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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 王侃:劳动关系的儒家视角

更新时间:2015-08-08 16:47:01
作者: 秋风 (进入专栏)   王侃  

   文化、传统,影响着一个国家劳动关系的构建与运行,政治、经济、市场都嵌入在特定的文化和传统范畴内。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最重要元素,一直在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关系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忽视了儒家,没有深入考察儒家对于中国劳动关系运行的影响。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劳动关系格局迅速变化,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等待我们来解决。此时,我们必须回溯到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中,探讨中国劳动关系变迁的动因及趋势。

  

   为此,《中国工人》特约评论员王侃博士于2015年3月25日对儒家权威学者姚中秋教授做了专访,请他从儒家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与劳动关系的运行。姚中秋教授笔名秋风,现就职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并担任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姚中秋教授长期从事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发表和翻译了大量相关著作和论文,是中国目前研究市场经济和儒家思想的权威。

  

   本文根据专访录音整理而成,并经秋风先生审阅。

  

   儒家是因“变”而生的价值体系

  

   王侃:现在,很多人在讲新儒家。请问,新儒家产生的背景是什么?新儒家和传统儒家相比,有什么特征?

  

   秋风:按照我的看法,儒家没有“新”和“传统”之分,我们就是我们,只是我们正处于新的环境。环境变了,我们就需要寻找新的办法,解决新的问题。同时,我们也需要有新的理论来阐发新的环境,揭示环境变化的特征。但无论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还是我们,我们不可能突然成为其他人,我们仍在道上。中国人在这条道路上,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集大成,过去了两千多年,我们都在孔子的道上。儒家有很大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从这个意义上看,是没有新儒家的。

  

   现在社会上的主流看法是,时代变了,传统变了,儒家会泯灭。这是错误的看法。事实上,儒家本身不守旧,而重视变,“苟日新”、“日日新”。但儒家又说,有些东西是变不了的。从根本上看,儒家兼具连续性和创新性。孔子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殷的礼乐制度承继自夏,周的礼乐制度承继自殷,但都有调整、创新,以便适应新的自然环境与新的社会环境。因此,儒家有连续性,会承接前代的经典,同时,儒家也有创新性和发展性,会根据新的情势不断修正传统,去除传统中不适合的东西,从而引领变化,塑造变化,这就是“易”。儒家之“易”,不守旧,又不激进。

  

   王侃:很多人认为,儒家是在要求我们回到过去。请问,回归传统,是否会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在全球化的今天,传统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秋风:打个比方,我们面前有一个杯子,里面盛了半杯水,另一半空着。有人看到了半杯水,就说,这杯子有半杯水;有人则说,这个杯子半杯是空的。今天,我们争论传统和发展的关系,就好像是在争论杯子里到底有没有水。在争论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忽视了社会的本质,也就是传统和发展总是相互交融的,我们不可能把两者分离开来。

  

   当今社会处在不断变化、高速演进的进程中,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网络社会。在这个背景下,人们通常强调“变”。但是,我们要把握住“变”的规律,从“变”之中发现“不变”。其实,不论社会如何变化,作为社会中的人是不变的。我们作为人的情感、理性是不变的,我们自身就是这个“变”的社会中的“不变”。

  

   儒家关心的就是这个常在的人,阐明人之为人的常道。这个常道能帮助立定自身,把握变化,从而掌握变化的规律。把握了“常道”,才能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形成并保持良好秩序。儒家强调秩序建设,从汉儒、宋儒到近代的儒者康有为,都是主张建立良好的秩序,这就要通过“制”,也就是制度。秩序要由制度来构建,而制度构建要反映“常道”,秩序才有可能稳定。

  

   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方式会不断改变,但是,“道”没有变,社会治理的核心——“为人之道”没有变。关于儒家产生的背景,很多人的认识是错误的,比如人们说,儒家产生于农业文明。其实,儒家不是发端于农业社会,儒家诞生于“周秦之交”,那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那个时期,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从“井田制”到“郡县制”的大变化。儒家是为了回应这个大变化而诞生的,是为了在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治理环境中重建良好秩序。

  

   很多人说,儒家植根于农耕社会和农耕文化。错了。从生产方式上看,中国从来不是单纯的农业社会。根据《论语·先进篇》中的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商人。《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战国到秦汉的农业和工商业,从中可以推算出来,在这个时期,工商业的产值恐怕要占到该时期总产值的一半以上。中国古代具有高度发达的工商业,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农耕社会。西方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Angus Maddison和Mark Elvin对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都表明,诸如宋代这样的中国古代王朝,往往具有坚实的工商业基础,市场繁荣,并且具有很强的国际化取向。

  

