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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雁平:《读书分年日程》与清代的书院

更新时间:2015-07-24 23:31:51
作者: 徐雁平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多被视为推荐书目的先导,其实它只是一种衍生物,它将“朱子读书法”落到实处,并使之形成条理清晰的规章和程式。此种读书次第和读书方法对后世,尤其是对清代以来的读书风气影响较大,清代书院学规章程中时能见其影迹;程氏《读书分年日程》的效仿之作也屡屡出现。对于一般读书人而言,《读书分年日程》是循序渐进的读书指南,更重要的是它成为读书人自我评判的准则,使读书人能自律自持,力求日有所得,而不至于荒废懈怠,从而有利于良好心性的养成。在《读书分年日程》的传衍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程朱理学的传承,而晚清《读书分年日程》效仿之作的出现,时有护持“统系”的用意。

   作为读书指南的《读书分年日程》

   《元史》程端礼传云:“庆元自宋季皆尊尚陆九渊氏之学,而朱熹氏学不行于庆元。端礼独从史蒙卿游,以传朱氏明体适用之指,学者及门甚众。”[1] (p. 4343)此语道出程端礼的学术渊源,而程端礼对朱子的推尊,在《读书分年日程》中更是表露无遗,此日程基本上是“朱子读书法”的一种具体精细的转化。《读书分年日程》前列“纲领”,即是朱子白鹿洞书院教条,又录朱子论读书语录及文集中的相关文字,更见程端礼编撰的旨意所在。

   程端礼对朱子的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六条读书法则深信不疑,以为其学初虽不如他人,但能守朱子之法,“持心坚苦,积岁月以渐进”,[2] (p. 666)终有收获;而他在教书育人之中,对朱子读书法亦用心实践。程端礼将朱子读书法以学问的循序渐进为线索,将时间划分若干个大大小小的单元,用于一系列典籍的学习,从而使读书学习有一套严格的日程可以遵循,并可得到方法上的指导,这大致就是后来学校的课程表。《读书分年日程》所指定的读书范围是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而且与科举考试相辅相成(元科考明经一科,使经术、理学和举业三者合一)。日程强调的是读书先要固其根本,日程之编定与应用,乃是救当时学校教学之弊。推源溯流,大致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精意皆得自朱子。从整体立意来看,是探求为学之道的途径:欲穷理先须读书,而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于居敬而持志;在一些具体的步骤上,日程对朱子之说的细化,使“着实读书”真正落到实处。程端礼于日程中将士子所读之书和所习之业均有明细安排,而对每本书的读、温、背也皆有规定。这类琐细的程规,基本上是朱子读书法的衍化,但有时稍显繁琐刻板,无朱子之大气与灵活。

   “呜呼,学者立志,然后见读经之效,朱子读法岂欺我哉!”[2] (p. 671)朱子读书法对程端礼而言,无疑是被奉为圭臬,而且也赋予他一种信心和力量,正因为如此,他有感于朱子“近日真少读书之叹”而设计出规模大节目丰富的读书日程来。《读书分年日程》在讲明读书的次第、读书的具体方法和读书时间的分配方面,十分具体。以读书时间的分配而言,限定读书日程是其核心。程端礼制定《读书分年日程》,参照朱子“宽着期限,紧着课程”之说,对平日读书进度有严格的规定,对生徒读书的字数篇数,如何温习,包括老师的相关责任都有条条框框督促约束。“每夙兴,即先自倍读册首书,至昨日所读书一遍。内一日看读,内一日倍读,生处误处,记号以待夜间补正遍数。”[3] (p. 2)而老师要以背读形式查检昨日所习之书,而当日讲读,如以讲六七百字或一千字为限,须多授一二十行,以备次日或因故不能授课,而生徒仍可自读。《读书分年日程》重视晚间温习,生徒单日之夜,须涵泳每一节十数次,以求其通,双日之夜读平日已读书一遍,背读一、二卷或三、四卷,随力所至,将起止以符号作记录,以待后夜续读;如读《大学》时,随双单日之夜,还要读看玩索几种性理书。坚持用此法读书,积以时日,则“前自八岁,约用六七年之功,则十五岁前,小学书四书诸经正文,可以尽毕,既每细段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又通倍大段,早倍温册首书,夜以序通倍温已读书,守此法,无不熟之理!”[3] (p. 9)到二十二岁之前,《通鉴》、韩文、《楚辞》读完之后,仍加温习,同时坚持每日早饭前循环背温玩索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诸经正文;然后以二三年之工专力学文。为确保读书能持之以恒,程端礼另刊印“日程空眼簿式”,其中分为“读经日程”、“读看史日程”、“读看文日程”、“读作举业日程”,日程中留有记录读书起止、读书日期的空格,它类似于后世的课程表,但读书作记录,又有课程表不能相比的约束性,这或许是《读书分年日程》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

