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任军锋:“神佑美利坚”——“公民宗教”在美国

更新时间:2015-07-23 16:08:48
作者: 任军锋 (进入专栏)  

   立国须先立“教”。马基雅维里曾指出,要有良好的法律,须有良好的军队,而要有良好的军队,则取决于“宗教”。罗慕洛创立了罗马,然而他的功业并不足以确保后来罗马的伟业;罗马还需要立教,这一功业自然应归于努玛(NumaPompilius)。罗马的宗教使民众敬畏他们的神明,服从权威,热爱国家,忠实于法律成为他们必须信守的誓言。正是努玛为城邦带来了幸福、秩序、财富、伟业。在马基雅维里看来,立教乃是第一位的政治。[11]在罗马人的脑海里,政治首先并不意味着党派斗争或者选举,它指示的是共同体、国家、民族的集体生存和幸福。政治并非“理性人”出于自利目的的纯粹的损益筹算,而是一种出于自我防护本能的激情,只有政治才是他们的立身之本。这种激情与个人或民族的至高神祗认信密切相关。

   当美利坚国父们(FoundingFathers)将维吉尔的诗句Magnusabintegroseclorumnasciturordo(“大循环再生”)稍事改动眷刻在国玺(NovusOrdoSoclorum,即“千秋万代新秩序”)上时,他们是要表明即将建立的公民政治体并非在“重建罗马”,而是要建立一个“新罗马”。[12]如何使新的联邦永续,为共和国奠定持久的根基,使政治体获得永久性的正当性,从而走出古代政体盛衰循环的怪圈?正是美利坚立国者的关注所在。而罗马的历史和政制为国父们提供了重要典范:制度化的权威(元老院)、传统(立国原则)、宗教(虔敬)共同构成了罗马共和政治的坚实基础,它贯穿罗马历史的始终。而罗马的衰落正是这种基础相继崩溃的直接后果。罗马精神也成为美利坚国父们的效仿对象。可以说,“没有照耀几百年的古典典范,大洋两岸的革命(即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引者)者不会有勇气做出后来证明是史无前例的举动。”[13]

   《独立宣言》一开篇便诉诸于“自然法和自然神祗”(theLawsofNatureandofNature'sGod),“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在杰弗逊一代看来,只有诉诸某一“天国神祗”,才能帮助美利坚人走出“自然状态”,进而为公民社会立法。这种自然神祗的绝对律令正是后来《合众国宪法》至上权威的正当性来源。立宪与其说是在建立一个政府,还不如说在制定一部大地法(thelawoftheland)。这样,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在美利坚,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出现了如下自相矛盾的现象,“正是革命的危急关头促使十八世纪那些已经相当‘开化’的人们求助于某种宗教律令,而这时的他们正是要使世俗领域完全摆脱教会的影响,实现政治与宗教彻底分离。”[14]

   1.“尘世”与“天国”:托克维尔宗教社会学评述

   对于公民宗教传统理论家们来说,如何能够使宗教为政治社会提供稳定的道德和信仰根基?始终是他们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卢梭试图在反-政治的基督教和“国族宗教”之间找到一种新的公民宗教;马基雅维里却主张对基督教进行“重新诠释”,使其“异教化”(paganization),借以获得后者在政治上的优势,进而实现一种“新的异教政治”;而霍布斯则走得更远,主张回到《旧约》中的犹太传统,祛除基督教教义中对世俗权威构成威胁的彼世信条,从而使基督教“解基督化”(de-Christianize),即“犹太化”,建立一种“基督教神权统治”,以“教士的王国”(KingdomeofPriests)取代“作为教士的国王”(PriesthoodofKings)。出于共同体和平安宁的需要,最高主权者有权对《圣经》作出适当的解释。[15]

