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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黎明:闻一多与山东大学

更新时间:2015-07-26 21:21:30
作者: 闻黎明 (进入专栏)  

  

   1930年至1932年,闻一多先生任山东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适逢山东大学1930年代的第一个辉煌时期。虽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但为他本人的学术研究和百年山大文史见长的学术传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闻黎明教授是闻一多先生的长孙,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作为一名史学研究者,闻黎明教授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超越亲情关系,一直认真从事着对闻一多的研究。

   日前,闻黎明教授为师生做了一堂主题为“闻一多与山东大学”的学术报告。闻教授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和大家一起重温了闻一多与山东大学的关系,从而呈现了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闻一多。

   以下是闻教授报告录音整理:

   整整80年前,也就是1930年,闻一多来到山东大学,在这所学校生活了两年。两年时间,对一个人一生来说是短暂的,这两年对他却非常关键。这个关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在这里对今后的人生道路进行了思考和选择,离开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在1928年-1931年间使用的名字)以后,就决定不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一心做学术研究,走“内向”的道路。另一个关键是,他在这里的两年,经历了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经历的回答社会问题的现实。因此,他在山大的两年,是他为学术研究进行准备和进一步发展的两年,是整个人生中“承前启后”的两年。我对山东大学的感情,除了闻一多在国立青岛大学生活了两年外,还有一种因素,就是全国解放后山东大学首任校长华岗对他的影响。华岗是带领闻一多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打开了闻一多的眼界,闻一多从华岗身上了解到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看到了他从未看到的另一个世界。今天,华岗和闻一多的名字已经成为了山东大学的自豪和光荣。

   一、闻一多结缘杨振声来到国立青岛大学

   说起闻一多与山东大学的关系,可以把时间往前拉一点,从闻一多为什么选择到山东大学来说起。闻一多之所以选择来山东大学,完全是缘于和国立青岛大学的首任校长杨振声的情谊。国立青岛大学是山东大学的前身,创立于1930年。杨振声校长生于1890年,比闻一多大9岁,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18年参加《新潮社》,任编辑部书记,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之一。五四运动之后,杨振声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专攻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获博士学位,又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于1924年回到祖国,投身教育事业。

   关于杨振声和闻一多的认识,目前还没有确切记载,但可以推测他们相识于纽约。闻一多是1922年赴美留学的,他先是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次年转学到科罗拉多大学,1924年又转学到纽约艺术学院。在纽约,他住在专门用来接待外国留学生住宿的“万国公寓”。“万国公寓”是纽约中国留学生活动的主要场所,闻一多和杨振声有可能在那里初次见面。另外,闻一多住在“万国公寓”时,和同住在一起的赵太侔(后来任山东大学校长)、余上沅、张嘉铸等,做了件可谓载入历史的事情,即他们自编自演了一出英文古装剧《杨贵妃》(一名《此恨绵绵》),第一次把中国戏剧搬上了美国舞台。那次演出相当轰动,演出后好评如潮,国内外报纸均有报道。我不知道杨振声是否看过这出剧,但我想他肯定知道各界对这次演出的反应。另外,杨振声回国之前到哈佛大学待了一段时间,当时闻一多的挚友梁实秋也在哈佛,他很可能通过梁实秋了解到闻一多的一些情况。此外,当时闻一多和清华的留学生组织了一个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闻一多是主要成员之一,杨振声对大江会应该略有耳闻。大江会办了一个会刊,名《大江季刊》,闻一多在这上面发表了一批诗歌,杨振声应该看过这个刊物,也看到了闻一多在上面发表的诗歌。