   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在清代已成为读书人进学的准则,如关槐辑《士林彝训》云:“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今取《孝经》《论语》诸书,以字计之,《孝经》一千九百三字,《论语》一万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万四千一百七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诗》三万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礼记》九万九千一十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止以中才为准,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或资钝,减中人之半,亦九年可毕,其余触类而长之,虽书卷浩繁,第能加日积之功,何患不至。”(欧阳文忠公语)此乃计日读书之法,又有分日读书之法,其引用唐翼修《读书作文谱》中语:“程子言科举之学兴,士人致功。宜将两月读经史,一月读文章。此言经史与文章,宜分月致功也。朱子又将经史分功,谓读经难,读史易,宜四十日读经,二十日读史。详观其法,皆取分日致功。岂非以精专则易为力欤。”[4] (p. 680)关槐辑诸家文字,除重视读书须立日程外,亦强调读书之次第,譬如读经史集及作文等,皆一一述之,虽未明示取法程端礼之作,然其立意皆从朱子读书法和《读书分年日程》中来。

   查考数家目录,见于著录的《读书分年日程》至少有二十余种版本,其中清代刻本占绝大部分,清刻本中,又以同治五年以后刻本稍多,这似乎与同治中兴重振文教之举措相关。近有学者撰文指出,同治年间朝野理学人士活跃一时,仅就政教而言,他们正朝纲、端治本、倡正学,恢复和强化封建文化事业,譬如曾国藩有修复江南贡院、举行江南乡试、创办官书局之举。晚清理学的复兴不仅是一个学术现象,也是一个政治现象。[5]《读书分年日程》的核心是程朱理学,它直接关涉当时的官方教育,与理学的复兴有内在的联系。

   清初有两位理学家对《读书分年日程》颇为看重,他们就是陆世仪和陆陇其。陆世仪有《思辨录》,后人又将此书精选为《思辨录辑要》,删落一些与程朱之学不同的言语。《思辨录辑要》分为小学、大学、立志、居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人道九类,“小学类”似是依照朱子或程端礼之说发挥而来,譬如讲到读四书五经时,就可稍见其脉络;在“格致类”中,陆世仪重点讲论读书之法,如指明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当终身诵读,水利、农政、天文、兵法诸书亦要一一寻究,但于子史百家,观其大意即可。为将此法具体化,他将生徒士子所读之书分为三节,自五岁至十五岁为“十年诵读”,自十五至二十五为“十年讲贯”,自二十五至三十五为“十年涉猎”,“使学有渐次,书分缓急,则庶几学者可由此而成功。”[6] (p. 40)每一节中指示读书范围和次第,间注明读法。以读史而言,陆世仪指出当以朱子《通鉴纲目》为主,参考《资治通鉴》再补充《通鉴纪事本末》,二十一史只供博其记览和备查,此种读史的主次,和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相似。

   陆陇其专崇朱子,力诋王学,他刊行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意在尊崇正学,补明初所纂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之缺略疎漏,提倡程端礼针对切要书的“看读百遍,背读百遍”之法,又进一步指明《读书分年日程》非程氏之法,乃朱子之法;非朱子之法,乃孔孟以来教人读书之法。陆陇其又将刊刻《读书分年日程》分送师长友朋,查检其文集,有送房师赵耐孺三部、送赵鱼裳三部、送魏荔彤一部的记录。他还在书札中于此书之价值多加提醒。在《读书分年日程》的二十余种版本中,类似陆陇其的意图而刊刻的,当然不是少数。

