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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生:词学反思与强势选择

——马洪的历史命运与朱彝尊的尊体策略

更新时间:2015-08-06 22:24:58
作者: 张宏生 (进入专栏)  
看到在唐五代大量优秀作品未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的情况下,马洪的词,作为与文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当代文学”,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后人站在词史的高度上,可以称之为“小名家”[34],而当时人却可能予以高得多的评价,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杨慎在其《词品》中一再称引,田汝成在其《西湖游览志余》中一再提及了。

   四 强势选择之词史体现

   如前所述,马洪词在明代评价甚高,而到清代,就开始走下坡路。走下坡路的标志,不仅在于评价的降低,甚至还表现在人们对其作品的蔑视,以至于他的《花影集》完帙似乎已经失传。2003年出版的《全明词》固然没有收入这个集子,后来对《全明词》进行增补的学者,也未见发现这个集子。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考察清代对马洪词的评价,康熙年间尚有不同看法。初刻于康熙十七年(1678),定本刻于康熙三十年(1691)的《词综》,其中批评马洪的言辞非常激烈,已见之前引,而这一段话,在清代也被反复引用,引用时,甚至不加出处,尽管也是古人引书通例,却也见出约定俗成,心照不宣,愈发体现出普遍性。举其著者,如田同之《西圃诗说》[35]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36],都是如此。《词综》的出现,是清代词史发展中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四库馆臣评云:“彝尊本工于填词,平日尝以姜夔为词家正宗,而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为之羽翼,谓自此以后,得其门者或寡。又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又谓论词必出于雅正,故曾慥录《雅词》,鲖阳居士辑《复雅》,又盛称《绝妙好词》甄录之当。其立说大抵精确,故其所选能简择不苟如此,以视《花间》、《草堂》诸编,胜之远矣。”[37]四库馆臣以《词综》和《花间》、《草堂》作比,认为“胜之远矣”,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这标志着,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发展到《词综》,以学习《花间》、《草堂》为宗尚的明人词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清算,词学又开始了新的路向。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所谓新的路向,其实也有一个过程。康熙年间,一直就有不同的声音。如陈维崧说:“马浩澜作词四十年,仅得百篇,昔人矜慎如此。今人放笔颓唐,岂能便得好句。”[38]编纂于康熙四十六年的《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一十《明人姓氏》云:“马洪字浩澜,仁和人,善吟诗,词调尤工。有《花影集》,盛传于世。”又卷一百二十《词话》全引杨慎《词品》云:“钱塘马浩澜,号鹤窗,善咏诗,尤工词调。虽皓首韦布,而含吐珠玉,锦绣胸肠,褎然若贵介王孙也。”[39]于此可见,当时尚有人延续明人之见,对马洪给予较高评价。特别是《御选历代诗余》编纂于康熙四十六年,是时朱彝尊为领袖的浙西词派已经红透半边天,但该集仍然没有完全按照朱彝尊的意见品评作家,确定是非,可见在康熙年间,对明词,尤其是对马洪的看法,也还没有定于一尊。将《御选历代诗余》中对马洪的评价和朱彝尊的评价结合起来看,可以得知,康熙年间,还是一个众派分流的时候,尽管《御选》一书的批评倾向肯定不如《词综》那么鲜明。然而,到了康熙末年以后,情况似乎就发生了变化。

   尽管谭献在总结清初词的时候说:“锡鬯、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成……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40]对朱、陈二家在清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大加赞赏。事实上,真正具有长远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是朱彝尊[41]。至于陈维崧,一生才名甚大,才气过人,可是其所建立的流派,呈松散的发展状况,所以只能及身而止。朱彝尊就不同。朱彝尊所创建的浙西词派,如果从该派先驱曹溶算起,首先有朱彝尊、李良年等“浙西六家”大张旗鼓,然后有乾隆年间厉鹗等人传承衣钵,开出新路。再往后,仍有吴中诸子如戈载等人倡导声律,还有吴江才子郭麐诸人笔走轻灵,使得浙派流风,绵绵不断,直到晚清近代,流风余韵,仍未断绝。这一过程,作为文学史的实际,并不能按照一般词史看待,因为,即使嘉庆以后,常州词派登上历史舞台,似乎具有了压倒一切的声势,但常州词派的发展,仍然是综合包容了以前的各种文学现象,获得了广泛的资源。朱彝尊所倡导的基本思路,因而不可能由于常州词派的强大而被取消。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条文学史脉络,即马洪的声名由煊赫到沉寂,马洪的词作由传播四方到趋于失传,是由明到清词学思想的演变所导致的变化,其中,朱彝尊的词学思想在清代作为一种强势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又起了绝对的作用。这其实也是文学史上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即一个作家的升沉起伏,除了他本人作品的价值之外,也往往与一些处于文学史发展的关键时刻的重要人物有关。受到这些人物的褒扬,可能从此确立显赫地位,而如果成为被否定的对象,则就往往带来截然不同的命运。处在强势人物的影响之下,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似乎都难以避免。即如陈廷焯所言:“吴梅村词,虽非专长,然其高处,有令人不可捉摸者,此亦身世之感使然。否则徒为‘难得今宵是乍凉'等语,乃又一马浩澜耳。” [42]其实,词中缺少身世之感者,岂止一个马洪,而且,词之为体,路向多端,也并不一定都要有身世之感。陈廷焯专门挑出马洪,来作为反面例证,恐怕也是受到朱彝尊强势影响的结果。经典化不仅可以看出杰出作家地位确立的过程,也可以看出某些作家经过强势力量的选择,不断弱化的过程,而后者,正可以提供我们重加体认的空间。

