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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我不想做空洞的激进派

更新时间:2015-07-25 21:34:45
作者: 应星 (进入专栏)  
所谓“贪官”是指和他们相对的乡干部、县干部。他们认为,中央是好的,早把补偿款项发下来了,都是被地方贪官贪污了。

   人物周刊:你在那本著作里谈到草根领袖对于内部叛徒的处理。

   应星:在草根领袖看来,他组织的是一个力量非常弱、风险很高的团队,它的主要力量就来自团结。一旦发现危及团队命运的“叛徒”,对领袖来说是一件特别不能容忍的事情,会用较为严历的手段处置,比如将对方驱逐出村里的关系网。这是很厉害的,对方会在村里被人瞧不起,这是乡土社会的一种放逐。

   其实在维稳者与上访农民之间,“叛徒”两面渗透。农民与乡政府之间存有相互缠绕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论是基层政府的行动,还是上访者的行动,都很难在事先不被对方听到点风声。

   人物周刊:在书中,你对维稳者的“气”没有深挖?

   应星:有涉及到,但不是作为重点。这里的维稳者主要是针对基层政府。基层政府是受夹板气。

   在一般农民概念里,中央与基层,就像《新闻联播》与《焦点访谈》——《新闻联播》告诉他们中央是好的,《焦点访谈》告诉他们,基层多是贪官污吏,是他们把中央的事搞歪了。不然,为什么中央的决策到下面就起变化?

   但是基层政府在中国存在着严重的责、权、利不对称。农村基层政府没多少资源,也没什么权力,却是“无限责任公司”——要承担无限责任。上面各部门下发的指令最后都要他们去贯彻落实,他们总得没日没夜地干活。一旦出事,安全事故也好,维稳事故也好,他们所有的工作都会被一票否决,就地免职。

   上面严令基层控制维稳事件的发生,而基层又无力解决真正的问题,因此,他们常用的办法只能是控制上访者的人身,打压组织上访的领袖。

   人物周刊:“高压者”也有“气”吧?

   应星:高层政府一般来说,相对比较超越,不会直接跟底层打交道。高层要掌握一个平衡——在实现和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前提下,什么时候容忍基层的打压行为,什么时候扮演和事佬给上访者经济补偿,什么时候又需要把基层抛出来进行整肃,以消民怨。

   对一个市长或省长来说,他们关心的是GDP。但他们所辖地方闹事多了,让中央不高兴也不行,因为维稳也是考验官员政绩的硬指标。如果下面在高压下出了大事,高层会想到“开口子”——花钱把事摆平。如果还不行,就“揭盖子”——把地方官员一锅端了。而无论是“开口子”还是“揭盖子”,都是权宜之计,怎么平衡都非常脆弱。

   一介书生的期望

   人物周刊:你不赞同于建嵘“以法抗争”的说法,认为他是在拔高草根精英,为什么?

   应星:他有一个观点,讲农民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农民在为权利而奋斗。我认为他忽略了这样一些问题:一是政治合法性的困境注定了草根动员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所明允、默许或至少未强力禁止的前提下去展开的;二是日常生活的压力注定草根动员在目标追求上的高度有限;三是跨乡的草根动员成本很高;四是草根动员具有临时性和随机性的特点。综合以上,草根动员尽管在实际动员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组织化,但是这种组织性是名实分离的,它与其说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去政治性的——它在进行有限动员的同时也在努力控制着群体行动的限度,特别是政治敏感性和法律的界限。如果没有外界势力或知识分子的影响,就农民自发的抗争行动而言,大体还是非政治性的,是反应性的而非进取性的。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北大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几年前提出的观点:“老上访专业户,至少有99%以上精神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

   应星:上访者有没有偏执狂?有。但是他们患上“偏执狂”到底是天生的,还是被一步步逼到这步田地的?追溯到20年前,这些上访者可能是一个非常温顺胆怯的人,为什么他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一个有良知的人总会本能地同情弱者。而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同情的基础上更会去体察困境演化的历史轨迹,深究困境背后的结构性因素。那种认定上访者都很偏执的人,只能说明他本身的偏执。

   对待上访者,知识分子表现出了两种极端,一类是夸张的热情、政治浪漫主义;另一类是缺乏责任感,没有一点同情心,后者是最糟糕的。

   人物周刊:在《“气”与抗争政治》文后,你有对政府的几条建言献策。

   应星:那是出版社让我加的,我一般不说建议。我觉得如果没有对问题复杂性的深入研究,那些建言都是苍白的。何况,许多具体事宜是当政者按照惯有的行动逻辑去处理的,本不是书生可以置喙的。

   不过,我还是想借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表达一介书生的期望。一百多年前,韦伯曾呼吁一个真正有政治担当、政治成熟的阶级来领导德国的社会转型。他明确提出社会政治的最关键问题并不是被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是统治阶级的政治素质。他在那篇演讲中最后提出:“如果德意志民族的领导阶层有能力使自己成熟到坚韧而又清醒,德国政治就能稳步达到其目标,德国民族情操就会永远不失肃穆而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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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zhaoz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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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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