   如果说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卢梭更加强调基督教信仰与政治社会的不相容性,那么,托克维尔则出于对自由民主未来命运的深切关注,从政治立场上为基督教积极辩护。[16]托氏发现,在合众国,政治与宗教从一开始就彼此和谐,基督信仰正是自由民主原则的基本源泉,“自由精神”与“宗教精神”在那里得到了恰当的结合:“宗教将公民自由视为人类能力的高贵的运用”,而“自由则在宗教中找到了斗争和胜利的盟友、成长的摇篮以及自身权利的神圣源泉”。“在美利坚人的脑海里,基督教与自由往往被混为一谈,他们几乎不可能只顾一个,而不管另一个。”在合众国,“没有一种宗教信条本身是反对民主共和制度的”,宗教作为“首要的政治制度”成为民主社会维护自由的关键力量。在托氏看来,基督教是唯一能够在民主社会维持自由的宗教。[17]

   如何能够使政治与宗教彼此彰显?正是贯穿托克维尔整个著述的核心论题,它基于托氏对十八、十九世纪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所面临现实困境的深深忧虑:即基督教与民主社会之间尖锐对立。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卷一第二章,托克维尔一开篇就指出,“法国革命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攻击教会,在所有推动革命的激情当中,这种反对宗教的激情最早被点燃,也是最后一个熄灭。”虽然这种对宗教的刻骨仇恨成为革命者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托克维尔仍然认为,“这种针对宗教的战争只是革命中的一个偶然事件和显见的却暂时的方面,它只是那些发生在革命前夕并引发革命的观念、激情以及特定的情境所带来的一个瞬间结果,而非革命本身精神的一部分。”因为“基督教远非作为一种宗教信条而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而激起人们如此强烈的仇视。教士之所以遭到嫉恨,不是因为他们宣称自己拥有对彼世事务的管理权,而是由于他们作为此世的土地所有者、封建领主、什一税征收者、统治者;不是因为教会于正在兴起的新社会找不到立锥之地,而是由于其在业已走向崩溃的旧社会强有力的特权地位。”所以,在托克维尔看来,那种认为民主社会必然敌视宗教显然是一种误解,“在基督教甚至天主教中,没有与民主社会的精神完全对立的东西。恰恰相反,它们在许多方面对民主社会是非常有利的。”[18]

   在“旧制度”统治下的法国,政治秩序与宗教秩序的合一导致政治秩序的崩溃必然带来宗教秩序的崩溃。由于政治与宗教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合谋关系,使得本来针对旧政权和旧社会的革命也将宗教视为不可回避的敌人。不仅如此,政治与宗教的混淆还导致革命自身性质的变化。在第三章:“为何法国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却以宗教革命的形式出现”,托克维尔指出,与以往的革命不同,“法国革命没有国界”,其影响所及已经远远超出了现有的地理疆界。法国革命与基督教征服异教世界一样,都诉诸于某种普遍性,只是这种普遍性的载体不同罢了,“法国革命在此世的进行方式与彼世的宗教革命如出一辙。”[19]

   通过对合众国政-教体制的考察,托克维尔发现,政教分离正是宗教发挥其影响力的关键所在。在合众国,神职人员往往与党派政治保持着明显的距离。在那里,很难说宗教对法律和政治舆论的细节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它能够“指导民情,并通过规范家庭进而规范国家”。[20]这样,在美利坚,宗教的间接影响力通常要远远超过其直接影响力,政-教分离削弱的是宗教表面的影响力(apparentforce),而非真正的影响力(realforce),宗教成了美利坚人“首要的政治制度”。[21]

   此世生命的有限性促使人们的灵魂转向“彼岸世界”去寻求无限性,对此世虚无的恐惧和对不朽的追求促使人类在另一个世界寻找精神凭借。宗教正是满足这一向往的重要形式,它首先关注的是某种永恒性和人类灵魂的持久倾向。而世俗的政治生活则常常瞬息万变,它往往为党派偏见、公众舆论以及人们现实的利益筹算所左右,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里,即使再稳固的政府也最终难逃朽坏的命运。假如宗教与世俗政府结盟,不仅借助信仰,而且借助暴力主导人们的灵魂,那将意味着宗教“为了当下而牺牲了未来,攫取了本来不该属于自己的权力,而使本来属于它自己的权力面临威胁。”这样,表面看来,宗教“在某些方面强化了自己的权力,却丧失了统御一切的希望,……在分享统治者的物质力量的同时,也分担了由统治者所激起的仇恨。”总之,宗教的力量来自其对人性中普遍具有的情感、本能和激情的把握,而不是基于现实世界的利益筹算。对宗教来说,“独立,则有望不朽;与短暂的权力为伍,将难逃后者的命运,有朝一日定会随着这些权力背后的激情一起灰飞烟灭。”[22]所以,大革命期间,法国自由派与天主教会之间的敌对并非出于自由民主与宗教之间的天然对立,而是旧制度下天主教会政治化的直接后果。

