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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朗西埃:为什么一定要杀掉艾玛包法利

更新时间:2015-08-02 15:28:23
作者: 雅克•朗西埃  

   乍一看,我这题目有点不对劲。你要跟大家讲这个人为什么被杀了,你是说她是被别人杀掉的,是死于他杀。然而现在我这个说法却不符合真实情况。没看过《包法利夫人》的也知道,艾玛的死不是他杀,而是自杀。看过原著的还知道,她服毒之后还留下信说“不要怪任何人”。因此题目好像就该是“为什么艾玛・包法利一定要自杀?”这么问的话,原因很容易找,她自杀是因为还不起债,欠债是因为婚外恋,婚外恋是因为她当修女时爱读风流的小说,后来过的却是别样的生活:她嫁给一个死板的穷医生,住在又偏远又无聊的小镇子。概括起来,她自杀是一连串的原因导致的最终结果,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她太能幻想了,她把文学和生活混为一谈了。当然,这背后还能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教育制度有缺陷,社会将人异化,男性统治社会,等等。这样好像是说,责任全在社会。

   所以,我先不管书里的情节,换个问题来问为什么一定要杀掉她,是反对上边这种回答的逻辑,按这种有因必有果的逻辑想下去就等于上纲上线。在我看来,上边这种逻辑把两条因果线短接了,是靠不住的。一条线是小说里的因果,它能自圆其说,没有问题。另一条线是找社会原因,来解释小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写。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不管小说怎么结局,归结出的都是同样的社会原因,就算作者让艾玛洗心革面或是还清欠债了,这个社会原因也不会跟着改变。而还有一点,是重点所在,你从小说推理转到社会的,小说外的推理时,无视了这个转换中间的东西。在小说和非小说中间的,是小说本身的创作。这里的问题你不能忽视,要先弄明白:为什么这书要写“社交生活”?书里的角色因看书太多而死去,这是怎么回事?把文学和生活混为一谈又是怎么一回事?把这件事在文学作品里讲出来又意味着什么?简单说,你把这些跟小说的创作紧密相关的问题忽视的话,就不能触及根本上的文学的政治。艾玛的死首先是因为这个叫古斯塔夫•福楼拜的作家要写一本书,来讲一个女人的死。福楼拜的为人众所周知,他不会谈社会问题,也不会管什么道德,他只关心文学,纯粹的文学。这样看来,该问的问题就是:艾玛的死怎么会与纯文学扯上关系?她一死就让文学纯粹了?

   很明显,这一层意思已经包含在我的问题里了:为什么一定要杀掉艾玛•包法利?

   为了发现问题,我们先要进一步分析艾玛那个所谓的根本性错误:把文学和生活混为一谈。《包法利夫人》应该算是现实主义小说。而现实生活中,很少会有人真把文学生活混为一谈。就算一切皆有可能的小说世界里,这种事也极少见,有也不会多。你肯定能想到堂吉诃德,但事实上堂吉诃德本人也屡次告诉桑丘,他们身处的环境是虚构的。有次桑丘受他吩咐,去找人把信抄到信纸上,带信给杜尔西内娅(堂吉诃德爱慕的公主,其实就是桑丘给他找来的那个养猪女),而他堂吉诃德还得在沙漠里继续搞长征,桑丘就问了:自己要怎么仿造堂吉诃德的签名?堂吉诃德说不用操心:一来杜尔西内娅不认识堂吉诃德的字迹,二来她也不知道堂吉诃德这个人,第三,她也不知道她自己是杜尔西内娅,还有,最主要的是,她不识字。

   艾玛•包法利不像堂吉诃德那样自我矛盾。然而,她读抒情诗读到大自然和田园生活的乐趣时,她很清楚田园生活根本没有那么诗情画意,所以她把书扔了。艾玛没有把文学跟生活混为一谈。她是想让文学和生活融为一体。可以这样形容她这个人物:她分不出享受有两种:一种是来自物质商品的物质享受,一种是来自艺术,文学和理想的精神享受。福楼拜用了一对词形容她的待人接物,说她又“感情用事”又“切实际”。这两个词其实并不矛盾,感情用事和切实际的意思是相通的。这个角色既感情用事,又想让艺术和文学的快乐变成现实的,实际的快乐,让其不只供脑子享用,而且能不断提供实际的兴奋。

