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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松涛:新出三种辛亥山西新军起义文献真伪考

——兼析阎锡山与姚以价的首功之争

更新时间:2015-08-06 18:25:42
作者: 左松涛  

  

  

   【作者简介】左松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辛亥革命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诠释意义优于重建史实的倾向。学界做过大量去伪存真的工作,但不少分歧尚待统一。近年来,随着新史料的大量公布,导致既有定论受到质疑。

   山西太原新军起义就出现新说。学界公认日期是辛亥年九月初八日(1911年10月29日),但有学者根据新发现署名“姚以价”发布的《子夜宣言》、《军法令》与《告民众书》三种文献,认为应是初九日。①他认为时人张树帜所撰《山西辛亥起义日记》不是即时记录,“起义日期的一日之差,也属难免”。②因为新材料中有“唤醒受压迫群众团结起来推倒满清,踏平巡抚衙门,拯救中国”之类的表述,有的学者将信将疑,认为如真实可信,则“中国的口号史就要改写”。③

   晚近史料繁多易得,时间、地点及人物等基本信息一般不难厘清。学者对起义日期的订正居然成说,新材料及新论点被广泛宣传报道,体现不疑处有疑的精神,但存在简单使用所谓实物史料质疑定论的危险,应引起治史者警惕。本文试做考证,推敲其中真伪及背后因缘。

  

   一、新出三种文献简介

  

   近10年来,与山西辛亥新军起义有关的三种新材料被陆续发现公布,它们分别是《子夜宣言》、《军法令》与《告民众书》,三者在形制与内容上存在关联,兹说明如下。

   2003年,南开大学某教授在天津购得《子夜宣言》一件。实物一尺二见方,题头为淡红色楷体印文“辛亥山西革命军总司令官”,下用笔书有黑色隶体四字“子夜宣言”。其后另起正文:

   同志们!将士们!愿意跟随起义军的勇士们:满清入关,虐我汉人可算是穷凶极恶的罪状。现在外患日亟,而满贼仍用盗憎主人的伎俩,专门压制汉人,谄媚外人。偿(引注:原文如此)说“宁送于外人,勿失于家奴”的话。诸位知道吗?家奴是谁呢?就是我们汉族,就是你我大家,就是你我大家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今天,我们就是不当这家奴,要救我们的中国,非先推倒满清不可。

   现在已有千余名将士愤写血书,发誓齐声曰“宁愿与满清统治者拼个死活,也不愿意当这亡国奴。”甘心服从起义军的指挥,与满贼杀个头破血流。

   现在时间已是凌晨三时,我们的行动计划全面布署,大家做好战斗准备,拂晓时刻即要举起枪杆子,打回巡抚衙门去光复太原。

   落款为“起义军总司令”,后接“姚以价”三字,为淡红色行体。另起为“辛亥(红色印文)九月(黑色隶体书写)初九(红色印文)日(黑色隶体书写)”。据说透过纸张,中间隐约可见浅黄色隶书“令”字,“起义军总司令”题款上方则现黄色“急行”二字,故学者判断“这是一幅融战前‘宣言’与起义‘命令’为一纸的重要文件”。④

   《军法令》的实物在《子夜宣言》发现之前似乎已见流传。2004年,大同某收藏者在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购得该件,媒体报道称:“专家考证,这份文件将为订正辛亥革命太原起义的时间、起义军活动,以及起义军任职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⑤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1年广西某民间博物馆将之作为文物重点布展,称该藏品从山西购得,经过鉴定并非赝品。⑥有一件实物长50厘米、宽40厘米,油光纸质,正文楷体书写,左上角有朱砂印“火炬”图案,文中内容为:“辛亥山西革命军总司令官军法令。本起义军为推翻满清为宗旨,唤醒受压迫的民众团结起来推倒满清,踏平巡抚衙门,拯救中国。一不服从命令者斩,二不直前力战者斩,三扰害百姓者斩,四伤害外人者斩,五泄露军密者斩,此令。起义军总司令姚以价。辛亥九月十日。”⑦

   《告民众书》的出现则几乎与《军法令》同时,两者形制也类似。2010年,某拍卖公司曾拍出《辛亥山西革命军总司令官告民众书》一件,全文如下:“山西省全省父老乡亲们:满清压制我汉族已三百年,扬州十日、嘉定三日记,诸君曾目之否?剃头蓄发不遵者所在格杀,诸君闻之否?现在又极力媚外,屠杀我爱国人士,还说‘宁送土地与外人,决不留给家奴’,诸君深知之否?此等仇恨不共戴天。昨日拂晓,我军已进取太原,攻打巡抚衙门和满洲城,首战告诚(引注:原文如此)。苗文华营攻打满洲城,胜利会师。崔正春率兵攻占军装局。总司令下□(引注:疑为“令”)占领了抚署,太原全城鸣炮庆功。自即日起,不服从本司令者斩,骚扰民众及外国侨民者斩,谨此通告。总司令官姚以价。辛亥年九月初十日。”⑧

