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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

更新时间:2015-07-22 18:37:04
作者: 田余庆 (进入专栏)  
如公子展之孙无骇卒,公命以其字为展氏,见左氏隐八年传。”案。《日知录》卷二三“子孙称祖父字”、“以字为讳”诸条,合而观之,似讳字因时代及地区习俗而异,殊难准确立论。
②本书交付出版后,仍觉桓氏家讳问题未得确证,不能自安,乃陈问题原委,求教于校订《史讳举例》的刘乃和先生。刘先生覆示中提及,桓范、桓楷名意相近,元则、正则,字亦相排,二人似有兄弟之嫌。刘先生此一提示,很有意思。但桓范、桓楷关系由此又别生一难解问题,暂时补志于此,以待后证。若桓范、桓楷果属兄弟辈,桓氏世系排列虽当另作考虑,但于桓范确系桓温先世这一问题,反而又得一坚实证明。
①汉魏桓氏除了望出谯郡者外,据知还有《元和姓纂》卷五引应劭《风俗通》楚大夫桓思之后的桓,当即长沙临湘桓氏;还有《三国志·魏志·裴潜传》注引《魏略》所云冯翊甲族桓氏;同书同志《王粲传》所云安成令下邳桓威,等等,《文选》卷二八陆机《吴趋行》注引张勃《吴录》,吴八族中有桓氏。《三国志·吴志·士燮传》有交趾桓邻。《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谓西晋时扶风王司马骏有长史荣阳桓隰。桑世昌《兰亭考》卷一载修禊赋诗者有“荣(荥)阳桓伟”(张淏《云谷杂记》卷一,桓伟误作柏伟),则桓氏尚有荣阳一望。又,《隶释》卷二《东海庙碑》尚有南阳桓氏。此外,《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内入诸姓:“乌丸氏,后改为桓氏。”
①《后汉书》卷三八(上)《桓谭传》。
②《世说新语·方正》“桓公(温)问桓子野(伊)”条注引《续晋阳秋》,桓伊“少有才艺,又善音律,加以标悟省率,为王濛、刘惔所知。”但《晋书》卷八一《桓伊传》谓伊有武干,历任边将,晚年始徵拜护军将军。桓伊际遇不佳,疑与其父桓景行事有关。桓景历任侍中、丹阳尹、护军将军,陶回谓其“佞事王导”而非正人,见《晋书》卷七八《陶回传》。
①卢弼《三国志集解》于“我祖德薄”之下缀以《后汉书·桓荣传》章怀注引《东观记》:“齐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谥,立族命氏焉。”齐桓公支庶以桓为氏,盖指龙亢桓氏。似乎卢弼亦于无意中接触到桓范为龙亢桓氏桓荣之后这一事实,但并未进一步探究,没有形成论断。
①《后汉书》卷六七《桓典传》,典从汉献帝西入关,“赐爵关内侯”。如果前考桓范为桓典之子不误,则桓范可从其父嗣爵,而桓普爵传至曾孙而绝者也可能为与桓范同辈的另一不知名的桓氏子弟。这些细节已不可考。

  

  

   二、桓彝事迹杂考

  
谯郡龙亢桓氏出于曹魏嘉平之狱的刑家,居然能够在门阀政治的东晋时期,在王、庾家族势力就衰之后获得机会,上升到很高的地位,专制朝政,甚至一度改移晋鼎。我们知道,权势之家编造家传,改叙谱系,以攀援显贵,求得虚荣,是五朝习见之事。但是龙亢桓氏桓范之狱昭然在人耳目,只可以回避掩饰,而难于另行编造。所以为桓氏作家传者只好改易事迹,把渡江南来的桓彝说成是中朝名士,与衣冠士族素相结识,以此证明桓氏家族尊显的社会地位其来有自。江左史籍转相抄袭,以假乱真。所以唐修《晋书》,于《桓彝传》遂多不实之词,有待后之读《晋书》者辨而正之。

