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徐雁平: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推荐书目及其文化解读

更新时间:2015-07-24 23:30:22
作者: 徐雁平  

   指导学子读书治学的推荐书目(亦称导读书目),追溯其历史,最早的可能要算是敦煌遗书“伯2171号卷”子《杂钞》中的一个“唐末士子读书目”。该目共收书25部,以问答的形式出现。据王重民分析,该目虽说比较简单,但“密切结合着当时的实际情况,挑选了当时社会上最实用的书籍通行的注本,正是适应着当时一般读书识字的人的需要而编辑出来的。”(注: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1—132页。)其后又有元代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明末清初有陆世仪开列的《十年诵读书目》、《十年讲贯书目》、《十年涉猎书目》,清代有李顒的《读书次第》和龙启瑞的《经籍举要》。至光绪元年张之洞委托缪荃孙撰写的《书目答问》更是影响深远,鲁迅尝言:“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注:鲁迅《读书杂谈》,见《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3页。)《书目答问》不单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名著,而且因其为一大批后学指点学术迷律,故它在近现代学术史上也有重要地位。光绪十八年,梁启超撰写《读书分月课程》,分为“学要十五则”,“最初应读书”和“读书次第表”三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将西学书与经、史、子、理学书并列,是这一推荐书目承前启后的特点。

   到20世纪20年代,推荐书目更层出不穷,从胡适、梁启超、章太炎、吴虞,以至1925年《京报副刊》孙伏园发起征求的“青年必读书十部”的书目,从2月11日至4月9日,刊出78位名流学者的书目,除胡适、梁启超再度亮相外,周作人、马裕藻、鲁迅、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马叙伦、许寿裳、太虚等先后执笔。在《京报副刊》的征求之外,李笠、汤济沧、王浣溪、汪辟疆也开列出不少书目。推荐书目的出现,是与学问的分化与深化造成著作的大批量出现有关,也与古代雕版印刷术及近代石印术、铅印术的普及推广而造成著作的广泛流播有关,因为读书人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出现了张之洞所谓的“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在西学东渐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注重文史典籍的推荐书目频频出现,一方面它是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余波不绝的表现,另一方面它也受欧美大学教授在授新课时开列参考书目风气的影响。两方面的融合,呈现出特别的意义。

   一 国学推荐书目与国故整理

   从语言文字到文学革命,从标点符号、分段、章回小说考证到有系统的国故整理,胡适所做的“下手工夫”,他是在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中输入学理,并“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学理的影响,”(注:见《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531页。)进而引导人们走上再造文明之路。1919年7月,胡适自称是以外行的身份谈他“理想中的国文教授”,这篇演说辞主要针对民国元年的“中学校令施行细则”和当时的部定课程,提出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和他假定的中学国文课程,作为这两项设想的实现工具,胡适对教材的选择与教授法也贡献出“新鲜的意见”,其中“国语文”的教材应包括白话小说、白话戏剧以及长篇议论文与学术文三部分,而白话小说,“要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例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七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等”。(注:见《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63页。)如此推荐白话小说以代教材,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一种设想,这其实也是胡适1918年4月提出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细分与深化。“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宗旨,就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而“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的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注:见《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44页。)万丈高楼平地起,以白话小说改换中学课程中的部分内容的试验,隐藏了他“要在三五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的雄心;对于古文教材,他认为学生第一学年应读近人如康有为、梁启超、林琴南等的著作,而后三个学年所选教材也不同于以往的以几本古文选本为中心,范围更为宽泛,到1922年8月胡适写《论中学的国文教学》时,他列出以新式方法整理出的《中学国故丛书》,从《诗经》、《左传》到《元曲选》、《明曲选》共31种,并说“有了这几十部或几百部整理的古书,中学古文的教学便没有什么困难了。”(注:胡适《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见《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556页。)

   相隔两年,胡适发现他的一些主张有一部分是经得起试验的,有一部分却无法试验,还有一部分是不得不修改的。这期间胡适为扩大白话文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势力,开始向传统寻求支持他的资源,国故整理这一工作开始启动。所以他在这篇《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中着重对以前未曾考虑成熟的古文教材加以补充修正,大谈整理古书的方法如标点分段、删繁、加新注、校勘、辨伪、介绍评判(包括著作人小传、书的历史和价值),并将这些方法贯注到他开列的书目当中,如果说他与其出版商安徽同乡汪孟邹开办的亚东图书馆共同推出整理过的《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章回小说主要面向广大民众,古文教材则主要针对中学生,双管齐下,相辅相成。

