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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 刘云杉:“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与梁晨、李中清等的商榷

更新时间:2015-08-03 20:14:03
作者: 应星 (进入专栏)   刘云杉  

   1972年10月,北京大学教改组在汇报教学质量的调查情况时谈到,“历史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56人,其中高中程度10人,初中程度43人,高小程度3人;入学后上课14个半月,占入学2年时间的60.4%,下厂、下乡等非教学时间9个半月,占37.2%。56人中学得好的、比较好的有12人,占20%左右;学习一般的36人,占65%左右;学习差的8人,达不到培养目标,占15%;3人学习内容基本没有掌握。西语系英语三年级共133人,抽查在校生77人,其中大部分文化程度为初中二、三年级的程度,学习情况分为四类:甲类:语法概念清楚,听外国人讲话困难不大,可以对话者25人,占33%;乙类,语法概念不清,应用差,中译外差的21人,占27%;丙类,语法概念有错误,中译外困难大的21人,占27%;丁类,达不到要求的10人,占13%”(王学珍等,2008:844-845)。这种试图用取消考试制度,用革命的手段改变工农子女的文化弱势地位的努力,实际上注定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闹剧。有学者称之为“教育平等的乌托邦”(杨东平,2008:284)。

   综上所述,在我们看来,用政治手段强行限制和剥夺部分公民的教育权利,又用政治手段强行将另一部分人塞进大学的做法,不能被称之为是真正有进步意义的教育革命。

   二、重点中学:是缓解城乡教育不平等的良方,还是固化

   1977年后,中共中央拨乱反正,纠正了极“左”的阶级路线,消除了建立在家庭出身基础上的教育歧视,重新确立了知识的尊严,使教育走上了制度化、正规化的道路。这不仅是对“文革”前17年精英教育路线的恢复,而且彻底否定了阶级路线和出身论,从而为所有人创造了均等的教育机会,“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为新时期教育路线最响亮的口号。

   当然,在形式平等的竞争规则下,因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在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农民子女在类似北大这样的精英大学中的比例开始显著下降。然而《无声的革命》的作者又发现,农村孩子在新时期进入精英大学亦留有一个通道,这就是与精英大学构成对接关系的重点中学。

   该文统计结果显示,北大与苏大新生来源中学集中程度非常高,少数中学为两所大学输送了大部分生源。从北大的数据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7.39%的从本科生来自5所中学,这5所中学只占所有向北大输送过学生的学校总数的0.08%。前3.08%的中学 (200所) 输送了41.1%的北大学生,前5%的中学输送了50%的北大学生,前20%的中学输送了接近80%的北大学生(第113页)。苏大的情形也类似。而向两所大学输送学生较多的中学基本上都是重点中学。在该文作者看来,县一级重点中学的设置与训练是农村学生与乡镇学生进入精英大学最重要的途径。因此,他们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界无声的革命,起点即在基础教育领域,其标志就是重点中学制度(第115页)。

   教育学界关于重点中学制度的利弊一直存在争议。但即使是重点中学制度的辩护者,一般强调的也只是重点中学有利于培养精英人才和更好地发挥教育资源的效益。而《无声的革命》一文则是把重点中学制度尤其是县中(即:县一级重点中学。下同)看成是以平等为特征的教育革命的保障。对作者这种别出心裁的分析,我们试做以下讨论。

   首先,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不仅体现在重点中学与普通中学之间,而且也体现在重点中学内部不同层级之间,有人称之为“教育级差”现象(李习凡,2011)。这种教育级差最明显地表现在城乡之间。县中即使进入重点中学行列,在教育经费、师资力量、实验设备和校舍条件等各方面的资源上,也难以与大中城市的同类重点中学相比(袁振国,1999)。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分布的不均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在不发达地区尤其严重。

