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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朝光:“积极”抗战中的消极面——国民党官员日记有关叙述拾遗

更新时间:2015-08-01 21:11:01
作者: 汪朝光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城外的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起武装挑衅,中国军队坚决回击,由此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全面抗战开始后,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坚持了抗战的立场,领导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并对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过去的研究,曾经低估国民党坚持抗战的立场和在抗战中的地位,并一概以“消极”定论,实不无偏颇之处。最近若干年来的研究,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肯定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映出学术研究的发展与进步。

   然而,凡事都不可有偏向,科学研究更是如此。如果说过去对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无低估之处,并已在后来的研究中得以改进,近些年来则又有些说法,尤其是学界之外的一些言论,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又不无高估之处,在尽论其“积极”面之外,对其“消极”面又有些忽视,值得学界反思和回应。早在将近30年前,著名史学家胡绳先生就曾经提出,研究抗战的领导权问题,应该着重研究其转移的过程,“不研究这个过程,是说不清领导权问题的”。抗战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对抗战的领导权确有个此伏彼起、此降彼升的过程,而这个转变的缘由,实际也就埋藏在国民党对抗战的某些“消极”面之中,而这样的“消极”面,还不仅仅存在于一般认为的抗战中后期以后,实际上,自全面抗战爆发后,便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全面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上下的抗战声浪中,国民党内对形势和前途悲观者不在少数,部分从政精英尤然。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甚倾向和议”、“对大局似甚悲观”。(《王世杰日记》)且每逢政府开会讨论抗战事项,孔祥熙总是说“中国哪得不亡”、“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等,“仿佛自己不负一些责任”,令与会者颇为反感。(《陈克文日记》)南京失守前后,国民党决策层中因对日作战不利而使对日妥协思潮还在蔓延滋长,“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蒋介石日记》)。这样的言论和认识,大概是不能以“积极”论的。

   政治上对战争前途悲观,行动上则表现为破罐破摔、今朝有酒今朝醉。战争激烈之时,一些国民党官员仍莺歌燕舞、嫖赌不避。在中国军队奋勇抗敌的枪炮声中,孔祥熙出访欧美大半年,于10月回国,行政院各部会长官为孔祥熙接风宴请,共计花费190余元,其中仅烟酒便花费50元。须知当时上海普通工人的月平均收入不过15元上下。而此刻,正赶往前线参加抗战的广西军队,“沿(南京)中山路步往下关。寒风峭雨之中,皆穿黄色单衣,自顶至踵,淋漓尽湿。此皆开赴前线抗战之壮士也,壮士为国牺牲,未至战场,已饱受风雨饥寒之苦”(《陈克文日记》)。所以,著名学者傅斯年当时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抗战以来,“最可佩的是革命军将士,最无聊的是南京官僚”(《傅斯年遗札》)。

   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心态的国民党官员不在少数。南京失守前,国民政府官员乘轮船撤往武汉,同船者有何应钦、吴鼎昌、张厉生、梁寒操、王世杰、熊式辉、孙科、周佛海等一众高官。船上,他们为高宗武新婚夫妇办酒会,“共相欢笑”。同行的翁文灏不禁说,“在政府离散,国基濒危之日,风雨同舟,偏有此豪情逸致,读‘商妇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感慨系之矣!”(《翁文灏日记》)陈克文亦记载,“闻长兴轮来汉时,船上满载党部及政府高级职员,途中外交部某司长夫妇即起而跳舞,并大唱《妹妹我爱你》一曲”;“时至今日,‘效死勿去’之精神似乎已易而为‘卅六着走为上着’之精神矣。事势至此,宁不可哀”。一些国民党官员撤到武汉和重庆后,有人“在旅馆里开了许多房间,叫妓赌钱,终夜的跳舞,正经事一概不管,只知捏造是非,淆混黑白”。所以,国民党内有人说,“国民党早已自挖坟墓,现在是待敲丧钟的时候了。话虽过于悲观,却有几分事实”(《陈克文日记》)。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后方大力开展抗战宣传动员,影响不断扩大。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认为,“全国对抗战心口如一,第八路军的人第一……其余类多口是心非。”(《徐永昌日记》)而且,“战争中始终看不见国民党的活动”,“许多人仿佛都在说,国民党不成了,共产党快要起来了!”有国民党人甚至说,“政府改组,最好请毛泽东做行政院长,朱德做军政部长,他们的办法要多些。”(《陈克文日记》)即便是蒋介石,对国民党的表现也颇为不满,在国防最高会议“痛言,国民党程度低劣,有亡国之罪”(《翁文灏日记》)。后又在招待留汉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席上,“斥责数年来党部工作不力,以致我方军队所到之处,不见党部人员或党员之协助或存在”(《王世杰日记》)。

   由上述国民党人自己的观察,可知抗战初期其党内政治生态和官员所作所为,不无“消极”方面,且在后来更为扩散,严重影响其领导力及政治地位。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国民党在经历抗战后,其领导力不升反降。说到底,政党的政治地位是自己通过各种方式争取民心和民众拥戴的结果,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地位变化的缘由,便植根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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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14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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