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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继荣:国家兴亡自有时,治理变革入新轨

更新时间:2015-07-25 22:38:41
作者: 燕继荣 (进入专栏)  

  

   李自成案例的现实意义

   李自成农民军骤然败亡的历史,向来为史学家们所关注。自从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一般把李自成的速败归结为起义军进城以后集体腐败。但最新的一些研究似乎提供了多维解释。比如,有研究认为,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上的问题,即没有把满清这个一直想入主中原的强大集团纳入战略形势的判断之中;还有研究认为,“李自成并非败于满清,而是败于当时肆虐横行的鼠疫”;另有研究认为,李自成的失败在于“闯王没有王者应有的素质”,不管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还是“流寇难成大器”,总之,李自成对困难认识不足,对入京称帝缺乏准备。于是,人们把李自成失败原因归纳为如下几点:(1)山海关兵败,军队士气不振;(2)在北京大肆掠夺,没能取得士绅和人民的拥护;(3)李自成胜利后头脑发昏,杀死李岩等具有远见的功臣,重用牛金星等佞臣,使军队战斗力减弱;(4)北京闹鼠疫,军队大幅减员。不管怎么说,外敌、内乱、天灾、领袖集团胜利后的骄傲腐化,被认为是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

   我们无意讨论什么是李自成失败的真正原因,而是要以中国历史周期律为话题,讨论李自成失败案例的现实意义。据文献记载,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满怀胜利的豪情从西柏坡向北平进发,登车前他说了一句话:“我们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做李自成。”毛泽东的意思很明显,因为李自成和他的部下打进北京后开始贪图安逸而很快丢了政权,所以,共产党人要引以为鉴,务必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事隔64年,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特别强调:“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不论是当年的领袖毛泽东,还是当今的领导人习近平,都肯定了李自成进京失败案例对于共产党执政的警示意义。

   有研究指出,李自成其实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中国历史上造反起义的符号;即使大顺政权当时没有遭到速败厄运,它也会像以往历次王朝起伏,跳不出历史周期的规律。这让人想起黄炎培在1945年7月4日下午参观延安之后与毛泽东的“窑洞对”。从两人的对话来看,民主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唯一出路;而毛泽东所说的“进京赶考”,实际上考的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否通过民主考试这一关:通过考试意味着建立新型官民关系,将中国带入现代国家行列,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不通过考试意味着未能突破旧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框架,未能结束王朝兴衰更替、国家治乱循环的路径。

   跳出历史周期律的路径

   政权的解体或更迭有多种原因,大体说来有几种类型。第一种为外敌入侵,一般是对外战争中战败的结果。第二种为内部分裂,或者因国家内部族群或地域性成员不服从,或者因国家内部社会精英力量分化,或者因统治集团内部决裂,一般表现为内战或政变的结果。第三种为通常所谓的“官逼民反”,因当权者政策和行为严重背离民意,造成民众难以忍受,导致百姓“揭竿而起”,多表现为暴乱、起义和革命。上述三种类型,在中外历史上都能找到对应的实例。很不幸的是,这三种类型通常互相纠结,同时或相继出现。如果那样,国家就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从理论上说,所谓寻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并不只是谋求一个王朝或政权几十年或上百年的延续,而是要彻底结束王朝更迭、政权更替的现象,从而彻底避免内战、暴乱和起义等血腥和无序事故。因此,国家的长治久安,意味着革命的终结!

   上文提到的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可纳入国家关系的讨论范畴;第二种类型可引入精英集团理论来予以分析;第三种类型涉及官民关系,正是我们分析的对象,也是毛泽东和习近平引用李自成案例表达政见的核心问题。

   常言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种说法实际上基于官民关系的分析视角。众所周知,在政治学研究中,权力和权利的关系问题是国家治理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通常表述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问题,也即官民关系问题。扮演统治者角色、掌握公共权力的个人或机构,如果其行为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和制约,就必然因特权腐败和过度侵占公共利益而引起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众的嫉恨。如果这种遭人嫉恨的行为在官员中普遍存在,就会破坏政权合法性,从而引发民众集体性的反抗,甚至激发推翻政权的大规模的“革命”行动。中国传统社会农民起义所造成的王朝更迭基本属于此类,“李闯王”的兴起可算作其中一例。

   另外,国家治理实则要完成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治民”,二是“治官”。所谓“治民”,就是让百姓成为遵纪守法的“良民”,实现社会生活的有序化。所谓“治官”,就是让作为管理者的大小官员成为依法施政的“好官”,实现社会管理的有序化。根据传统经验,统治者按照“打天下坐天下”的逻辑,要么采用封建诸侯管辖各地,要么委任地方大员统治四方。在统治过程中,最高统治者一般把制度与政策的设计重点放在如何治理黎民百姓和社会上,建立庞大的官僚体系来实现“防民”、“治民”的目的。而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各地“诸侯”或官僚体系成员行为不检点,防止他们过度贪腐而激发民众造反,最高统治者又会采用诏令、巡视、监察、举报等制度来实施“吏治”。

   应当承认,传统中国在“治民”和“治官”方面都有大量经验,但这些经验并没能阻止“革命”行为的周期性发生,也未能避免王朝更替的宿命。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恐怕就在于没有形成现代官民关系,没有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那么,什么是现代官民关系?什么是现代国家治理?毛泽东当年赴京赶考前说,“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的说法,实际上道明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现代国家治理经验表明,建立现代民主法治制度,实现“官民关系”转型,是跳出历史周期的唯一出路。换句话说,历史的出路就在脚下,那就是通过民主机制和法治机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民主法治的考验

   如前文所言,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官民关系)问题是国家治理的根本问题。最新研究表明,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定、政权的延续,而且还关系到国家的繁荣。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阐明了这样的道理:凡是协调好政府强权与个人权利保障之间关系的国家便会走向繁荣,反之则衰败。

   今天来看,毛泽东当年所说赴京赶考,其实考的是两门课:一是能否经受建政考验,避免李自成进京速败的下场;二是能否经受执政考验,避免王朝更替的结局。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高度组织的精英型政党,它与当年李自成的农民党自然不可等量齐观。共产党成功建政且主政65年,也算是通过了建政考验,避免了李自成案例的重演。但是,共产党是否通过了执政考验,能否终结革命,终止王朝更替的周期律,目前还不能给出肯定答案。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必须有此清醒认识,并有勇气担当起历史重任:将中国带入现代国家行列,建立现代官民关系,终结革命,终止王朝更替,实现中国长治久安!

   一个政权的存废,取决于其“正能量”和“负能量”积聚比例和扩容的速率。中国共产党人凭借理想主义信念和目标,聚集了社会的健康力量,不断推动政权改革;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政策上的反复探索,终于看到市场自由、社会自治的巨大生机;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的事业,领导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所有这些能量的积聚和扩容,都会阻止其政权走向衰败。但是,也必须看到,共产党也有惨痛的教训:“文革”中领袖大搞个人崇拜,独断专行,权力斗争酿成了严重恶果;官员无视宪法和法律,贪污腐败日益加剧。总结教训,必须回答如下问题:第一,如何防止决策团队偏离国家善治轨道?第二,怎么保证公职人员依法办事,而不是滥用公权?

   回答上述问题,实则是在进行第二项考试。第二项考试的核心内容就是民主法治建设。用革命建立政权,但必须终结革命,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要终结革命,就必须在民主宪政的框架下,实行依法治国。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设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但是,民主法治建设不是一句空头口号,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政治领导人和改革团队制定科学合理的日程表,一步一步地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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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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