   艾玛的人物形象很贴近19世纪50,60年代,当时,社会的变动就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兴奋。在当时的法国,这是随时随处都能见到的一种病症。重病也向社会袭来,它感染了社会秩序和个体行为,它让人们的思想与渴求、欲望与失意永不休止的动荡不安。以前的太平时代里有君权、宗教、贵族政体,社会等级层次分明,一成不变。等级制度把每个群体每个个人都安到合适的位置上,让他们脚下生根一样定在平面上,贫民阶层也心满意足。可惜这种秩序后来被打破了,先是法国大革命,后来是工业革命,再后来是新式的媒体:报纸,平面印刷等等,新媒体让词和图像、梦和欲望从上到下人手可得。社会热闹起来了,个体自由平等了,大家都被卷起这个无底旋涡里,整个社会机体的骚动没有停息也没有目的,这种骚动传染到个体身上就成了那种兴奋。

   当时社会上那些“有识之士”就是这么说的。有意思的是,他们还给这种兴奋找了个同义词:民主。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民主,其形式就是人民政府,即自由平等的公民组成的政府,其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一伙人,一回事。大家知道,有识之士们曾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51)孤注一掷,他们怕民主无政府状态到来,所以请了个新皇帝骑到了自己头上(译注:指拿破仑上台后恢复帝制),这还不够,他们还说民主没有政治意义,只是个社会现象。他们还把民主偷换概念,说民主政治已经没戏了,但是有一种激进的新民主要造反,它是警察军队也无法镇压的:它就是那无数的渴求和欲望,它已经蔓延到社会每个角落。这套话其实并不新鲜,两千年前柏拉图就这么说过。他说民主并不是一种政治形式,而是那些“崇尚自由”、只顾享乐的雅典人的生活方式。现代版的反民主人士更是添油加醋,说民主是社会群体摆脱控制起来造反,他们想要一切的享受,不只要财富,还要所有能用财富换来的享受,而最要命的是,他们还想要那些财富换不来的享受:情感、价值观、理想、艺术和文学。反民主人士最怕的就是这一点,穷人要是只想有钱还不至于怎样。穷人本该是“切实际”的,但穷人现在对“切实际”的理解不同了。他们想要一切的享受,包括精神享受,他们还想“切实得到”这些精神享受。

   看过福楼拜小说的人知道,艾玛•包法利就带了太多这种欲望。她要完美的感情也要身体的激情。她经常在物质跟精神享受之间寻找平衡。有次她把对情人莱昂的感情克制下去后,想找点什么奖励自己,就买了个家具,但她买的不是平常的家具,是个祈祷用的小跪凳。这就是那些“有识之士”所说的民主原理,一般等价性的原理,即人可以把一种欲求换成其它任何欲求。当时有个评论家总结道:“包法利夫人就是一个象征:得不到民主会出现病症,在感知与想像方面过度兴奋。”(注1)凭这条好像就够判她死刑了。但评论家只能审作者,不能来审艾玛这个人物,掌管她死活的是福楼拜。评论家审过一遍作者,作者也审过一遍自己笔下的人物。除了反民主人士定的罪名,这里还有一项罪名,是艾玛对文学犯下的罪,也就是福楼拜让艾玛犯的罪,是他写进艾玛这个人物里的。

   福楼拜审的这次大有玄机,因为他是作者,他既审判人物也动手行刑,他还可以说是艾玛的从犯。要理解这其中的奥妙,你得先知道:艾玛对文学犯下了什么罪?罪状就是,她混淆文学和生活,让各种享受都等同了。而她的这些性格特征,这种所谓“民主”式的性格特征,也是作者其人的文学特征,而且说起来,也正是这特征让文学成为新一代的写的艺术。其实这就是文学的意义所在。文学这种新艺术让诗的领域和平庸生活的领域不再界限分明。这种写作的新艺术让各种主题都平等了。在古典美文鼎盛期,诗的领域跟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是截然分开的,有诗意的题材,也有平庸的题材,有诗意的情境,也有平庸的情境,有诗意的表达,也有平庸的表达,如此等等。这两个领域间的界限是很早以前亚里士多德划下的,他说:诗比历史“更有哲理”,因为诗是组织行动的,而历史是讲“生活”的,这生活中的事情一件一件都可有可无。行动“对”生活,这个公式把诗学的分层换算成了社会和政治的分层。后者的逻辑是,有一部分人,是来行动的,这些人献身于宏图伟业,不断追求,面对机遇和厄运作出挑战,另外的人,百姓们,尤其是女人,这些人安于本分,繁衍生命,为上边那些人服务。把诗学的划分跟两种人的划分并到一起的就是一种从上到下的感性的分配,在这种分配失效时,文学出现了。