   合众国的独特之处在于,那里在奉行国家与教会分离原则的同时,宗教却对整个社会和政治发挥着渗透性的影响,它在延续了前近代意义上的政-教合一观念的同时,也接受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思想。在托克维尔看来,在法国,宗教若要获得其影响力,必须在建制上与政治分离。在《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曾不至一次强调自己“仅仅是从一种纯粹的人的角度考察宗教的”。法国学者马内(PierreManent)曾对托克维尔的这一宗教立场做了非常独到的解释,他指出,托克维尔有关宗教的论述始终在“自然宗教”与“公民宗教”两极之间游移:一方面,宗教体现了普遍的人性,它脱离并超越世俗政治盛衰变迁,它寄托着人类永久希望;另一方面,宗教似乎是民主社会人们的“公共意见”,它强调宗教的社会功用。[23]这里的公民宗教正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一个社会“教条性信仰”。民主共和制度比所有其他体制更需要这种信仰的支持,“设若一个社会的政治纽带变得松弛,而道德纽带却未得到加强,这个社会怎能不崩溃?假如一个民族不服从上帝,这个民族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24]托克维尔在这里所说的上帝显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他所强调的为一个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公共意见(观念)”、“公共哲学”或“共同信仰”,它是无可置疑的,不需要任何论证而当然地为人们所接受。这种信仰是一个社会繁荣的基础,而“如果没有共同观念,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没有共同的行动,即便人仍然存在,但社会肌体已经不在。因此,一个社会的建立并走向繁荣,有必要通过某些主导观念将所有公民的心智团结一致;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每个人的意见发端于同一个源头,每个人都同意接受某些现成的信仰。”[25]

   在贵族社会,通常是某一个或少数有教养且智识超群的人在社会中占据主导,而多数民众往往处于无知状态,他们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所以贵族社会的大众经常乐于接受某一个人或阶级主导他们的意见。而在民主社会,条件的平等造就的是一种新型的“民主人”。在民主社会,人们不再能够接受某种外在的智识权威,也不会轻易相信所谓神圣使命。民主的激情使人们倾向于无法无天、无拘无束,他们贪恋权力,却对那些行使权力的人恨之入骨。对“民主人”来说,他们首先关心的是积累财货以满足现世的口体之乐,而非灵魂的不朽。他们所追求的只是当下的满足,对未来漠不关心,他们往往为一时的欲望所操控,时常被裹挟“在民主的躁动不安之中”:一夜可能暴富,也可能沦落为穷汉,时而时运不济,时而喜出望外。[26]在“民主人”眼里,既然大家在智识上都彼此彼此,真理就不再掌握在某一个或少数人甚至某种彼岸世界的权威手里。他们转而对“公众的判断”亦步亦趋,“最大多数人的意见”成为民主社会人们意见的最高指导。“当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们将自己与周围的人进行比较时,他们会由于发现自己与他们每个人处于平等地位而沾沾自喜;然而当他面对自己同类的加总,并将自己置于这一庞大的有机体中时,却发现自己无足轻重。”[27]

如何在民主的时代节制人们的欲望?如何防止政治社会可能因此出现的“多数暴政”?托克维尔发现,虽然合众国并没有一个国家控制下的宗教,然而宗教却构成了民主共和体制的重要支撑,对“民主人”实现自我约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对于民主社会的立法者来说,他们需要预先对人类社会的这种自然趋向有较为准确的把握,以便对民主的激情进行适时的疏导或控制;他们应当与那些关心民主社会未来的有识之士团结起来,“坚持不懈地在整个社会传播一种对无限之物的吁求,对崇高的爱戴,以及对精神愉悦的热爱”;为了使灵魂不朽这样的信条为人们所普遍信奉,立法者们应当在日常行动中至少要让人们觉得他们对这样的信条坚信不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张容川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068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