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陶东风:从两种世俗化视角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

更新时间:2015-07-31 13:14:50
作者: 陶东风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尝试创造性地运用阿伦特、哈贝马斯等西方思想家的世俗化与现代性理论,区分当代中国的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的两种类型。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经历了第一次世俗化过程,其特点是让世俗社会从准宗教化的“文革”极权主义中解放出来,重建私人性与公共性相统一的公民社会,以及既有个体权利意识,又有公共关怀的新颖的理性自律个体。本文以邓丽君的流行歌曲为例指出,作为第一次世俗化的主要文化形态,80年代的大众文化积极参与了这种新公共性的建构。但90年代以后,另一类型的世俗化出现了:不再关注公共世界和他人,而是沉迷于物质享受和内心隐私。这是一种与宗教不同的否弃公共世界的方式:退回到生理性/身体性快乐和封闭的个人内心世界,导致病态的自恋人格。本文认为,这两种世俗化形态是我们把握两种大众文化政治功能的主要依据和出发点。

   [关键词]世俗化,大众文化,公共性

    

   在理解和评价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时候,世俗化从来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不同评价,常常围绕世俗化这个中心展开。比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人文精神论者与世俗精神论者围绕大众文化的评价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其分歧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世俗化。人文精神论者站在抽象的道德主义和审美主义立场把世俗化与大众消费文化斥为“旷野上的废墟”,是对精神文化(其实质是精英文化)、人文精神(其实质是文人精神)的腐蚀;而世俗精神论者则把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理解为对“文革”极权主义的消解。但是两者都没有对世俗化本身进行深入的历史分析和逻辑辨析。

   一、两种世俗化理论

   按照通常的理解,世俗化意味着政教分离,即世俗政治领域和神圣宗教领域的分立自治,并把世俗社会等同于与“彼岸”相对的“此岸”(尘世),而没有对它作进一步的细分。通过对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社会理论的阅读,我以为他们的著作中启示包含或隐含了两种世俗化或两种世俗社会的观点,值得深入挖掘。

   在《人的境况》一书中,阿伦特以古希腊社会为例,对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进行了划分。私人领域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命活动领域,也是私人经验(既包括生理性感觉,比如疼痛;也包括私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比如爱情)的领域,在其中,对物质必需品与生命延续的关切是支配性的;而公共领域则以人工物品组成的世界为其物质形态,以平等、自由的交往(言行)为其实践形态(这种实践被阿伦特称之为广义的“政治”),以超功利性为其价值形态。但无论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就其相对于宗教超越领域而言,都属于世俗领域。相应地,世俗生活也就由两个方面的活动组成:一个是世俗公共领域的活动,即言行(政治实践或政治生活);另一个则是世俗私人领域的活动,即以劳动为核心的生命活动。在阿伦特看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在古希腊是非常清楚的,人们在私人领域实现自己生命的繁衍和私人经验的满足,在公共领域从事非功利化的、以彰显自己的卓异性为目的的政治实践。前者是后者的条件。

   阿伦特经常把世俗公共领域称为“世界”,特指既不同于宗教天国、又不同于私人领域的人类活动舞台。阿伦特曾经反复说,“世界”的根本特征就是其公共性。世界之所以是世界,就在于它被众人分享。[1]如果处在一个公共世界健全的时代,人们会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呵护、珍爱公共世界;而在一个公共世界坏死、政治败坏的时代,人们除了遁入空门,皈依上帝,还可能沉迷物质消费或个人经验,养成自恋人格。它们都是逃离世界的方式,也是公共世界坏死的表征。

   阿伦特欣赏古希腊城邦社会,其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政治实践与生命活动之间存在明确界限,人们在私人领域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需要,过自己的私生活。在此基础上,有一部分公民以自由人的身份平等、自愿地参与城邦公共生活与政治实践。而且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公共领域的言行活动要高于私人领域的生命活动。但到了中世纪和现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公共领域的重要性逐渐降低,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兴趣骤减。在中世纪的政治黑暗时代,世俗领域中的公共部分(公共领域,公共生活)逐渐萎缩乃至彻底消失,被宗教团体,也就是“非世俗共同体”所取代,与此同时发生的则是世俗领域的彻底私人化:“世俗领域却彻底变成了古代所谓的私人领域,其标志是一切活动都被纳入了家庭市场中,在那里它们只有私人的重要性,从而真正的公共领域荡然无存了。”[2]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世界可能会被两类人主导:一类人沉溺于私人领域的消费和享受,纵欲糜烂,醉生梦死;另一类人则皈依上帝,一心想着个人死后如何能够灵魂不朽。这两类人都不关心公共生活。因此,这两种情况都是公共世界坏死的标志。

