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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颖来:“无效法律行为”用语选择之争

更新时间:2015-08-07 23:24:09
作者: 何颖来  

   自1985年12月全国民法专家会议上决定废弃“无效法律行为”这一用语以来,学界对于“无效民事行为”与“无效法律行为”这对法律术语的适用争辩并不曾停息。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民法典》的编撰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在此背景之下,正确选择适用法律术语将对《民法典》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基于此,本文将站在立法论的角度呈现“无效民事行为”和“无效法律行为”这两个法律术语的适用选择之争。

  

   一、问题的由来

   我国在制定《民法通则》时,由于受到了苏联学者阿加尔柯夫观点的影响,在第54条对民事法律行为进行了合法性的规定并继而于第58条使用了“无效民事行为”概念代替了传统民法上的“无效法律行为”概念。民法学界在《民法通则》颁布以前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构成要件本就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而民事法律行为的正确界定又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无效法律行为”以及“无效民事行为”的术语选择。总之,《民法通则》的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这场术语选择的争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制定已被提上日程,这一立法信号的发出使得这场原本没有太大意义的纯粹民法学争议开始变得具有实际立法价值:在支持将法律行为作为《民法典》总则内容予以规定的前提下,是否还应继续援用《民法通则》中“无效民事行为”的概念已经成为现今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然而想要在“无效民事行为”和“无效法律行为”之中作出最终的立法选择,对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正确界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问题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用语选择问题,实则包含着对于“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内涵选择。

  

   二、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认识

   (一)传统民法中法律行为概念由来

   关于法律行为概念的历史起源,学界对此一直留有争论。有的学者认为, 法律行为概念最早来源于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胡果(Gustav Hugo)1805年的著作《日耳曼普通法》一书中,胡果使用了“Rechtsgesch?ft”一词来解释罗马法中的“适法行为”,即具有法律意义的一切适法行为。[1] 但也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 最早使用“法律行为” 概念的是德国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理性派学者丹尼埃·奈特尔布兰德。[2]而德国法系学者大多认为, 现代法意义上首次科学解释法律行为概念内涵的人为海瑟。他在1807年的《民法概论—潘德克顿学说教程》第6章里把法律行为概念的内涵解释为设权意思表示行为, 非常简要地揭示了能按照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内容设定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行为概念的基本内涵。继海瑟之后, 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第3 卷中把法律行为概念的内涵阐明为:“行为人为创设其意欲的法律关系而从事的意思表示行为称法律行为。”[3]这一概念内涵最终被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所采纳,并于法典中第一次系统、完善地规定了法律行为制度,此后许多继受德国民法的国家,也纷纷在自己的民法典中采纳法律行为的概念以及相应的规则,例如日本民法典、瑞士民法典、苏俄民法典、希腊民法典以及中华民国民法典等。[4]

   在上述的这些德国学者中,对法律行为概念的内涵通常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界定的:

   第一,将意思表示设定为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萨维尼,其将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内涵界定为意思表示, 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的一种民事法律事实,这一概念也是对民法总则之下各编所规定之行为的抽象。

   第二,从法律行为的功能角度出发进行界定。例如温德夏特认为:“法律行为是旨在法律效力的创设的私的意思宣告”。弗卢梅认为, 法律行为是旨在通过个人自治即通过实现私法自治的原则以设定一个调整内容的方式从而成立、变更或解除一个法律关系。[5]

   传统民法上对于法律行为两方面的内涵界定从表面上看似乎并不相同,但它们的价值取向实则是一致的:尊重并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并赋予其欲以设立法律关系意图之最大限度的自由。换句话说,在德国传统民法看来,法律行为只要具备以发生私法效果为目的之表意行为即可成立,并不要求该效果实际发生效力。

   (二)我国民法中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界定

   回到我国,“法律行为”这一术语实际上传来于日本民法,是清末民国初期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慢慢开始适用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该术语的表达仍被保留了下来,但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在我国讨论制定《民法通则》的过程中,学者发现“法律行为”概念并非民法所独有的一个范畴,为了与其他法律领域的“法律行为”相区分,“民事法律行为”的表述应运而生,“民事法律行为”概念正式进入民事立法。[6]

   从法条解释论上看,根据《民法通则》第54条:“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可见,民事法律行为具有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终止的作用,是民事法律事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民事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其必须具备合法性特征;第二,民事法律行为以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为构成要素,是公民、法人积极追求民事法律后果的内心真意表露于外的一种有意识的法律活动;第三,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行为,其能够实现行为人所预期希望达到的民事法律后果。但对于民法学理论而言,上述的第一个特点是存在较大争议的。

   从法学理论上看,在我国民法学界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表述:

   第一,法律约束力说。杨振山教授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具有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基于意思表示,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为目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民事行为。”[7]该说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行为的一种,并强调了其必须合法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特征。

