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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耀东: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深刻思想根源

——明治维新后日本侵华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更新时间:2015-08-12 16:08:33
作者: 吕耀东  
把中国喻为“顽固、落后和野蛮”的国家。福泽谕吉声称其在《文明论概略》中所谓人类社会要经过“野蛮”“半开化”“文明”三个发展阶段的文明史观,是通过对西方“先进国家”的考察、体验和文献学习而形成的。问题在于,他正是根据这个文明史观,把对亚洲各国的歧视和侵略主张合理化的。福泽谕吉在宣称“保护亚洲东方乃是我之责任”的同时,也表明“如果情况紧迫,可以不客气地占领其地盘,并以我之手重建”。他在1883年10月的《外交论》中写到:在“世界各国相互对峙、禽兽相食”的国际关系中,“若食者为文明之国”。?至于所谓保护东方各国的“责任”,福泽谕吉毫不掩饰日本应该侵略他国、合并亚洲各国和进行殖民统治的民族扩张主义意向。可以说,福泽在其《文明论概略》宣传“侵略战争正义”的基础上,在《脱亚论》中宣扬“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观点,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形成及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理论支持,客观上促成日本“大陆政策”的拟定与实施。

   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丰臣秀吉最早提出“大陆政策”理念并付诸行动。日本的大陆政策指“不甘处岛国之境”的日本立足于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扩张政策及理念,并成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和表现。吉田松阴的学生山县有朋就是“大陆政策”的完成者和实践者。他被称为“日本陆军之父”,一生处于日本军事权力的核心圈内,竭力推进日本军队近代化,主张“强兵”乃“富国”之根本。在山县有朋等维新元老心目中,明治政府三大政策中,“富国强兵”是最高目的,而“殖产兴业”及“文明开化”只是手段而已。“富国强兵”成为日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实力依托,并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野心。山县有朋于1869到1870年受明治政府派遣赴欧洲考察军事制度,回国后主持制定《征兵令》,设立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并奏请颁布《军人训诫》《军人敕谕》,要求军人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并以“武士道”精神作为军人的行为准则。解散维新初期由诸藩改编的旧式军队,确立新兵制,做好了发动对外扩张战争的军事准备。

   为了制定“大陆政策”及侵华计划,1879到1880年首任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派遣部下桂太郎、福岛安正等人潜入朝鲜和中国沿海刺探情报,写成题为《与清朝斗争方策》的小册子。其内容是设想派遣三个师团占领大连湾并袭击福州,以此为中心作战行动。然后,“一举攻下北京,迫订城下之盟”。福岛安正还把有关清军的兵力、素质、士气的情报整理成《邻邦兵备略》六册。山县有朋综合上述报告及情报形成“日本的军事战略”,提交了《进邻邦兵备略表》的上奏文,表明“本邦在海陆攻战方略方面,业经初步规划”。?1890年,山县有朋以首相名义写就关于“大陆政策”战略构想的《外交政略论》。他在固有领土疆域的“主权线”外侧,又设想出一条“利益线”,那里是“势与邻国接触,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之地区”。他强调“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如果别国侵入利益线,则必须以强力排除之”。他指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是朝鲜。?也就是说,把日本国疆域称为“主权线”,把朝鲜作为“利益线的焦点”,将中国等邻国的疆土视为日本的“利益线”的势力范围。山县在1890年12月第一次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说称:在列强争霸的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他极力宣扬“利益线”理论,鼓吹必须大力扩军备战。可以说,山县有朋已把朝鲜、甚至中国纳入日本“利益线”的势力范围,以防止对抗沙俄侵占。按照这样成型的“大陆政策”战略构想,为了“防守主权线”,占领和侵略朝鲜、中国等“利益线”势力范围就成为历史必然。

   山县有朋继承导师吉田松阴的民族扩张主义思想,并将进攻亚洲各国的“大陆政策”从“利益线”理论变成国家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加以确定实施。山县有朋在担任明治、大正时期军界、政界要职的漫长生涯中,始终是“大陆政策”的推动者和实施者。他在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立、军国主义的形成及侵华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这一“利益线”理论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战略构想的基本成型,并为后来日本历届内阁及军国主义者所继承。日本明治维新后的1894年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1910年吞并朝鲜、1915年对华“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等一系列侵略战争及事件,均是“大陆政策”关于利益线理念的具体实施。

  

   中国成为实现日本“主权线”和“利益线”扩张的主要目标

   随着日本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的确立,“主权线”和“利益线”范围不断向外延伸和扩张,侵略中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目标和对象。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割地赔银的《马关条约》后,日军占领台湾全岛。1898年日本又强行将福建划为其势力范围。1900年,日本伙同欧美列强组成八国联军进犯北京,镇压义和团等反帝爱国运动。时任首相山县有朋适时确立“北守南进”的大陆政策基本方针。在他看来,中国“国家生气久已衰耗,自身已无恢复之力”,所以,将来被瓜分的可能性很大,日本“自当谋求将来遇有瓜分之机,不至误算”。在固守和蚕食中国东北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向南部扩张势力范围。“其方案宜扩张势力范围,并要求在该范围内取得驻屯军队、铺设铁路、采掘矿山等特权。”?为了便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山县有朋确立了军部大臣现役制,为日本军部控制国家发展方向奠定了政治基础。