   (一)中朝桓彝无令誉
《晋书》卷七四《桓彝传》:“彝少孤贫,……性通朗,有人伦识鉴,拔才取士,或出于无闻,或得之孩抱,时人方之许、郭。”①《艺文类聚》卷六引《晋中兴书》:桓彝“年在弱冠,便有知人之鉴。”《晋书》卷七四《徐宁传》:“彝称有人伦识鉴。”案桓彝死于苏峻之乱中,年五十三,推其生卒年为晋武帝咸宁二年至成帝咸和三年(276—328年)。何法盛谓其弱冠知人,当谓在惠帝元康之时,这就是说,桓彝属于中朝元康名士,其知名度相当于东汉的许劭、郭泰。但是检阅史籍,桓彝在元康时,事迹全无踪影。桓彝荐人,只《徐宁传》一见,事在江左而非中朝。《晋书》卷九三《外戚·杜又传》桓彝目卫、杜曰:“卫玠神清,杜又形清”;同书同卷《褚裒传》桓彝目褚曰:“季野有皮里阳秋。”这些固然是人伦识鉴的掌故,但也都是东晋之事。颇疑桓彝弱冠知人之说,是桓彝显达以后始出现,史籍以后方前,巧为缝合,未足置信。《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注,谓袁宏以裴楷、乐广、王衍、庾?、王承、阮瞻、卫玠、谢鲲为中朝名士,即元康名士,其中并无桓彝。《名士传》据谢安所道撰成,谢安谙悉中朝掌故,应当不至于在列数元康名士时遗漏掉比踪许、郭,显贵江左的桓彝,如果桓彝果真是元康名士的话。又,陶潜《群辅录》著录有“晋中朝‘八达’,近世闻之故老”云云。陶潜所列的八人,与本文下节所说的江左早期的“八达”,部分相同,但却没有桓彝,与袁宏《名士传》不载桓彝,情况一样。这也是桓彝在西晋时并无令誉一证。
《桓彝传》彝“少与庾亮深交”,事系于桓氏渡江之前。案庾亮生卒在武帝太康十年至成帝咸和六年(289—340年),小于桓彝十三岁。桓彝年少时,庾亮尚在童稚,其时何得相与为深交?根据现知资料,桓、庾交游都是在江左之事,无一例在中原者。《太平御览》卷六七引《桓彝别传》:“明帝世,彝与当时英彦名德庾亮、温峤、羊曼等共集青溪池①上,郭璞预焉。”《斠注》引此条资料置于《桓彝传》“少与庾亮深交”处,论理正好可用来辨《晋书》叙事时间之误。但吴仕鉴氏偏偏删却“明帝世”三字,因此反而证成了《晋书》之误。桓彝年少时在洛阳具有胜流身价的说法,是没有史料可以证明的。
又据《世说新语·德行》,桓彝尝谓高僧竺道潜(深公)“与先人至交”。案《高僧传》卷四《竺道潜传》,道潜永嘉初渡江时年仅二十余,死于孝武帝宁康二年,年八十九,其生卒年当为285—374年,小于桓彝近十岁。按常情而论,桓彝之父桓颖,似不得与小于己子近十岁的道潜为至交。忘年之交虽然并非全无可能,但年差也不能太大。这究竟属于《世说》误记,还是属于桓彝妄说,就无从稽考了。