   第二,意思表示要素说。佟柔教授指出:“民事法律行为,又称法律行为,系法律事实的一种,指民事主体以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为目的,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旨在产生民事法律效果的行为。”[8]该说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指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依其意思表示的内容而引起法律关系设立、变更和终止的行为。[9]

   第三,合法行为说。有学者认为,我国民法通则在构造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时,分别提出了“民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两个基本概念。前者,不必具备合法性特征,属“中性”上位概念;后者,则必具合法性特征。“民事法律行为”必备合法性,这就决定了它是必然有效的,故不存在无效或可变更、可撤销的问题。[10]所以,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11]

   第四,私法效果说。梁慧星教授指出,所谓民事法律行为,指以发生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为要素之一的一种法律事实。[12]这一概念也强调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但主要突出其私法效果。[13]

   可以看到,我国民法学界对于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理解大体可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以意思表示要素说和私法效果说为代表,其仅强调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要素及设立法律关系的意图,避而不谈预期法律效果合法与否的问题。

   第二类,则以合法行为说和法律约束力说为代表,着重强调了民事法律行为必具合法性的特征。

   正是由于理论上对“民事法律行为”是否应具备合法性要件存在争议,导致各派学者对于“无效法律行为”这一术语的适用问题也有着不尽相同的认识。因此,想要对“无效法律行为”做出一个中肯的评价,则必须从民事法律行为是否必须具备合法性要件这一分歧点出发进行进一步的阐释。

  

   三、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对于术语选择的影响

   (一)合法性观点的由来

   很多国内的学者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的认定起源于苏联学者阿加尔柯夫的观点,但事实上,从法律行为概念出现之初,德国就不乏将法律行为定义为合法行为的学者。如18世纪末的达贝洛,在他看来所谓的法律行为是指“以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为标的之合法的人的行为”[14],同一时期的格林德勒对所谓的法律行为所作的定义与达贝洛的定义也基本一致:“以权利义务为标的之合法的人的行为”[15]。到了19世纪晚期,法律行为之意志决定性虽然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是以合法性为其定义者不在少数。波恩大学教授巴龙认为法律行为即“当事人直接指向法律效果(权利之产生、转移、终止、变更、与维持)之合法意思表示”,他随后又指出法律行为之首要特征为“合法的意思表示”且“永远都必须是合法的(合乎法律的)意思表示,否则,即便具备了与合法意思表示相同的外部特征(如抢匪对遗物的占据),(不法行为,违法行为)亦不属于法律行为”[16]更具代表性的是施洛斯曼的观点,其认为“通说将法律行为列作不法行为的对立概念,该分类并未穷尽一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当中存在既非法律行为又非不法行为的情况。而真正的逻辑分类应拆列两组,一组为法律行为与非法律行为,另一组为合法行为与不法行为,其中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的一种,而不法行为则是非法律行为的一种。”[17]不难发现,在德国的传统法学理论中,法律行为之合法性自始被众多法学家所肯定,这一观点并非是中国或苏联学者的首创,其悠久的学术历史不可忽略。

   回到我国,因受到苏联法学的影响,支持民事法律行为之合法性要件的学者也不在少数。王利明教授曾经指出:“根据学者的考证,《民法通则》第54条的定义应来源于前苏联学者阿加尔柯夫,阿加尔柯夫认为应当将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因为法律一词本身就包括了正确、合法、公正的含义。应当看到,强调法律行为的合法性有一定的道理。”[18]王利明教授进一步谈到,强调法律行为必须合法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合法性揭示了法律行为产生法律效力的根源。法律行为之所以能产生法律约束力,并不是因为其具有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是因为当事人作出的意思表示符合了国家意志之价值选择。法律行为从表面上看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外在表现产物;但从更深层次的实质层面探寻,法律行为之所以能够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是因为其具有法律的授权,即符合国家意志的当事人意思表示被法律所认可,从而使该意思表示成为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产生民事主体所预期达到的私法效果。因此,如果法律行为违背国家意志或者说不合法,则法律行为不仅不能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效果,甚至需要其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所以,从法律行为产生法律效力的根源上看,王利明老师认为强调法律行为的合法性是必要的。第二,强调法律行为的合法性,也有利于在法律行为制度中直接贯彻国家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的基本要求。法律给予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便具有了任意行为的自由,当事人的行为自由应当限缩在不损害国家或公共利益的范围之内。一方面,民事主体基于私法自治可以充分表达其内心之意思,从而使其意思表示产生优越于任意性规范适用的效果;另一方面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并不是无拘无束的,必须被限定在一个法律所认可的范围之内。因此“强调法律行为的合法性有利于国家通过法律行为来对民事行为进行必要的控制。”[19]

同样,持法律约束力说的杨振山教授也赞成民事法律行为必须具备合法性的观点。杨振山教授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种法律约束力主要体现在双方当事人所希望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是受到国家强制力保障的。例如双方当事人依法订立的契约,在成立并生效后契约即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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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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