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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读《文雅的疯狂》三题

更新时间:2015-08-09 11:11:23
作者: 胡文辉 (进入专栏)  

  

   [美]巴斯贝恩的《文雅的疯狂:藏书家、书痴以及对书的永恒之爱》(陈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确是一部有意思、有价值的书。作为一本有关书的书,而且还是大书,此著自然颇受爱书人的瞩目。但此著从书名到译介,都突出其“书话”方面,而我更重视其“文献搜集”方面。在我看来,此书的好处,是作者的藏书观甚为通达,不仅写到书痴与书林豪客,也写到文献采集者;它不仅是藏书史或藏书家轶事录,也可谓藏书风尚史,还是史料搜集史与图书播迁史。

   以下仅就书中所及,写出个人较有感想的几点。

  

   藏书的“厚今薄古”

  

   以前我写过《关于近世中国文献之东流》(《洛城论学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文,批评了本土传统藏书家的“保守的文献观”,即“厚古薄今”,重版本而轻资料,重文物性而轻使用性,重士人著作而社会生活记录。而在《文雅的疯狂》里,作者介绍了相当多“厚今薄古”的藏家,于我心有戚戚焉。

   最突出者,当数第三章所述的十七世纪伦敦书商托马森,在英国内战前后,他冒险犯难,倾力搜求敌对双方的出版物两万余件。此类出版物不限于书籍,更包括小册子、单页印刷品,都属当时无人重视无人收拾的“断烂朝报”,在古本崇拜者看来更是近乎废纸,但后来卡莱尔评曰:“此套英国历史文献,价值之高,无出其右者。俾吾国今人可知昔人,视藏于伦敦塔及他处之全部羊皮档案,托马森所藏更得我心。”这堪称新史料收藏的典范,最能显出学术性收藏的特色,也最能显出学术性收藏与文物性收藏的差别。(周运按:牛津哈利伯爵曾锐力收藏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献,后为英国政府收购,十八世纪有出版商请文豪约翰逊和古物收藏家奥迪兹据之编选出《哈利氏所藏杂文集》;约翰逊撰写了序言《论宣传册与时政文的起源与价值》,指出此类出版社特别兴盛于英国,并对其价值作了详细论述,可参。周运按:此点也可以举牛津大学出版社印刷负责人约翰逊[John deMonins Johnson]为例,他把别人丢弃的、甚至废纸篓里的印刷材料都收集起来,其中有17世纪早期出版建议书、书介、书籍封面乃至样张、版权、拼写、设计的收藏,还有配制饮料的说明书、妇女紧身衣广告之类,前后跨越三百年。这些印刷品的边角废料成为重要的出版史料,是“现存印刷品的最丰富收藏”,在牛津博德利图书馆有专室公开展览[《OED的故事》]。对于文献的学术价值的发现,往往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如1648年7月,瑞典军队占领布拉格莫尔道河左岸的赫拉丁皇家城堡,把鲁道夫二世的图书与写本收藏打包运到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图书馆。藏书中有Codices Chymici,是一批关于炼金术的写本,但不久后接任馆长职务的主事者艾萨克·弗修斯[Isaac Vossius]对这批文献评价不高,老想通过交换古典文献的手段把它们清理出去,后来还想直接将它们售卖。到了二十世纪,学界才认识到这批文献的在科学史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

