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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开拓中国“革命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建构现代大文学史观

更新时间:2015-08-08 17:13:53
作者: 李怡  

   所谓的“大文学史观”,就是跨越出将文学作为“纯艺术”探索的产品,在广泛的社会历史联系中发现文学创作的意义和趣味。对于狭隘的“纯文学”理想而言,饱含了社会历史诸多诉求的文学思想不可不谓“大”,然而“大”又不等于没有艺术原则,不等于取消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再广博的社会关怀也必须以“文学”自己的方式来完成。从“大文学史观”出发,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民国特征”、“共和国特征”有比较清晰的把握,也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革命文学”的历史谱系及精神结构。

  

   一

   中国的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关于“革命”理想的文学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直居社会意识的主流。不仅年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发展壮大中,日益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决定了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而且“革命”之于“文学”的思维更是渊源深厚。从梁启超以文学诸界“革命”拉开近代文学序幕,到陈独秀以《文学革命论》、胡适以《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拉开现代文学序幕,“革命”常常就是“文学”变革、发展的旗帜和动力,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乎每一次变动都与“革命”紧密相关。即便在“告别革命”的诉求出现之后,“革命”依然成为我们绕不开的关键词,而新的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和对底层命运的关怀又一再将“革命文化”的价值凸显出来。不能深刻理解这种精神现象与话语形式,就无法真正理解现代的中国。

  

   现代中国对“革命文学”关注、阐释和批评,最初出现在文学研究会成员在相关杂志的讨论中,同时,“革命文学”也为邓中夏、萧楚女、沈泽民等早期共产党人所倡导,经过年创造社、太阳社发动的“论战”而影响日盛。年代的左翼文学使得革命文学的批评具有了完整的理论形态,而年代的延安文学的发展,则使得我们的革命文学批评有了新的标准和立场;这样的标准、立场到新中国成立后更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不仅对“革命文学”本身的批评形态开始固定,而且也成为了对所有文学样式展开批评的标准。至此,一方面是“革命文学”的历史价值获得了空前的肯定,但是另一方面也难免模式化和单一化,甚至充满了“以论代史”,或者说以“立场”代替文学研究的严重缺陷。到“文革”时期,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连左翼文学本身也陷入了被批判、被否定的冤狱。

  

   对现代“革命文学”的科学研究是在新时期以后逐步走上正轨的,虽然中间一度因为“自由主义文学”的再评价、因为“保守主义”思潮的复苏而有所削弱,但从整体上看,其学术的发展还是稳定的、健康的。一方面,表现在包括左翼文学、延安文学的大量历史文献都不断获得整理、保存和出版;另外一方面,关于现代“革命文学”的发生发展的诸多方面都得以挖掘和阐述,例如“革命文学”演变的基本历史,“革命文学”发生的日本资源问题、俄苏资源问题,“革命文学”的基本理论主张的历史价值以及局限性,等等。最近年,随着国外“文化研究”方法的引入,学界又进一步注意到了“革命文学”与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种复杂关系,从而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例如早期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与商业消费之间的关系,延安边区的各种社会关系,经济形态乃至军事斗争模式如何“内在地”影响了文学的细节等。总之,到今天,无论是基础史料的整理还是理论方法的丰富,都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当然,对现代中国“革命文学”这样一个宏富、庞大而复杂的对象,目前依然还存在较多的盲区,其研究方法也存在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之处。其表现有三:

  

   第一,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家谱尚待进一步厘清。我们习惯于将“革命文学”的起点定义在年,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和论争,往前追溯早期的革命文学倡导,也主要突出了邓中夏、萧楚女、沈泽民等早期共产党人的作用。但是,认真清点,我们会发现这虽然呈现了“革命文学”的主流,但是却忽略了这一文学理想的其他艺术形态,而且因为这样的忽略而对“革命文学”的理解陷入单一和简略。现在,可以继续追问的是:

  

   “政治革命”之外的知识分子群体(如文学研究会)同样是“革命文学”最早的倡导者,他们的主张和思路有何特点?,作为近代以来在中国影响深远的概念与思维,“革命”并不为一个政治群体所独有,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政治势力也以“革命”自我标榜,而且在国民革命当中,广州与武汉的国民党报刊也一度标举“革命文学”的旗帜,虽然这样的标举并不能最后改变它专制独裁的“非革命”乃至“反革命”的本质,但毕竟也构成了现代中国“革命”话语的一部分,这样的现象长期为我们所忽视,并不利于梳理现代中国“革命文化”的格局。,鉴于近现代以来中国“革命”各自不同的阶段性,参与这些“革命”事件的文学家的理念也有差异,需要我们系统整理。从“革命史”的进程而言,现代中国的“辛亥革命文学”、“国民革命文学”、“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苏区文学、左联时期文学、抗战国统区的左翼文学、延安及解放区文学的理念和形态都值得我们重新梳理。在梳理中需要填补那些历史的盲区,完善我们的“革命文学”谱系。

  

   第二,“革命文学”自身组成及流变的情况有待深入剖析。将“革命文学”描述为从左翼到延安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揭示苏俄革命文学理念之于中国的影响,进而总结中国“革命文学”最终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如何成熟和定型,这是我们曾经的思路。现在看来,这样的思路有可能导致我们对于这一文学形态的各种复杂性、矛盾性的忽略,从而让阐释和研究都局限于一定的表层,失去了不断深入勘探的可能性与趣味性。

  