   福楼拜反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题材不分高雅与卑劣,就是说,诗意的事物与平庸的事物之间没有界限,高尚的行动和平庸的生活的两个领域间没有界限。这种话不是空口无凭,它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原则。福楼拜将其解释为纯粹派艺术(pure Art)的原则。纯粹派艺术是说艺术不一定要用庄严的题材,就是说,没有什么标准来规定什么属于艺术,什么属于非艺术的生活。这样矛盾就来了。按这逻辑,他的艺术的Art用了大写的A,自称一门艺术,但这一派的说法却是已经不分艺术跟非艺术了。因此前边提到的那位文学卫道士才要揭发福楼拜跟他的人物共同犯下的罪。艾玛表现出所有享乐都是“民主上”等价的,福楼拜的写作表现出所有题材都是“民主上”等同的。福楼拜看一切都是平等的,他对自己所有的角色一视同仁,对他们的行为不作评价。该角色的民主式兴奋跟该作者的民主式冷漠就好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是一种病的两个亚型。

   我的这个看法作者本人肯定不同意。他觉得自己的创作的特点就在于能把非艺术的题材艺术化,因此他也应该知道,在硬币另一面,艾玛也是这么干的。这种文学上的平等不是政治上的民主,而是来自感性的广泛分配,这分配意味着人的属性不分两种,不是说有部分人品行高尚、吟赏风雅,有部分人只能投身“现实生活”。以前的界限模糊了,差别没有了,福楼拜的艺术魅力由此而来,所有人的生活也由此有了新的可能。新的可能之一就是“混淆艺术和生活”。福楼拜可以把农家女的生活写成艺术,就是因为这个农家女把生活当成艺术,在福楼拜的艺术中生活。之前巴尔扎克也处理过同样的问题。他的小说《乡村牧师》(The Country Parson)的主角是文盲废铁商人的女儿,她发现了文学,认识到了理想,因而兴奋不已。巴尔扎克主要是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对巴尔扎克来说,工人阶级的女儿通过读书改变生活,这件事属于民主的疾病,这是民主破坏了原有的生活,让百姓家的儿女偏离了本来的生活轨道。所以他没有杀掉自己的角色,而是让她当了一个杀手的从犯。

   福楼拜不管那么多,他只关心他的艺术。他对民主的看法也是来自他对艺术的看法。就是说,新的感性分配让谁都可以有精神享受,随之而来的艺术平等性,在他看来,却必须另当别论。根据福楼拜对艺术的看法,“民主的威胁”就是说,如果说他的艺术的出发点是艺术跟非艺术的生活等同,如果所有人觉得两者相同,那他的艺术还有什么特别?这个出发点可能也会葬送他的艺术,因此必须把这两项等同分开。因此,他要写出一个角色当艺术反动派。他把处理艺术与非艺术间的等价关系的方法分两种,一种艺术的方法,一种非艺术的方法,他让人物去表现那错误的方法。正确的方法,即艺术的方法,就是只在书里写平等,把平等写成一本书。错误的方法,即他的人物的做法,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平等。因此小说人物误入歧途,而作者没有。这样就有了切实际这一说法,艾玛对艺术的看法就是切实际的,她觉得艺术是优越的,是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艺术必须渗透到生活每个角落,就是这一点把切实际和感情用事连在一起。为了理解这点,我们来看书里这段,艾玛在修道院做弥散时的心理描写:

   “她的生活没有离开过教堂的温暖气氛,没有离开过这些脸色苍白的修女,她们胸前挂着的一串念珠和一个铜十字架,加上圣坛发出的芳香,圣水吐出的清芬,蜡烛射出的光辉,都有一种令人消沉的神秘力量,使她不知不觉地沉醉了。但是她并不听弥撒,只是出神地看着圣书上的蓝边插图。”(注2)

这里边有个关键问题,就是作者和笔下人物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其实,福楼拜不是批评艾玛做弥撒开小差,他也觉得来自芳香的“神秘力量”和“蓝边插图”是其中关键,是弥撒的真正享受,作为作者,他跟角色做了同一件事,就是逃离事件,逃离这里的宗教仪式,完全沉浸到感觉和情绪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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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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