   1901年9月,清政府与日、俄等11国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迫使交出税务、使馆区管理权,并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组织。其中关于“拆毁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的条款,为后来日本以“卢沟桥事变”为由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隐患。可以说,《辛丑条约》诱发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无限贪欲。1905年日本政府通过“日俄战争”侵占中国东北领土,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获得在我国东北地区南部之特权。1906年6月,日本成立了掠夺我国东北资源的大本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7年7月,日本与法、俄签订秘密协定,把南满和福建定为日本势力范围。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厮杀而无暇东顾,给日本军国主义造成侵略中国的“天赐良机”。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面对世界大战战争事端兴奋不已,他在给内阁首相与山县有朋的意见书中称:“这次欧洲大战乱,对日本国运的发展是大正新时代的天佑良机,日本要举国一致,利用这个天佑良机……确立‘日本在东洋的权利’,笼络‘中国的统一者’。”大隈首相和山县有朋“非常赞成”这一基本方针。?随之,日本借口“从中国排除德国的影响”而对德宣战,并迅速展开军事行动,把山东黄河以南地区划为日本对德“作战区”。9月,日军在山东半岛北岸龙口登陆,10月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全线,11月占领胶州湾,同月日英联军攻占青岛。大战结束,日本以极其微小的代价排除了德国在东方的殖民势力,攫取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所有特权。

   日本参战的真正用心是借参战之名,行独霸中国之实,并扩大在亚洲的霸权和优势。1915年初,日本“以山东派遣军和关东军的武力为后盾”,向中国抛出了“二十一条”要求。第一号是关于日本接受山东省内过去德国的权利和铁路修筑权以及其他要求,其目的是将山东省置于日本支配之下。第二号是关于“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以及其他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几乎完全变成日本殖民地的各种要求。第三号是独霸汉冶萍公司的煤炭开采事业。第四号要求中国政府宣布不得将中国沿海和岛屿割让给他国。第五号是中国政府在军事和财政上聘请日本人为顾问,并且不能少于他国人数。中国警察要中日合办或聘请日本顾问,中国军队所需的军械要由日本供给,或者由中日合办的工厂供应。承认日本在中国各地医院、寺院、学校的土地所有权,并且承认日本的布教权(意味着进行特务活动的自由)以及其他关于华南铁路权利等诸多要求。这些条款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露骨地表现了日本欲将中国殖民地化”。1915年5月9日,日本以最后通牒方式,迫使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这一天被中国称为“国耻日”。“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于中国的单方面“条约”,是其侵略野心的大暴露。此后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其有效性。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势力范围的急剧扩大,酝酿和准备全面侵华战争的思想及理念日益发展完善。1927年,历任参谋总长、陆军大臣等职的田中义一出任日本首相。他是一个狂热的大陆扩张主义者,一贯主张“经营大陆”,认为“大陆扩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妄言“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唯一方法”。田中内阁上台后更是加速了侵华步伐。同年6月27日,田中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该会议重要议题是“把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并图谋在东方会议的名义下策划这种设想”。更为重要的是,该会议是田中内阁为制定侵略中国的总方针而召开的重要会议。会后公布了《对华政策纲要》,“此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就以这个纲要为基础而展开”。其内容包括:第一,区别“中国本土和满蒙”,坚决把中国东北从中国分割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第二,认为当前中国不可能统一,应和“各地稳健政权”取得适当联系,即竭力使军阀分裂互斗,从中选择日本的走卒;第三,“帝国在华利益以及日侨生命财产如有受‘不逞分子’非法侵害之虞时,帝国当根据需要采取坚决自卫的措施”,即日本坚决与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人们为敌;第四,“万一动乱(中国革命)波及满蒙,扰乱治安,使该地日本的特殊地位与利益有受侵害之虞时,帝国将不问它来自哪一方面,有立即坚决采取适当措施加以保卫的决心”。在公布的文件中尚且这样露骨地表明了干涉和侵略的意图,而会议中的秘密部分必然更加具有侵略性是不可想而知的。1927年12月被南京出版的《事实月报》杂志揭露,田中曾根据这次会议决定拟就一份秘密文件上奏天皇。《田中奏折》及其侵略计划,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英、美、苏等国报纸也相继予以披露,但日本当权人物则矢口否认。在所谓《田中奏折》(即《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政策》)中写道:“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洲大陆之第一大关键,在于把握满蒙权利”。就连日本学界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设想,则不论‘田中奏折’的真伪,大体上说中了其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历程”。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在所著《日本近代史》中也称:据传《田中奏折》“详述了侵略中国的步骤、方法。这个文件是否东方会议决定虽不能确定,但它和以后日本的行动完全一致”。中国有的学者也认为,继续讨论《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即使田中不通过《奏折》向天皇报告,上述情况也足以证明《奏折》所表达的政策是存在的。历史事实证明,东方会议及其议题勾画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根本战略构想和基本国策,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争霸世界的总体目标。随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用武力落实占领中国东北和内蒙的实际行动。

   日本政府和军部为了发动侵华战争,大肆煽动所谓“生命线满蒙的危机”“好像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都有濒于被外国人杀害的危险”。但这个危机是他们制造出来的。1928年6月,日本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张作霖,阴谋夺取东北。这一事件应验了关东军上报军部的《关于对满政策的意见》,即如果张作霖不接受“把满洲政权傀儡化”设想的话,就让“帝国认为适当的人物”来实行,即使诉诸武力,也必须谋求实现。

1930年3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从军事上看满蒙》中讲:“明治天皇在位期间,我国以国家命运作赌注,断然进行了日清、日俄两大战役,结果终于在大陆的一角确立了特殊地位。”“从目前支那的态度方面来考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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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7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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