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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屏:近代日本是如何走向军国主义的

——基于思想史的梳理与分析

更新时间:2015-08-12 11:28:35
作者: 王屏  

    

   【摘要】近代日本是军国主义的代表国家。以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文化基因、经济基础以及理论根据为线索,可以对武士道的精神事实、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军事化的结局以及日本实施军国主义的理论根据进行系统分析与科学论证。这能够为我们准确地把握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脉络及其背后因素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对于理解现代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内在因素与未来发展方向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武士道 国家主义 石原构想 大东亚秩序建设 军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

   王屏,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论、亚洲论、近现代日本政治外交思想史、日本右翼、日本智库、日本军事安全战略、日本政局及中日关系走向。主要著作有《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日本右翼的特征及其对日本政局的影响》《日本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政策与角色演变》等。

    

   众所周知,从19世纪中叶起,西方的坚船利炮就打破了亚洲宁静的生活秩序,亚洲乃至世界固有的国际关系格局遭到挑战。作为亚洲的三个大国印度、中国以及日本都以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应对了这一来自外部的冲击,其结局也是毋庸赘言。

   历史结局展现的是一种结果,但其发展过程却是“色彩斑斓”。也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孕育着多种可能性及其结果,思想史所表现的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各种可能性之间的博弈与竞争。在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等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最终形成了一种历史结局。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我们不能就历史结论而谈历史,更重要的是应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找寻历史结局背后的思想路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解读历史,理性地面向未来。

   近代日本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特征的亚洲国家,从明治维新到现在,日本走过了140余年的历程。战前的70年日本选择了“尊皇开国”之路,战后的70年日本选择了和平民主之路,两种选择所带来的结局有目共睹。目前,安倍内阁正试图改变战后奉行了70年的和平主义路线,实现其走向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因此,从思想史角度研究和探讨战前日本如何走向军国主义道路这一课题,不仅具有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

   “武士道”:军国主义者的文化基因

   任何国家采取任何内外政策,都不可避免地打上其民族文化的烙印。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与民族性格,它融化在这个族群的血液之中,体现在这个民族每一个成员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之上。日本的传统文化在神道、佛教以及儒学思想相交融的过程中形成。公元4世纪到12世纪期间是古代日本中央集权制统治时期,政治制度主要是向中国的隋唐社会学习,文化主要是吸收佛教思想。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古事记》(712年)和《日本书纪》(720年),而这又多是神话记述,日本的固有宗教神道就来源于神话。随着古代日本“班田制”的瓦解,“庄园制”的形成,日本也从以天皇为中心的“公家政治”进入了封建社会以幕府为中心的“武家政治”时期。

   武士产生于在乡村地主阶层,武士与土地紧密相连。武士不同于古代贵族上流社会的武将,他们是与“主君”有契约的下层社会的一股新生力量。随着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庄园主为了领土和安全,慢慢地分离出一些农民进行训练,甚至干脆组成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士团。由于主从之间不单单是履行契约,而且还有共同的利益,为了帮助主君扩张地盘,不惜搞阴谋和实施杀戮。从11世纪初期开始武士势力逐渐形成了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武士团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遵从首领命令,实行主从关系。武士在战场上的英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对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从镰仓幕府到江户幕府,历经700多年,武士由经营者变为消费者,由家臣上升为统治阶层的一份子,武士的道德标准也逐渐完善,其文化特性也在民族传统文化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武士道”传统就是在江户时代最终定型的。

   何为“武士道”?“武士道一言以蔽之,就是‘骑士道的律条’,武士阶级的‘与高贵身份相伴随的义务’”。①“义勇奉公”是武士的最高原则,舍生取“义”,“勇”猛杀敌,报答主君的“御恩”,成为武士追求的目标和律条。不论是平时还是战时,武士都在经济和军事两个领域成为主君忠实的“奉公人”,在这一过程中,下层社会的武士也逐渐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这种类似命运共同体的主从关系,不仅是一种利益关系,也是一种生死相依的关系。这种主从契约关系是可以继承的,其义务也是双向的,保护主君的同时也是为子孙后代创造宽松的生存环境,留得好名声。武士的美德体现在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大义、廉耻、诚实、忠诚等方面。相比较古代中央集权式的单向服从,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及其道德原理在日本人精神成长的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不过,武士道在发挥“正能量”的同时,其弊端也非常明显。虽然武士的信条中也有“仁”的内容,教导武士应存有宽容、爱心、同情、怜悯的美德。但是,由于武士崇尚要像樱花一样“美丽地凋零”,因此,将死置之度外,为了“忠君”和“荣誉”他们可以切腹殉葬,并认为这是武士道“最忠义”的表现。