   新材料出现之后,引起学界关注,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还曾组织学者参观实物。极少数学者怀疑文献的真实性,如华中师范大学的严昌洪教授认为,布告落款时间署辛亥年某月某日,不用黄帝纪年是较为可疑的,因为同时期的湘军都督照会、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等人发表的布告,“无一不是使用黄帝纪年”。还有学者认为,材料中的一些用语更像是大革命时期的语言。但相信其真实性的学者则撰文宣传,自称通过文物、文献与史实互证,质疑旧说,新闻媒体及文博、收藏界人士则推动新说传播,各种报道层出不穷,似有改写历史势头。

  

   二、所谓新文献俱为伪造

  

   经过考证,以上三件史料皆是后人伪造,理由如下。

   其一,当时各种文献所记,可以确证太原新军起义是在九月初八日凌晨发生。

   辛亥年九月初九日出版的《申报》刊出山西来电,披露起义消息:“太原兵变,围攻满城甚剧,旋即失守,惟抚署未损。”⑨清廷官场公私文献亦可证旧说不误。九月十三日(11月3日),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致电内阁:“山西变乱情形,日内接到确实探报。晋抚因陕西兵变,于初七日派出步队两营,发给子弹,赴蒲州出防。尚未出发,乃勾通各营,于是日黎明谋变”,电文中的“是日黎明”,显然指初八日黎明。起义发生之后,清军军官吴鸿昌亦云:“鸿昌前于署理十二协统领任内,于九月初八军谘大臣训令:现在山西变乱,著派该混成协迅即开拔,星夜赶至太原附近,相机防剿;是日又奉陆军部电饬同前。”可知清廷在太原新军起义发生之第一时间,即收到情报,故于初八日晚间派遣吴鸿昌等人乘火车由保定前往太原(实际出发时间是初九日下午六点)。山西劝业道王大贞十月十四日致袁世凯函中称:“九月初七日,晋省以潼关告急,中丞陆公拨营往援,兼驻蒲州。是晚,分发子弹,限令初八拔队。讵料次日时甫黎明,忽闻枪声四起,即派家丁往探,旋据仓皇奔告抚署兵变。”信末明记“此初八日夜变起仓卒,及市面焚掠之大概情形也”。⑩

   三种材料均将太原新军起义日定为九月初九日,可能性无非二途:一是刻意为之,意在迷惑今人,奇货可居;二是作伪者缺乏史学常识,弄错起事时间。后人不知报刊所载电报内容一般为前一日或数日前之事,常误为当天时事,如《申报》九月初十日刊登专电云:“山西太原府昨日确被革军占据,现会合西安革军分赴黄河南北,夹攻铁桥,以袭荫(引注:荫昌)军后路。”(11)此电文初九日由记者从河南开封发出,其所指“昨日”即“初八日”,而非“初九日”。同样情况亦见他报,如刊登于九月十二日《中国报》的“山西兵变详形补录”称:“山西兵变系初八日早晨起事。省城新军原只两营,于初七晚间发给子弹、粮饷,定于初八日即开赴陕西防堵,不料次日早晨,营中遂生变动,枪声四起,叛军蜂拥入城。”(12)若断章取义,就会得出起义于初九日发生之结论。

   其二,作伪者手段简单,没有准确把握历史语境,破绽丛出。

   三件材料所署纪年俱为“辛亥年”,这并不符合当年革命党人的习惯用法,学界原已存疑。不过查核当时革命军发布的文告,其中确有用“辛亥”纪年者,如“天运辛亥年,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奉政府命,布告于我国民之为满清政府逼迫,以为其军之将校及兵士者……”。(13)但是太原新军起事之后,多种史料却表明发布文告乃用山西军政府名义,使用黄帝纪年。据清末山西高等审判厅民庭庭长石荣暲回忆,山西军政府在初九日成立后,“出示安民,发表起义宣言,张贴各街衢,用黄帝纪元年号,军政府前悬挂八卦太极图国旗”。(14)时为山西大学堂学生的段慎五回忆当天所看到的安民告示,末尾写的也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15)此外,学者还考证出新军起义当晚,并无所谓“总司令”职衔,姚以价的“总司令”是在山西军政府成立时被追授的。(16)因此在新材料中,姚以价以总司令自居,俨然以山西最高当局发布命令,既不合情理,也有悖逻辑。事实上,姚以价在起事之后联络他部清军,也并未使用“总司令”头衔,仍用“晋军第一镇第一协统领官”名义。(17)从文体来看,三件材料均含大量白话,作伪痕迹极为明显。清末民初官府檄文通电多用骈体,对下层民众布告则多用韵文,虽然文白兼用的情况或亦有之,但通篇都是大白话的文告,一般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时人诵记而成的山西军政府颁布安民告示就是六言韵文,可为佐证。(18)另外,从材料的发表形式来看,军令、公告应当印刷一定的数量才能“张贴各街衢”,而这三份材料内容均为毛笔手写,仓促之间,产生数量必然有限;职衔、“辛亥”、“火炬”图案却不用手书,反而使用印体,更令人费解;至于纸张上出现隐约可见的“令”、“急行”字样,完全是故弄玄虚。

   其三,新出材料部分细节不符历史实情。

《子夜宣言》传达出非常强烈的现场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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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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