产一消费的二元对立之上,潜在地假设生产是一项高尚的、人类独有的创造活动,而消费则是低下的、丧失人性的卑微活动。事实上,消费也可能是有益人性的理性行为。所以,凯尔纳(Kellner,1989)区别了“消费”与“消费主义”,前者是指“以提升生命的方式享用商品”,后者是指“一种献身拥有和使用消费品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消费主义者沉溺于商品的购买、使用和消费,并在其中寻求他们的人生意义。显然,这种趋向是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殖民化的结果。在凯尔纳看来,为消除这种颓势,当然不能通过纯粹理论的批判来完成,而必须振兴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彰显沟通理性,通过民众的讨论来决定可取的生存方式。

  

目前有关消费主义分析的显著特点,就是将消费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联系起来(Tomlinso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zhangx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130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