   新大陆历史甚短,其藏书家但凡重视本土者,自多搜集近当代文献,第四章于此叙述颇多。如历史学家巴克曼,在美国内战才结束时,即开始搜集内战期间南部出版的所有图书、报刊、传单,乃至乐谱、历书;任职外交官的里奇,利用驻西班牙的机缘,广泛收集有关南北美洲的刊物与文件;中年始开始涉足藏书的伦诺克斯、布朗,稍后的布林利、弗曼,更晚的班克罗夫,都用力于收集有关美洲的书籍与手稿,前两人特别重视“任何与哥伦布相关之物”,布林利更重视短期印刷品,弗曼侧重西印度群岛与西太平洋的文献,而班克罗夫则专注于西部(加利福尼亚)史料。(周运按:美国伊荷华书商维森[Wessen 1887-1974]经手过很多重要的美洲文献,因而被誉为“伊荷华的猎书客”,对其主顾之一的斯特里特[Streeter]有重要影响,助其建立了著名的收藏系列。斯特里特曾买下维森的著名目录Midland Notes所收录的全部藏品,维森1967年5月2日给安德森三世[Yeatman Anderson III]去信时提及此事[Rare Book Lore : Selections from the Letters of Ernest J. Wessen,ed. Jack Matthews,Ohio UP,p. 218]。斯特里特去世后,藏书于1966-1969年期间全部拍卖,拍卖目录凡八卷;而该目录本身亦被美洲文献收藏家和书商视为无价的参考书,售价竟达500美元以上。维森的另一位主顾埃弗里特[Charles P. Everitt] 是当时美国屈指可数的藏家之一,也专门收藏美洲文献,著有经典自传:The Adventures of a Treasure Hunter[1951年初版,1987年重印]。)

   他者如,第一章所述的英国人萨德利尔,首开搜集十九世纪英美小说初版本的风气;第八章所述的美国人伯登,专门搜集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名家的初版本;第九章更专门介绍,在教务长兰塞姆主导下,得州大学锐力网罗二十世纪的图书及相关学术藏品。

   看到这些个案,我总想着本土的藏书家,可喜的是,抱有类似收藏观的中国人并非没有。仅就学者群体来说,前辈阿英大量收集近代文学史料,堪称此道的先行者;当代如田涛(契约文书、法学文献)、王振忠(徽州文书)、周振鹤(近代文献)、谢泳(民国文献),诸人领域各异,规模不等,但在实践上无不重视晚近文献。

   还有,从托马森、巴克曼之例,我首先想到了赵一凡:被称为“收藏了一个时代的人”,以孤单之力,残疾之身,收藏了数以吨计的五六十年代文献资料,上至官方报刊、“内部发行”的图书、学习资料、大字报、标语,下至文革初期的小报、未刊文学作品手抄本、私人信件,巨细不遗(参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第三章,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我还想起高尔泰笔下的安兆俊:原本研究新疆史的右派,在夹边沟劳教农场,他指着农场右派编辑的《工地快报》对高表示:“别看它废纸一张,将来都是第一手历史资料,珍贵得不得了。我一直留心收集,一张都没少掉。着眼于将来,现在就有了意义。”(《寻找家园·安兆俊》,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可惜赵一凡所藏,身后大多被当作废品卖掉,应已化为纸浆(徐晓《半生为人·无题往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而安兆俊其人其事,更是湮没无闻——他所珍重视之的夹边沟《工地快报》,想必也悉数灰飞烟灭了。