   由于上述原因,1925年闻一多回国后,杨振声就马上向他索要诗歌作品。当时,杨振声在北京主编《现代评论》的文艺栏,而闻一多也有已经写好的诗准备发表当年11月的《大江季刊》第二期上,但闻一多回国的当天正好是五卅运动的第二天,他在上海街头看到了斑斑血迹,为了鼓舞民气,就决定把这些诗歌交给杨振声提前发表。这些诗共有四首,即《醒呀》、《爱国的心》、《洗衣歌》和《七子之歌》。这些诗歌交给杨振声后,很快在《现代评论》上刊登出来,也很快产生了反响和共鸣。当年担任沪江大学校长的刘湛恩,把《七子之歌》编进了《公民诗歌》,《清华周刊》也刊登了这首诗歌,刊登时编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今天,当我们提到闻一多的《七子之歌》时,不应忘了杨振声,因为是他首先把这首诗歌发表出来的,这可以说是闻一多与山东大学产生千丝万缕联系的先声吧。

   闻一多是在1930年来到山东大学的。1925年回国后,他先是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教务长兼油画系系主任,后到上海吴淞政治大学担任训导长,不久又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因为新旧文学学派观点不一,闻一多在武大只待了两年。离开武大后,他到上海找工作,遇到了杨振声。当时,杨振声是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并已内定为校长,正在上海延揽教员。他见到闻一多,便热情邀请闻一多和梁实秋一起到青岛大学。开始,闻一多有些犹豫,杨振声便动员他们先到青岛考察一下,再决定去留。那时,闻一多已收到了清华大学聘请他担任研究教授的聘书,但他最终选择了青岛大学,这是因为青岛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山东地区作为礼仪之邦,其朴实的民风以及青岛大学相对简单的人事关系吸引了他,让他选择到青岛大学任教。

   二、闻一多在国立青岛大学时期的学术研究

   1930年9月21日,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并开学。开学典礼上,杨振声校长宣布了聘任名单,闻一多被聘为文学院院长兼任中文系系主任,梁实秋为外文系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闻一多在山大的第一学年,开设了“中国文学史”、“唐诗”、“名作选读”三门课程,为了讲好这些课,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这就促使他必须在学术上做一番努力。

   闻一多的唐诗研究

   据1931年《国立青岛大学一览?文学院学程概要》对中国文学史课程的介绍,记载到“内容注重各时代之时代社会背景及作家生活,以期阐明我国历代文艺思潮及其艺术所以形成演变之因”。我认为这段话是闻一多提出的,因为他当时是中文系系主任,而且这门课也由他来讲授。这段话文字虽然不长,但说明了他对中国文学史的教学重点,放在注重时代的社会背景及作家生活方面。按通常做法,一般课程主要讲作品的内容,但闻一多强调的是首先了解作品时代的社会背景及作家生活,而把作品放在它们的后面,这和以前的课程教学重点很不一样。我之所以突出这一点,是因为我在研究闻一多时,觉得他在研究方法上,也是和他的教学重点是一致的,也是首先对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及作家生活进行研究,这样才能对作品本身有所深刻的了解。

   在国立青岛大学时期,闻一多对唐诗的研究下了相当功夫。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说,“一多在武汉时,就已对杜诗(杜甫的诗)下过一番功夫,到青岛以后,便开始扩大研究计划。他说,要理解杜诗,需要理解整个的唐诗,要理解唐诗,需先要了然于唐代诗人的生平。于是,他开始起草《唐代诗人列传》。积稿不少,但未完成。他的主旨是想借助于对作者生活状态的了解去揣摩作者作品的含义”。梁实秋的这段话很很概括、很准确。确实是这样,闻一多的唐诗研究起步于武汉大学,奠基于国立青岛大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闻一多全集》共12卷,有9卷是学术研究,而这9卷中相当部分是唐诗研究,虽然有一部分是未完成、没有发表的。闻一多的唐诗研究,规模十分庞大,其中《全唐诗人小传》共9册,约60万字,收集了唐代406位诗人的材料,其中部分编成了传记,还有一些是分门别类的原始资料。在他的手稿中,还有《全唐诗校勘记》、《全唐诗补编》、《全唐诗人小传补订》、《全唐诗人生卒年考》、《唐人遗书目录标注》、《唐人九种名著叙录》、《唐诗要略》、《全唐诗辩证》、《唐风楼捃录》等等。仅从这些篇名,就可以看出闻一多在唐诗研究上下了多么大的功夫。臧克家先生曾在《我的先生闻一多》中回忆在青岛大学时期和闻一多相处的日子,其中这样写道,“这时候,他正在致力于唐诗,长方大本子一个又一个,每一个上写得密密行行,看的叫人吃惊。关于杜甫的一大本,连他(指杜甫)的朋友也按笔划列成了目录,题名《杜甫交友录》”。