   首先,“革命文学”是不是一种本质固定的文学?显然不是,这正如中国革命活动本身就在不断探索、不断受挫又不断发展一样,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象之一种,“革命文学”也置身于现代社会的各种生存环境与生存理念的冲击、浸润和矛盾激荡之中,因应不同的国家历史情态而变化出不同的姿态。其次,不同政治集团(特别是国共两党)的“革命文学”理念的差异与对抗,这对现代中国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内在影响?再次,同一政治方向上的“革命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自我调整。例如左翼文学与苏区文学、延安文学的相通相异之处;左翼文学内部的差异性(作为左联领导意志的文学主张与左翼知识分子如鲁迅、胡风等的理念的差异,也包括后来抗战国统区的左翼文学与延安及解放区文学的差异);国民党文学政策从早期倡导“革命文学”到后来敌视和打压“革命文学”的根本转变。随着以上的疑问在研究中逐步解决,我们将有可能描绘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内在的思想与艺术的“结构”,从而推动学术研究走向深入。

  

   第三,“革命文学”的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革命文学”的研究比较容易陷入一种矛盾的境地:如何在思想的正义性与艺术的丰富性之间取得很好的平衡?中国革命作为现代中国的进步与正义的事业,理所当然应该获得最多的肯定和褒扬,但众所周知,恰恰是这些“思想进步”的文字往往在艺术成就方面相对薄弱,从而令研究者不无踌躇。年代,正是学界对“文学性”的渴求让“革命文学”的研究有所隐退;而到了年代,又是学界对“社会正义”的关注而让“革命文学”再度升温。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究竟怎样来肯定其艺术的价值呢?是因为“社会正义”的需要而夸大其艺术的“现代性”吗?

  

   新的研究方式有必要跳出这种“好坏”、“肯定否定”的二元对立思维,在一个更为宽大的视野中来确定其历史价值。中国历史的特殊语境其实已经决定了中国读者对文学的特殊需要:我们既需要借助文学完成社会正义等生存问题的表达,当然也需要“文学”这种抚慰心灵、激扬理想的形式,这样的需要,本身就不是所谓的“纯文学”,因此,我们根本不必在“纯文学”的标准中自我束缚,而应该努力探索一种更具有社会历史包容性与涵盖力的学术评价方式。在这个方向上,所谓“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强调返回现代中国历史现场的基础上确定“大文学”的评价标准,可能是更有效力的阐释方式。

  

   总之,我们对“革命文学”谱系与结构的再考察的设想,就是试图在充分尊重现代中国历史丰富性的基础上,运用“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大文学”的视野中凸显“革命文学”的丰厚及内在思想与艺术形态的多样性。

  

   二

   那么,在“大文学”的视野下,我们新的研究如何着手,又有哪些值得开拓的领域呢?新的研究应该适当扩大现代“革命文学”的研究范围,即我们所谓的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学”既要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主流,同时也必须兼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有以“革命”自我命名的其他文学现象,包括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时间涵盖从辛亥革命文学、国民革命时期文学、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联时期文学、“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苏区文学、左联时期文学、抗战国统区的左翼文学、延安及解放区文学,等等。除了文学运动和思潮的考察,我们也有必要在所有这些“与革命相关”的文学现象中,深入把握其内在的“革命”思维的种种形态。

  

   当然,今天的重点是考察现代“革命文学”的谱系和结构。所谓“谱系”就是指这些“革命文学”的品种和各个历史阶段的演变形态。它们构成了“革命文学”的存在系统。所谓“结构”就是这些革命文学现象在思维方式上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既有相通相融的关系,也有彼此矛盾、对立的关系(以上可以称作“内结构”),也试图在此基础上分析现代革命文学现象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的互动关系,这可以称作“外结构”研究。

  

   如果要重新设计现代“革命文学”的研究框架,我认为整个课题的研究可以设定三大目标: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谱系与历史研究、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结构形态研究(“内结构”研究)、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与现代社会文化相互关系研究(“外结构”研究)。这三大目标具体又分化为五个子课题予以展开:

  

   1.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谱系与历史。追踪、梳理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来源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态。从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表现到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对“革命文学”的倡导,一直到“大革命”失败后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左翼文学的出现,以及苏区、解放区、延安文学的发展等都作详尽的整理。重点思路是:厘清所有这些革命文学的发生发展逻辑,特别是长期以来被我们严重忽略的部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时期以及苏区的革命文学状况。在把握现代革命文学的显性力量——现代革命活动的同时,特别挖掘现代知识分子心态演变之于革命文学发生发展内部推动力量,这方面的研究长期被忽视,如何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流变的脉络中完成现代革命文学的真实谱系的绘制,迄今还是一个没有实现的目标。开展这样的研究将在几个大的方面突破现有的研究格局和结论:一是“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的历史断裂”说,重新发现知识分子精神从五四到年代的内在演化和连接。二是“救亡压倒启蒙”说,发掘出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在救亡与启蒙之间的一致性追求,丰富我们对现代文学精神传统的认识。

  

2.现代革命文学与革命思维研究。“革命”思维在近现代中国渊源深厚,从梁启超的“文学界革命”到五四文学革命,莫不以“革命”相标榜,但是,随着现代革命内涵的变化发展,这些具体的“革命”指向又有所不同,如何辩证地分析现代中国的“革命”思维,是深入理解革命文学的关键。新的研究试图从革命文学中一系列基本思想概念入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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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zhaoz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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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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