   《无声的革命》用北大的数据表明,海南、贵州等不发达省区的学生集中来源于极少数位于城市的重点中学,比如,在来自海南的北大学生中,70%都来自同一所重点中学(第115页)。此文作者本想就此表明,越是不发达的地区,重点中学和县中越重要。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数据恰恰说明了,在不发达地区,即使县中挤进了重点中学的阵营,也很难向北大这样的精英大学输送学生。重点中学制度不仅不是弥补城乡学生之间、不同家庭背景之间差距的通道,反而构成制度性的排斥渠道。有学者将城乡分治以及重点中学/非重点中学分治称为“双重的二元结构”,正是这种结构成为影响中国教育公平最基本的制度结构(杨东平,2006:13)。

   其次,我们还可以从县中本身的入学机会来探讨城乡差距问题。有研究表明,优势社会阶层子女在优质教育机会获得上占尽先机,他们不仅可以凭其文化资本通过正常的公开招录进入重点中学,更能凭其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关系资本通过扩招录取来占据优质教育资源。如果说能够入学重点中学是社会成员进入上层社会、获得精英身份的准通行证的话,那么,现有的重点中学招生制度安排实际上是一次系统化的社会选择与社会排斥:有权有背景的家长可以让成绩平平的孩子成为名校的“条子生”、“共建生”;有钱有关系的家长可以让学业一般的孩子成为名校的“缴费生”;无权无钱无背景的家长则不得不放弃对名校的追逐(李习凡、何雨,2011)。即使是在县中,城市背景出身的学生和农村背景出身的学生,也因其资本的有无或多寡而面临着不平等的入学机会。

   无可否认,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子女完全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重点中学,进而又凭借自己的勤奋和吃苦耐劳升入精英大学。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要比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为普遍。但是,这种情况真的就意味着教育平等的实现吗?

   当初政府在设计重点中学制度时,本是期望重点中学发挥示范作用,集中力量和资源,摸索并取得经验,由点及面,逐步推广,指导一般,并希望通过重点中学来带动普通中学,通过县中来带动广大的农村中学。

   然而,重点学校以垄断优质师资和生源为前提,其优质的资源难以推广,其特殊的政策无法惠及大众,结果形成的不是重点中学带动普通中学,而是重点中学排斥和挤压普通中学。重点学校不仅没有起到示范性、实验性的作用,反而通过拉大学校间的差距,加剧了学校之间升学率的竞争,恶化了基础教育的气氛,成为推动应试教育,凝固和扩大阶层差距的教育机制。少数重点中学成为高分学生的“收割机”,优秀师资的“抽血机”(李习凡,2011)。

   的确,有少数拔尖的农村学生被选拔到县中或重点中学,但这些学生的幸运只是他们个人的幸运,即他们有幸被以城市为中心的精英教育体制所吸纳,而这种个别人的幸运不仅没有改变城市对乡村教育的支配格局,反而因为这些农村学生中的佼佼者被顺理成章地抽离出农村社会而使既有的权力支配格局变得更加牢固。正如布迪厄在分析黑人解放时所指出的,某些黑人“侥幸”干不被歧视,正是以对“黑人/白人”这样一种人为的社会地位分类体系的承认为前提的(布迪厄、华康德,2004)。少数迈入县中的农家孩子可能由此摆脱了“命定”的农村人这一社会地位,但他们出身的那个阶层却通过重点中学这种教育抽离机制被更为稳固地定位在宿名性的位置上。

   总体上,我们承认在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通道中,资源集中的重点中学和县中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工具合理性的通道。然而,这一工具合理性却缺乏价值正当性的道义支持,最终导致这一制度的不可持续性与高代价性。正是基于重点中学的种种弊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逐渐取消了重点中学制度。尽管该制度随后又以示范学校、明星学校等方式卷土重来,但重点中学的名称已成历史,重点中学制度理念的正当性也丧失殆尽。