   “整理国故”是胡适所谓新思潮的四个密不可分的环节中重要的一节,但是从“输入学理”转入此途,多少让那些曾和他站在一条战壕里的朋友和一些崇拜他的青年学生不明底细,但在胡适那里却有一种心安理得的贯通法。林毓生曾以五四知识分子中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三位领袖人物为例,阐述他们在西方文化的视角下,于传统政治秩序崩溃后所产生的整体性反传统主义(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其大意是,传统文化的病毒侵蚀了作为有机体的每件中国事物,“因此,如要打倒传统,就非把它全盘而彻底的打破不可。”(注:林毓生《五四式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意识的危机》,见《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6页。)“但事实上,并不蕴涵他们已经与中国社会文化的遗产隔绝;也不是说他们因此便能够不承认中国过去在许多方面的成绩,或不声称中国过去有许多成就。”(注:林毓生《五四式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意识的危机》,见《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0页。)其实他们三位之所以推崇西学而贬抑国故,“也主要是一种策略考虑: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复古思潮保持高度警惕。”(注: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页。)而且他们反传统礼教时,“首先也是有意或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注: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见《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页。)传统已流入他们的血液中,他们无法割舍这种联系。这是一个多重面相的(multidimensional)和多重方向的(multidirectional)“文化矛盾的年代”,五四知识分子有其独特之处,“他们大部分迅速、有时还彻底地改变了心意”,“即使是不在几天之内,也能在几个月的期间里不断转变他的立场”。(注: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见台北《联合文学》1999年5月号(第15卷第7期),第21页。)有了这种认识背景,我们似乎更能明白胡适、鲁迅等开书目的内在理路。

   1923年2月25日《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刊出了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该书目是应清华学校胡敦元等学生之邀而开列的,其目的是“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但这个书目“也是一个法门”,那“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同时书目也可做为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图书馆藏书建设的指南。书目包括工具之部(收书14种)、思想史之部(收书96种)、文学史之部(收书78种),它在很多地方确实体现出胡适所倡导的历史的观念和系统的研究,“文学史之部”中他又选了四年前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中所推荐的明清两朝小说,从《水浒传》到《老残游记》共13种,欲以此明示明清四五百年来语体文小说发展的概貌。书目的思路,其实就是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写于1922年11月,刊于1923年1月)提出的研究国学的三大方向的另一种表现而已。在所开列的13种小说中,有7种是在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均有胡适的考证或序;他在书目中还将自己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章实斋年谱》、《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和梁启超的《大乘起信论考证》和《清代学术概论》列入其中,以此法将自己纳入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的行列中,这是既开风气又为师的一种表现,试图以此引领年青的学生接着他的白话文学史和科学的思想史两条道往下走。

   但胡适这个书目也有很大的缺点,很看重他的梁启超就指出其弊在“挂漏太多”和“博而寡要”,并分析胡适致误之由是“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胡君正在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个书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径和所凭籍的资料”,“第二点误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注:梁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见《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10页。)另外卷帙浩繁,佛书过多,史部书缺乏也是胡适的书目之弊。《清华周刊》的记者也致信胡适,说胡适所指的国学范围同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所指出的相差太多,而且书目太偏重思想史和文学史,因此希望他拟出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胡适在原书目中圈出39种另加《九种纪事本末》共40种,梁启超亦因《清华周刊》记者之督促,也于1923年4月26日“专凭忆想所及”撰成《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共分五类: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意涉览书类。仿佛同胡适相呼应一样,梁启超也将自己的《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列入目录。如果说胡适的书目在著录上多点明版本和书的内容,梁启超的书目在分类较细的前提下,更注意书的读法,如韵文书类中《楚辞》下的注语是“屈、宋作,宜熟读,能成诵最佳。其余可不读注释书,朱熹《楚辞集注》较可”。(注: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见《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00页。)这种指导性的注释语再加上所附录的《治国学杂话》,使得梁启超的书目有更强的实用性,但书目还是太庞大,收书约160种,让一般学生难以达到梁启超所谓的“依法读之,则国学根柢略立,可以为将来大成之基”(注:梁启超《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见《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05页。)的目标,因此他依胡适之例,也圈定了30种“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相比之下,他们二人在1925年2月11-12日《京报副刊》上所开列的“青年必读书十部”,简明多了,或许主要是受编辑要求的限制吧,胡适在5部英文著作外开列的中国典籍是:《老子》(王弼注)、孙诒让《墨子间诂》、《论语》、《论衡》和《崔东壁遗书》,梁启超特别指出没开列外国著作,他的10部有6部在“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中,《孟子》、《左传》、《荀子》、《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另4部是《通志》二十略、王阳明《传司录》、《唐宋诗醇》、《词综》,他强调的三项标准是:“一、修养资助,二、历史及掌故常识;三、文学兴味。”(注:见1925年2月12日《京报副刊》。)即使是这两个小小的书目,我们也能看出梁启超和胡适的学术旨趣的细微差异,他们毕竟是一先一后的两代学人。

   二 国学推荐书目与新式教育

以梁启超、胡适在当时的影响,他们所列的书目自然是一石击水,众所注目。1923年吴虞在成都菇古书局出版了《中国文学选读书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0730.html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广州)2000年10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