   进入现代,基督教的来世信仰破灭了,但人不是回到世俗公共世界,而是被“抛回”物质性的生命(身体)和自我(“内省的内在封闭领域”),[3]两者都是非世界性的(可以包含在阿伦特的“社会”概念之下)。“他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可以是潜在不死的,甚至不相信它是真的。”[4]此刻的世俗性已经完全不再与具有公共性与持久性的“世界”相关,相反成为它的反面,“在那里他的至上体验是心灵的自我推理过程、自己和自己玩的空无一物的过程。”[5]摆脱了宗教信仰和世俗公共世界的不死信念(“尘世不死”),人们返回到了自然状态,拥抱“永远延续的生命”——一种种群意义上的生命。[6]在阿伦特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特点,不只是宗教和世俗的分离,而是出现了另一种世俗:人不再关注公共世界和他人,而只是关注内心的和物质的自我。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把阿伦特的上述思想加以扩展和完善。哈贝马斯和阿伦特的主要区别在于修正和扬弃了阿伦特的含混的、颇富歧义和争议的“现代”概念(以及另一个争议更大的概念“社会”)。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实际上把现代细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考察了两个不同的“现代”时期的公共领域状况,也就是公共领域的两次“结构转型”。第一个阶段是现代早期(18世纪),此时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时期,也就是第一次结构转型时期:从封建社会的代表型公共领域转向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作为制度范畴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在中世纪中期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封建社会公私不分:“‘王权’有高低之分,特权有大小之别,但不存在任何一种私法意义上的合法地位,能够确保私人进入公共领域。”“在德国,‘私人所有权’和‘公共所有权’在封建社会显然是融为一体的,它们同源同宗,都依附于土地,因此,也可以把它们当作私有权对待。”[7]哈贝马斯指出,尽管封建制度的个别特征,如君主的印玺等,具有公开展示的特性,或者说,国王的权力有一种公开的代表形式(如各种符号和仪式),但“这种代表型公共领域不是一个社会领域”,“它毋宁是一种地位的标志。”[8]国王或封建领主的地位,不管处于哪个级别,都和“公”“私”等范畴保持中立关系,即既不是公的也不是私的,但占据这一地位的人则把这种地位公开化,吏之成为某些“特权”的体现。也就是说,封建社会的代表型公共领域是国王和贵族炫耀特权的领域,完全排除底层民众的参与,它也和现代代议制的民主制度无关,“国家代表或具体的议会代表和这种代表型公共领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种公共领域依附于现实中的领主,从而赋予其权威以一种‘神光灵气’。”[9]国王和贵族所代表的不是民众,而是自己的特权。它具体表现为一套关于“高贵”“特权”的繁文缛节,各种节日和仪式,它不是政治交往的领域,而是炫耀特权的场所(哈贝马斯认为,教会的宗教活动也是属于代表型公共领域)。

   从这种封建代表型公共领域向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型的关键,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和公民社会的出现,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一种新的、既具个体权利意识、又热心公共事务的理性自律个体——私人——的出现。[10]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私和公的相互转化关系:理性自律的个体既是具有明确权利意识的私人,而不是大公无私的螺丝钉或工具,但同时他们又具有积极的公共参与精神,监督公共权力的使用,以保护自己的私人权利。

   公共领域的第二次结构转型发生于20世纪的60年代,也就是所谓大众传媒时代“国家和社会的一体化过程中”:

   随着书籍和报刊杂志生产的组织、销售和消费形式的变化,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电子传媒的兴起,广告获得了新的意义,娱乐和信息的不断交融,所有领域趋于集中化,以及自由主义协会和一目了然的地区公共领域的瓦解,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又一次发生了转型。……随着商业化和交往网络的密集,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和宣传机构组织程度的提高,交往渠道增强了,进入公共交往的机会则面临着日趋加强的选择压力。这样,一种新的影响范畴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具有操纵力量的传媒褫夺了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于是,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失去了权力的竞技场,其意旨在于通过各种讨论主题和文集既赢得影响,也以尽可能隐秘的策略性意图控制各种交往渠道。”[11]

   这种高度集中垄断的传媒鼓吹消费主义,消费主义依然是一种世俗化的意识形态,但却不同于初期的世俗化:人们沉溺于物质消费、沉溺于自己和自己的私密关系(变态自恋人格),而失去了对于公共世界(它也属于世俗)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克里斯多夫·拉斯奇的《自恋主义文化》,已经从不同角度对这两种世俗社会进行了区别,并对后者进行激烈的批判。

   对公共世界的珍爱属于一种世俗性而非宗教性的信仰,它既存在于阿伦特所钟爱的古希腊社会,也存在于哈贝马斯所青睐的西方现代社会早期。但进入消费社会(西方现代社会晚期或后现代时期),世俗化发生了畸变。这个畸变不是现代初期的宗教改革导致的,而是现代晚期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产物。现如今“上帝之死”并不意味着人被抛回到世俗公共世界,成为一个珍爱和热心公共事务的“人自己”,而是被抛回到人的身体,人和他自己的私密关系,人退到了自己的“内在性”之中。人们失去了对于彼岸、来世的信仰,同时也失去了对公共世界的信仰,回到了身体化的个人自我,以封闭的自己与自己的私密关系代替了自我与他人积极交往,导致病态的自恋人格。因此,这种畸变的世俗化恰恰意味着公共世界的死亡。

   二、第一波世俗化与邓丽君的启蒙意义

接下来我尝试把从阿伦特和哈贝马斯著作中总结、归纳出来的两种世俗化模式应用于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尽管阿伦特以及哈贝马斯的世俗化思考源自其对于西方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观察,而且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也存在争议;尽管我们在运用西方理论的时候应该慎重,避免机械搬用,但我还是认为,两种世俗化的思想对解释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变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张容川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091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