   三、材料与概念诸问题的讨论

   《无声的革命》在材料的使用上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该文的数据是根据学籍卡来确定学生家长身份的,而学籍卡上父母的职业是由学生自由填写的,并无任何备选项或填写说明。学生若在学籍卡上把自己的家长职业填为“干部”,研究者在未进行任何访谈的情况下,无法弄清这些家长的真实身份。这些学籍卡上名为“干部”的学生家长,可能是狭义上的党政干部,也可能是企业的管理人员,甚至还可能是农村的基层干部(如村党支部书记、村长等)。作者只是在苏州大学的学籍卡中进一步区分了党政干部与企业管理人员,而对北京大学的样本则很可能因为资料受限而未加以区分(第109页),这就使其研究结论打了折扣。即使不少学生在填写家长职业的同时也填写了工作单位,但仍可能产生一些疑义。例如,如果学生把家长的单位只写成“XX省XX县XX乡”,那我们就很难弄清楚这个家长是乡里的国家干部,还是乡镇企业干部,或是身份实为农民的村庄基层干部。

   其次,作者按照《国家职业大典》区分了干部与专业技术人员。这种区分在分析上是有意义的。但是,正如诸多研究所表明的,中国社会在社会分层上与西方社会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中国自1949年以来形成的是一套以身份制为核心的分层制度,其具体表现为城乡分割的户籍身份、城市内部的干部和工人身份,以及城市单位的所有制身份(孙立平等,1994;李强,2008)。在改革开放前,人们的社会身份基本归属于干部、工人和农民三大身份。而改革开放后,尽管这种身份制的具体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种身份制本身并没有完全消除,它在人们头脑中的烙印还很深。在身份制下,专业技术人员也被划归到干部队伍中,即所谓“技术干部”(与“行政干部”相对)。因此,在当年由学生自填而未获得指导及现今分析时又未作访谈的情况下,学籍卡上标出的“干部”身份,既可能是党政干部或企业管理人员,也可能是专业技术人员。3尤其是改革开放前,“干部”的指涉更是模糊不清的。正是这种缺失,使得该文有关干部子女与技术人员子女的数据分析不够严谨。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作者在文中较多使用了“工农子女”这个概念。作者论证中国父母职业对孩子教育的影响比国外弱,主要基于有更多的学生来自工农子女的数据特征,比如,北大学生来源工农子女的近30%,苏州大学的工农子女高达40%(第111页)。在他们看来,工农子女针对其他阶层构成了非精英阶层,因而成为衡量中国是否发生“无声的革命”的重要标尺。

   需要注意的是,工农虽然相对其他阶层来说属于低收入阶层,但过于强调“工农子女”概念,容易使人们忽略中国社会分层最重要的因素——城乡身份的分割。20世纪90年代以前,非公有制企业尚未大量出现,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人都属于单位制成员,享受单位制中程度不同的福利(路风,1989;华尔德,1996)。尤其是国有大企业中工人的生活水平,远非农民可比。

   李强(2005)提出中国实际存在着两个社会分层体系:城市社会的分层体系和农村社会的分层体系。这两个体系几乎是独立运转的,相互之间并不交融。李强就此把中国社会结构称为“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即构成倒写的“丁”字一横的是巨大的农村社会阶层,而构成“丁”字一竖的是城市的社会阶层。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完全不能使用“工农子女”这个概念,只是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应注意到工人与农民并非处在同一个社会阶层。因此,考察中国父母职业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应特别考察父母的城乡身份差别。作者在文中虽然也涉及对城乡差异的研究,但实际的着眼点却在家庭居住地的差别。就中国社会的公平性问题而言,研究城乡居住地差别的重要性远不及研究城乡身份差别的重要性。

本文本着深入讨论的精神,对《无声的革命》一文提出了以上的商榷意见。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完全否认中国在普及大众教育、实现教育公平方面所作的诸多努力和获得的诸多成就。与1949年前相比,中国的高等教育生源在多样化方面无疑是进步的。但是,我们既要看到在追求教育平等上的努力和成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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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15年35卷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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