   随着“井田制”在春秋末期的崩溃,中国便产生了私有产权、资源流动,因而也就有了相当完整的市场经济。而欧洲的封建制是到15世纪才结束的。更不要说宋、明,都属于工商业社会,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商帮,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活跃的。商帮兴起的背后是工业,以及工业产品的交换体系。商帮的繁荣,不仅带动国内经济繁荣,还成为联系东、西方的纽带,把中国的工业产品输送到阿拉伯市场和欧洲市场。很早以前,中国就是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发动机。在明清时期,中国就是世界工厂,大量制成品出口到西方和东南亚国家。

  

   对繁荣的市场体系的维护,儒家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明清时期,中国生产体系和交换体系的基础都是儒家的价值,企业是靠儒家的价值才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正是由于儒家价值渗透于企业之中,在企业家和员工群体中培育出君子意识,才有效降低了解决企业内部委托-代理的难题,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同时,儒家价值也降低了劳动关系风险。儒家认为,利益不是企业内部的纽带,互敬互爱之情才是企业内部的纽带。基于儒家的价值,一个纷繁复杂却具备高度诚信体系的企业组织网络得以形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稳定、发达和远距离的交换体系。

  

   儒家之所以能够兼具传统和创新,在于儒家始终以人为中心,把握了“常道”。“常道”是针对“人”而言的,人是它的载体。“常道”讨论的是个体的人之间如何形成良好的秩序。《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修身,做好自己,自然会改进与他人的关系。而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过程中,个体生命有了永恒的意义。儒家不是个体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中道”。这就把握住了传统和发展的核心。

  

   大转型时代儒家最后登场

  

   王侃:按照您的说法,孔子的“变”,就是转型。转型的轴心,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具体来说,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中道”。那么,该如何衡量“中道”?如何外化“中道”?

  

   秋风:儒家价值观贯穿于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之中。“中道”是一个基本范式,也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中道”与“道”不同,后者是规律性的东西,前者是一套方法论。

  

   面对变革,人们会有三种回应的态度:第一种是守旧,拒绝变革。这种态度没什么市场,守旧不会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此外有两种态度,在春秋时期就存在了。一种是法家的观点。法家主张,要变就彻底变,翻天覆地,破除传统,打散原有的社会基础。法家只看到了“变”,认为我们只能顺应潮流,而不能引导“变”。在中国最近一百年间,几乎所有人都是法家,强调“大破大立”。结果,原有的社会基础被打破后,新的社会基础并没有建立,反而造成了持续的动荡,社会处于不断的“变”之中,人们没有归属感,社会发展也缺乏持久动力。

  

   第三种态度是孔子的观点。孔子是最早感知变化的思想家,早在法家之前,他就认识到了变化及其本质。孔子从“变”中看到了“不变”,把握住了平衡。孔子是如何做的?他的分析方法是什么?孔子回头看三代——夏、商、周,分析了其发展轨迹,力图回答几个问题:三代是什么?三代的变化是什么?不变的是什么?孔子力图由此揭示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本质。

  

   按孔子的观点,易中有不易,要变,又要把握不变的常道,依托传统而又追求革新。但是,很多人不喜欢孔子的观点,即便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人们也多不喜欢这个观点。人们总是看到“变”,“变”经常掩蔽人们的视野与思维,让人走到极端。然而,走到极端之后,路就走不通了,这时候,就又“变”了。

  

   “秦二世而亡”,就是这个道理。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为了回应诸侯国之间的激烈竞争,通过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一整套强权式政策,使用什伍连坐等一系列社会统治手段,削弱了社会原有的信任体系和关系网络,从而建构出以国家需求为中心的、高效的资源动员体制。国家对人的控制力超强,体现了国家主义原则。君主控制官僚体制,再通过官僚体制来确保个人财富由国家支配,个人的身体被国家随意支配。秦的崛起是国家能力的表现,国家主义帮助秦国赢得了激烈的跨国斗争,并最终打下天下。

  

   但是,在没有敌人之后,秦朝自己就死了。古人说,打天下和治天下是不一样的。所以,经历了秦末汉初的动荡,到汉武帝时期,就有了儒家的登场。儒家能够登场,是汉朝统治者和中国社会共同寻求稳定、发展的客观需要。之前的国家主义统治,其统治成本极高,国家和民众的承受力达到了极限,国家主义模式最终无法维持。秦否定了个人财富的合法性,否定了“人之为人”的爱,到了汉武帝时期,则回归“常道”,即鼓励社会自治。

  

   纵观中国历史发展,“常道”的外化形式,就是社会自治。大多数时候,社会自治是在宗族制度的基础上运行的。

  

需要注意的是,汉以来的宗族社会,是儒家自觉构建的。三代有宗族,但商鞅变法,要求男子成年后必须分家,如果不分家,则税负增加一倍,这就破坏了家族内部的团结;又要求五户为伍,相互连坐,这就破坏了邻里、社区的团结。秦的做法,阻断了传统的延续,严重破坏了社会内部的结构。所以,汉初是没有什么宗族的。直到汉武帝尊儒以后,形成士族,宗族才逐渐恢复。宗族制度重建,这是儒生自觉努力的结果。由此,也就有了基层社会自治的制度依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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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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