   五 结 语

   马洪是明代的著名词人,创作态度极为审慎,自谓四十年来只有百首,但明人和清人对他的评价往往截然相反。而自朱彝尊在《词综》中对他进行激烈批评之后,清人基本上延续这种说法,认为他的词俗。不过,清人也许对马洪其人并无细致了解,首先时代上就出现混乱,把他放在杨慎、文征明的后面来讨论,从而在考察明词史时出现脉络上的失察,马洪实际上生活在弘治、正德、嘉靖年间。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康熙之后对马洪的讨论,是笼罩在朱彝尊的看法之下的,朱彝尊在《词综》中所发表的意见,已经成为人们讨论马洪时的强势思路。从这一思路出发,他们甚至懒得去清理基本事实,以至于对马洪的生平也不甚了了。从一个名满天下的词人,到基本面目模糊不清,甚至连词集都已经失传,这个巨大的反差,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史发展的一些有趣的现象,即强势人物和理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如果照此作进一步深入考察,相信我们对文学史发展的脉络会有一些不同的认识。

   注释:

   [1][2]马洪《花影集自序》,转引自杨慎《词品》卷六,《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532页。

   [3]徐伯龄《蟫精隽》卷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7册,第147页。按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三亦引徐语,文字略有不同:“鹤窗与陆清溪偕出菊庄之门,而清溪得诗律,鹤窗得词调,异体齐名,可谓盛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5册,第459页)

   [4]聂心汤《万历钱塘县志•文苑》,《武林掌故丛编》本。

   [5]朱彝尊《词综•发凡》,《词综》(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卷首,第12页。

   [6]陈廷焯《云韶集》卷十三。同样的看法,也表现在这位批评家的《白雨斋词话》卷三,惟文字略有不同:“词至于明,而词亡矣。伯温、季迪,已失古意。降至升庵辈,句琢字炼,枝枝叶叶为之,益难语于大雅。自马浩澜、施阆仙辈出,淫词秽语,无足置喙。明末陈人中能以秾艳之笔,传凄婉之情,在明代便算高手。”(《词话丛编》第4册,第3823页)又对此表示费解:“马浩澜亦有《花影词》三卷,陈言秽语,又出浪仙之下。而当时并负才名,即后世犹有称述之者,真不可解。”(《白雨斋词话》卷六,《词话丛编》第4册,第3923页)

   [7]如王易说:“其词无非无冶情秀句,但气骨轻浮,境语凡近,故朱氏谓其俗不可医。”(《词曲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8]宋代的著名文人都喜欢讨论雅俗的问题,如苏轼说:“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苏轼《于潜僧绿筠轩》,《苏轼诗集》卷九,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册,第448页)黄庭坚也说:“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黄庭坚《书缯卷后》,《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册,第674页)可是他们师弟也都主张以俗为雅。苏轼:“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题柳子厚诗》,《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册,第2109页)黄庭坚《再次杨明叔韵序》:“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黄庭坚全集》第1册,第126页)按,关于雅俗观念发生发展的历史,参看王齐洲《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9]张舜民《画墁录》:“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丛书集成》本,第20页)

   [10]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云:‘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可改矣。”(《四部丛刊》本,第10页)

   [11]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1页。

   [12]李清照《词论》,王延梯《漱玉集注》(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

   [13]徐度《却扫编》卷下,《丛书集成》本,第172—173页。

   [14]王灼撰、岳珍校正《碧鸡漫志校正》(巴蜀书社2000年版)卷二,第36页。

   [1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二十一,第616页。

   [16]沈义父《乐府指迷》,《词话丛编》第1册,第278页。

   [17]这十三首是《南乡子•西湖十景》,又《虞美人》、《小重山•西湖》(以上见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5册,第459—461页)、《画堂春》(同上卷十二,第456页)。按,经检索2006年1月之前诸补《全明词》的文章,仅见余意《〈全明词〉漏收1050首补目》一文提及补马洪词,云:“马洪词已见《全(明词)》第一册第249页,今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二补入一首,词目为:《画堂春》‘萧条书剑困埃尘'。”但是,不知为什么,余氏仅注意到《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二有一首可补马洪词,却没有注意卷十三还有十二首。谨录于此,以为参考。余文见《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8]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册,第250页。

   [19]朱彝尊《水村琴趣序》,《曝书亭集》(《四部丛刊》本)卷四十。

   [20]朱彝尊《词综•发凡》。按朱彝尊这段话颇有经典的意味,如《御选历代诗余》纪昀等所作的案语就说:“向来选本,若《家宴集》、《谪仙集》、《兰畹集》、《复雅歌辞》、《类分乐章群公诗余后编》及草窗周氏选,皆佚不传,惟顾从敬所编《草堂诗余》盛行数百年,而持择未当,识者病之。”这段话,即全从朱氏而来。见沈辰垣等《御选历代诗余》,《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91册。

[21]高佑釲《迦陵词全集序》,《迦陵词全集》卷首,载《四部丛刊》本《陈迦陵全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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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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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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