   闻一多的《诗经》研究

   早在1927年,闻一多到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之前,就曾发表过一篇《诗经的性欲观》,但这还只是对《诗经》一个问题的探讨。在武汉大学,他接受游国恩建议,决定对《诗经》进行全面研究。但这项工作的真正铺开,则是到了青岛大学的事。因为那时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这项工作,而他的朋友梁实秋担任图书馆馆长,也为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书籍上的便利。这个时期,是闻一多的《诗经》研究逐步走上成熟的阶段。

   闻一多的《诗经》研究有很多创新之处,尤其是注意利用西方的文化人类学来窥视中国文化源头的一些人心动态,所以他的一些观点和传统的经注结论有很大的不同。

   举两个例子来说。《诗经?新台》中讲一个打鱼人打鱼时没有捕到鱼,而是打到了一只“鸿”,为此非常懊恼。多年来,人们认为“鸿”是一种美丽的鸟,按理说,能打到这样的鸟应该高兴才对,但为什么打鱼人为打到鸿而懊恼呢。闻一多感到非常奇怪,也因此产生了疑问。于是,他运用音韵学方法寻找突破,发现“鸿”是“苦隆”的切音,而“苦隆”是虾蟆的别名,本意就是“蛤蟆”。从“鸿”到“蛤蟆”有一个转音的过程,因此这里的“鸿”实际上应该是“蛤蟆”,这样解读,全诗就容易理解了。这种解读,已经很有创见了,但闻一多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从人类学的观点继续探寻这首诗歌的深层含义,发现它描写的是上古人类的生活一种场景,全诗的原意是讲一位年轻女子求偶,想找一位帅哥,结果找到的却是一个老头,所以十分懊恼。闻一多认为这首诗歌是用打鱼打到蛤蟆来比喻当时女子求偶不成,这也符合诗歌讲究表达含蓄、不宜过于直白的艺术技巧。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诗经?芣苢》在文字上所讴歌的是芣苢,芣苢就是多籽的车前草,田边地头到处可见。闻一多对此提出疑问,当时人们为什么要歌颂这种非常普通的车前草呢?经过反复思考,他发现这首诗歌大部分文字相同,只有“采”“有”“掇”“捋”“祜”“额”这六个字不同,这六个字是解读这首诗歌的关键。解读的结果是,闻一多认为,车前草是多籽植物,而“多子”在上古社会中是女人最大的功能,它决定着一个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这首诗应该是一群年轻女人在一起唱歌,借对车前草的歌颂,隐喻希望能像它那样多生孩子,而有位老太太因为没有孩子而特别伤心,从而形成了二者间的对比。闻一多认为《芣苢》所要表达的是古代妇女希望通过多生孩子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愿望。可见,闻一多对《诗经》的研究,是以理解实际生活为出发点,认为它们主要反映的是上古社会的人类生活,这就和其他经注对《诗经》的解释大不相同。

   闻一多在青岛大学期间,还有件事值得介绍。1930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成立编译委员会,聘请闻一多等13人组成编译委员会,委员长为胡适。编译委员会成立后,组织了一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专门委员会,由闻一多担任主任,成员有徐志摩、叶公超、陈源、梁实秋。为了开展这项工作,胡适特到青岛和闻一多、梁实秋磋商。闻一多很赞成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并打算从翻译《哈姆雷特》入手,但因时局不稳,加上徐志摩飞机失事等原因,除了梁实秋外,闻一多等四人都没有动手。后来,梁实秋一人单独完成了这项工作,并在台湾出版,号称“《莎士比亚》的第一部全中文译本”。今天,我们讲到梁实秋的文学成就和他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在中国的传播这件事情时,不应忘记国立青岛大学在这其中的作用。

三、闻一多在国立青岛大学时期的师友关系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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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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