   武士道从佛教当中学到对不可抗力的“静静服从”,对眼前灾难的“禁欲式平静”。神道当中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的崇敬培养了武士的忠诚心和爱国心。就道德修养而言,儒学成为武士道的丰富源泉。孔孟之道、三纲五常成为武士道德修养的最合适的教科书。当然,武士道不等于儒学。在武士戒律“义、勇、仁、礼、名誉、忠义”当中,武士道推崇“义勇、名誉、忠诚”,而儒家更重视“仁“和“孝”。“大和魂”与“中华魂”的“文”与“武”、“孝”与“忠”的明显区别让人一目了然。尽管如此,融入各种文化元素的“武士精神”成为日本社会精英层的道德制高点。武士从种地的农民发展为脱离土地的纯粹消费者,他们对经商盈利不屑一顾,在专事保卫主君的同时成为特权阶层。明治维新以前,在日本社会“士、农、工、商”各阶层中,武士成为身份的象征。他们大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气概,在成为“楷模”的同时,他们试图加强自身修养,不断地丰富着“武士精神”。武士道就是这样,在七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潜移默化到每个日本人的血液中,成为大和魂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士道本来是个中性词,但是,当它与近代的国家神道相结合便有了畸形发展。明治政府初期,对来源于神话的“神道”进行了重构,使之上升到“国家神道”的高度,成为近代日本中央集权制度的意识形态。为此,制定了神佛分离独尊神道的“神社制度”,其后又开展“废佛毁释”运动,大有罢黜百家,独尊神道之势。“大日本帝国宪法”第28条虽然规定民众有信教自由,但要以遵从国家神道体制为前提,“天理教”、“大本教”被镇压就是最好的例证。1945年12月,盟军司令部发布“神道指令”,日本终于实现政教分离,神社失去了国家维护的地位。但是,右翼势力一直对此不甘心,首相参拜摆放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事件频频发生。

   武士道、国家神道、军国主义在近代日本是如何衔接并影响着日本乃至亚洲社会的发展历程,这是一个复杂的思想史研究课题,也是探寻近代日本社会发展路径的综合性研究课题。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的作用被新的征兵制所取代,武士的特权被剥夺。随着明治维新各项改革政策的实施,全盘西化所带来的传统价值体系崩溃的弊端逐渐显现。日本虽然在1885年成立了第一届内阁,1889年颁布了亚洲第一部宪法。但是直到1918年原敬内阁出现之前,日本实施的并非真正的“政党政治”。由于领事裁判权19世纪末才收回,关税自主权直到明治末年才得以收回。起于19世纪70年代的“民权”运动逐渐被“国权”呼声所淹没,落魄武士及其后裔以“浪人”的形象出现,形成下层社会民族主义土壤。这批人有国粹主义者、亚细亚主义者、日本主义者,他们倡导天皇主义、国粹主义、亚细亚主义、日本主义,他们反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对政府与西方列强搞“协调外交”耿耿于怀,他们排外、尊皇、主张向亚洲扩张利益,并准备与俄美决一死战。这些人是形成日本右翼的主要力量,也是近代日本“国家主义”运动的“生力军”。

   经过明治维新的改革与淘汰,武士阶层连同其特权都已不复存在。但是,经过国家神道的整合与国家主义运动的洗礼,那种存在于大和民族血液中的武士道精神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军国主义的召唤下更焕发出其顽强、残忍与令人震惊的“活力”。新渡户稻造曾写道,作为武士道“武勇文德的教义已经解体,但其光辉与荣誉会超越废墟获得重生,它如同樱花,在四面来风吹得花瓣陨落之后,还能将其祝福的芳香溢满人间”。②

   进入20世纪后,我们看到了武士道精神的复苏。在战后和平主义的微风细雨中它散发的是鲜花的芳香,但是,在战前军国主义的狂风暴雨中它带给人间的却是血雨腥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的残忍杀戮以及对自己性命的轻视让人们看到了武士道精神的再现。“不要命”和“要人命”可以说是武士道精神最直白的表述,而这些在日本军人的身上得到充分体现。日本军人不仅不尊重别人的生命,也拿自己的生命不当回事,这在“神风敢死队”身上已经得到验证。

   本来,武士尽忠的是自己的主君,也就是小集团的首领。但是,在近代中央集权制度下,藩阀解散,大政奉还,万世一系的天皇成为日本民族的“现人神”“忠主君”变成“尊天皇”。在不满明治政府西化路线后,保守阶层、民族派以及武士后裔便打着“尊皇”的旗号开展国家改造运动。该运动的主力军主要来自民间右翼和军人阶层。如“国粹派”右翼组织玄洋社、黑龙会,代表人物是头山满与内田良平;“革新派”右翼组织老庄会、犹存社,代表人物是北一辉、大川周明;军界“皇道派”中下级军官及其策划的军事政变,代表人物是西田税;军部上层掌握权力的高级军官,他们确立了战时体制,并使军国主义建设达到顶峰并最终消亡,代表人物是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

   日本武士崇尚像一夜之间香消玉殒的樱花那样在片刻耀眼的美丽中达到自己人生顶峰的精神境界。当武士道经过国家主义而与军国主义衔接时,其在传统文化的支撑下会释放出巨大的政治军事能量。所谓“国家主义”就是将国家作为最高价值,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国家至上,个人从属于国家。在国家神道推动过程中,日本被认为是“神国”,天皇是神的化身。国家主义经过一番整合之后基本定位在扩张日本国家利益的框架内。“肇国精神”“国体精华”“八纮一宇”成为军国主义教育的关键词。所谓“军国主义”是指,将军事力量提高的战略高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将综合国力集中到军事建设的国家体制和教育体系,其特征是实施非民主的独裁政治。

   1973年12月19日,在第72届国会的众议院建设委员会的答辩中,时任内阁官房副长官大村襄治把“军国主义思想”定义为“将一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组织动员到战争中,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发挥国家威力并使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从属于军事的思想”。毫无疑问,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正是这样一部军国主义战争机器。

   “石原构想”:军事扩张的经济基础

所谓“石原构想”是指石原莞尔为了增强国力而提出的一整套产业政策方案。在石原的授意下,由宫崎正义主导并于1935年成立了“日满财政经济调查会”。宫崎当年留学苏联,熟知计划经济的特点。石原构想作为具体的军需产业政策是在1936年2月22日出台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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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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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7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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