   照我的感觉,如今说到藏书,很自然地就会滑向韦力先生所标举“古书之美”;尤为极端者,如黄裳、拓晓堂先生对田涛的收藏也表示轻蔑(韦力、拓晓堂《古书之媒:感知拍卖二十年摭谈》第六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更十足表现出一种骨董家式的古本崇拜。(周运按:对于古书,学问家有时跟骨董家的态度正相反。俄罗斯宗教思想家舍斯托夫曾回忆他跟胡塞尔在1928年4月的阿姆斯特丹哲学会议上初识后的一件轶事:几天后,我们两个和哲学协会另一个人一起用晚餐。餐后,我们的东道主,他很有钱,也是个狂热的爱书人,开始给胡塞尔展示一些他的珍版书——《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和斯宾诺莎《伦理学》——而胡塞尔却让我们的主人极为懊丧,他只对这些珍版书敷衍地瞥了一眼,片刻之后就带我到一边,开始谈哲学了。[“In Memory of a Great Philosopher:Edmund Husserl,”in Speculation and Revelation , trans. Bernard Martin,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68]胡塞尔当时把哲学视为精密的科学,不仅反对新康德派,甚至也反对康德,所以对《纯粹理性批判》抱有轻视的态度也属正常。但此事仍可见他对珍本书收藏是相当轻视的。当然,学问家未必不重视古本,只是他们即使重视古本,也多出于学术本位而非古董本位。比如,费弗尔在写作关于拉伯雷及其时代的思想史名作《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时,就抱怨研究所需的很多珍本书在法国的图书馆里找不到;而英译者则自豪地表示,他依靠美国的图书馆就都解决了;卡洛?金斯堡[Carlo Ginzburg]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授马基雅维利时,就带学生到图书馆,把马基雅维利生前刊行的各种著作版本都找出来,让学生去比对。)而我以为,韦力及韦力式的藏书家,作为传统式藏书观念及实践的继踵者,在当代是不可无的存在,但自学术立场论,安兆俊、赵一凡是更值得致敬的,田涛、王振忠、周振鹤、谢泳是更值得效仿的。

   不仅如此。现在已是后文本的时代了,是图像称王、数据独霸的时代了,我们的收藏观念是不是也得与时俱进,是不是要从文本拓展到图像乃至网络呢?(周运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1956年4月13日在给艺术史家贝伦森的信中提出:“我有时在想,在人类历史中,把图像和书籍进行对比,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变迁。中世纪崇尚图像,宗教改革者则崇尚书籍。16世纪,他们争吵得难解难分,宗教改革者印刷了更多的书籍——书籍在指责图像——因而天主教会发明了《禁书目录》,焚烧这些书籍,并制作更多的图像。改革者因而被杀头、打败和摧毁。启蒙运动是一个书籍的伟大时代,而今天我们却又是生活在一个图像世界里。……今天的新教徒则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仍然是[崇尚]书籍的芸芸大众。作为一个天生的新教徒,我为此感到遗憾:我遗憾的是,对书籍的崇拜退化成了一个教派——而且还是这样只崇尚一本书的宗派成员!”见Letters from Oxford:Hugh Trevor-Roper to Bernard Berenson , Ed. Richard Davenport-Hines,Weidenfeld & Nicolson, 2006, p. 197 )

  

   藏书“自近身始”

  

《文雅的疯狂》第十章集中介绍了多家极有特色的主题藏书:纽约的阿伦茨,作为烟草生意的家族传人,作为雪茄制造机的发明者,他专门收集有关烟草的图文资料,包括文学、绘画作品,甚至香烟牌;芝加哥的绍特马里是名厨兼餐厅老板,收集有关饮食的一切文献,还主编过一部十五卷的《美国烹饪图书集成》;(周运按:维兰[Anne Willan]是著名的法国食品烹饪专家,与其夫君马克·车尔尼亚夫斯基(Mark Cherniavsky)一生收藏欧美古旧的烹饪书籍。他们合著有The Cookbook Library : Four Centuries of the Cooks, Writers, and Recipes That Made the Modern Cookbook[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2],论述从16到20世纪烹饪书的作者和出版,主要即依靠他们几十年收藏的书籍资料。他们列举了一些藏家渴求的珍本:斯卡皮[Scappi ]的《著作集》[Opera,1596],是当时最权威的烹饪书,印制于威尼斯,有近三十幅木刻插图,展示了文艺复兴时期最佳的插图艺术;《新英格兰烹饪术》[New-England Cookery,Lucy Emerson, 1808]的初版,也是唯一的版本,美国最早的烹饪书;《论修道院团体的管理》[De institutis coenobiorum, 1491]的原版 ,最老的烹饪书;柴尔德[Julia Child]的《烹饪的愉悦》[The Joy of Cooking ]的初版;《法国的油酥点心》[Le pastissier Fra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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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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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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