   《读书分年日程》嘉庆二十一年刻本是沈维鐈(嘉庆七年进士,沈曾植祖父)任湖北学政时刊刻,沈氏认为此书“为治举业者树之圭臬,趣向之正,节目之详,一以朱子为大宗,立言之绳准,即入圣之阶梯。”[7] 沈氏少受学于鸳湖书院,山长为段玉裁,而其“家近陆清献(陇其)之乡,承其余风,故纯乎朱子之学,”[8] 在《读书分年日程》外,沈氏又校刊罗整庵、祝人斋、汪双池、张杨园、陈确庵、陆世仪、方子春等理学著作多种。《读书分年日程》即以陆陇其康熙己巳刊本为底本,其中可看出其中治学的取向,而他在教人读书时,也多次发挥朱子读书之法,相关论点可见《风池书院课艺序》和《闽中校士录序》。沈氏又任福建、顺天、安徽学政,晚年主讲杭州敷文书院、松江敬业书院,朱子读书法和《读书分年日程》亦可能借此二途径推广。道光十四年,李兆洛有《乡塾读书法序》之作。《乡塾读书法》撰者姓未详,序中称其为泉南先生。泉南先生有感于当时乡塾读书之法未尽善,习俗之锢人,于是“取程氏端礼《读书分年日程》,檃括义类,兼采昔贤养蒙训学之遗言,附之题曰《乡塾读书法》,”[9] (p. 340)其意大致是“有志于本”,由此可稍见《读书分年日程》经有识之士的践行,已传播到底层社会。以下再列举数例,可略见其影响程度。

   其一,“朱湘陶,名泽云,江南宝应人,早岁勤学,得《程氏分年日程》,即依次读之,阅数年而略遍,更览天文舆地诸书,穷原竟委,久之始有志于圣人之道。”[10] (p. 79)

   其二,“林旷,字表雷,号野平,康熙戊子恩贡生,生平设教最严,常以程畏斋《分年日程》、吕新《吾社要畧》为法门。人虽通显,侍先生不敢少纵。年九十七卒。”[11] (p. 13)

   其三,陈鹤尝主讲钟山书院,有《答李平川书》云:“元儒作《读书日程》,先四书,次诸经,次《通鉴》,次古文之不诡于道者,与夫考证论辨之切于治道制度身心日用者,而要之学以道为志。人以圣为志,此其书可取以为用功之法也。”[12]

   其四,孙德祖《国子监祭酒广东学政章公行状》:章氏主讲崇文、紫阳,“巡抚闽浙两省,劝立义学,分给《小学集解》《读书分年日程》诸书以励之。”[13]

   其五,冯煦是尊经书院的高材生,光绪十二年进士,后主讲钟山书院。他在指导人读书治学时,强调“为学当有定程,”并以程氏《读书分年日程》为中心阐发读书之法:

   古人读书或分年或分四时分月分日,今所学既众,则当分时,将一日分作几分,以一分读经或读史,一分作字,一分学制举业,一分学词章,一分录一日读书所得,又当留一分闲静时以养其心。此分未毕,不及他分所学,始可主于一而不至杂然交战于中也。当读之书莫备于程氏《分年日程》,可依而行之,但所载皆元以前之书,或有未定足,至今日则益精切而简当,择而从焉可也。日置一簿于案,将一日所读之书,何处始何处止,或有所引伸或有所会通,尽录于簿,既可留为有用,且亦可以自验所学之进退也。①

   冯煦所论,已有变通之意,所读之书不以程氏《读书分年日程》为范围,所论也简要适用。

   《读书分年日程》的仿效之作至晚清稍多,在此大转折时期出现有新内容的仿效之作,与读书要随世变的大环境相适应,梁启超的《读书分月课程》、光绪二十九年(1903)印行的《就正斋读书分年法程》、一九三六年《制言》杂志刊出的章太炎《中学读经分年日程》等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作为书院课程表的《读书分年日程》

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的编撰以及应用,皆与他在江东书院(亦名江东精舍)的讲学相关,而程氏之日程又衍化为白鹿洞书院教条,故至清代,此日程受到重视,尤其是受到书院的重视,是合乎理路之事。在《读书分年日程》的二十余种版本中,就有三种书院刻本。因为日程对于读书有明细的规定,便自然有一种约束性,这对于生徒读书、书院的管理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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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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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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