   (二)桓彝过江后脐身“八达”而又志在立功
桓彝在八王之乱时,曾以州主簿预齐王同反对赵王伦的义举,但在尔后东海王越和成都王颖相争之时无所依傍,甚至未得列名于号称多名士俊异的东海王越府。我们知道,东晋政权从渊源说来,是东海王越为之创造条件,始得经营起来的,桓彝既未附越,也就与东晋的王、马没有历史关系。
桓彝南下时间可能较早,但止于江北,由江北渡江,是很晚的事。桓彝初来时,司马睿犹为安东将军,在永嘉五年(311年)五月以前。司马睿板授桓彝为逡遒令。逡遒在合肥之南,西晋属淮南郡。《宋书》卷三五《州郡志》谓东晋“分无湖(芜湖)为境”,逡遒始得迁治江南,时在苏峻乱后,桓彝已死。司马睿对于自己不甚信任的甫来人物,常阻之于江北,按其原有位望及南来时拥有的势力,分别板授州郡、将军名号。如著姓祖逖南行达泗口,司马睿逆用为徐州刺史;后来祖逖虽得过江,犹居京口,不得至建康,而且旋又奉命北上。陈留蔡豹出于名门,南来亦只得居官临淮太守。桓彝南来止于江北逡遒,也是他不见信任于王、马的表现。桓彝其时只能官居荒县一令,其原来位望之低以及南来势力微不足道,自可想见。
后来,桓彝应司马睿辟命,过江为丞相中兵属,其事不得早于建兴三年(315年)司马睿始为丞相之时。《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叙桓彝“初过江”即誉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一事于王导为丞相军谘祭酒之后,亦可证桓彝过江在司马睿出任丞相之时。桓彝与江左胜流接交,只能在此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桓彝社会地位的上升,也只能在此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
南渡建康以后,桓彝与昔日元康名士之南来者交游转多。《晋书》卷四九《谢鲲传》,鲲在南,“每与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纵酒。”同卷《光逸传》,光逸渡江依胡母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程,闭室酣饮已累日”云云。这些昔日的元康名士,外加桓彝,遂在江左重新获得“八达”①之号。元康名士企慕竹林名士而思效尤,但时代不同,人物亦异,最多仅得形似而已。这就是《晋书》卷九四《隐逸·戴逵传》所讥:“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②者也。”这些元康名士经历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过江以后更加颓废,连挥塵谈玄的兴趣也完全丧失,只是在使酒任性方面变本加厉,麻醉自己。他们的表现又比元康时更为放荡,可以说是“无德”之尤。就桓彝的经历和气质说来,他的表现本来不应如此。他其所以这样,只能以他有意附庸风雅、跻身名士来作解释。《晋书》卷四九立竹林七贤和江左八达专传于一卷之中,八达独桓彝不在内①,可见史臣对桓彝也是另眼看待的。
八达以家世论,很不一致,如阮、羊出高门士族,光逸出寒门小吏。桓彝与谢鲲家世则皆介于两者之间,有相似处;但从立身处世看来,桓彝、谢鲲又颇不相同。谢鲲“不徇功名,无砥砺行,居身于可否之间”②,而以“胜情远概”③显名。桓彝则不然。他门资不足以致贵达,与王、马无渊源。其附庸风雅也不过是趋时尚,结名士而已,但这毕竟是不大可靠的。为久远的门户地位计,他只有留心时用,志在立功,才能找到上升的机会。所以《北堂书钞》卷六○引臧荣绪《晋书》谓桓彝以“莅官称职,名显朝廷”。跻于江左八达之列而又志在立功者,桓彝是唯一的人。看来桓彝初过江时多方探索立身处世之宜以图自存,境况是颇为困难的。他过江即赞誉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也可视为他向琅邪王氏靠拢的一种姿态。
桓彝的活动是相当成功的。他过江没有几年,东晋建国以后,据说就成为名士名臣。《晋书》卷六《明帝纪》:明帝为太子,“当时名臣自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等,咸见亲待。”同书卷四九《羊曼传》:“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
但是,桓彝在东晋政治中真正发挥重大作用,还是在明帝平王敦之乱时。《桓彝传》:“明帝将伐王敦,拜彝散骑常恃,引参密谋。”案《郗鉴传》,明帝即位,徵郗鉴自合肥入都,“鉴遂与帝谋灭敦”。郗鉴之谋,据考即引流民帅以制王敦之事。桓彝亦于此时“引参密谋”,我认为与郗鉴所谋当即一事。谋而必密,除涉军机以外,当以王导在朝与王敦息息相通,所以不得不密。据《王敦传》,王导得知刘遐、苏峻军起,其信息辗转来自征北将军王邃而非得自京师,可证其谋甚密,京师并未走露风声。郗鉴以平王敦功封高平侯,桓彝则封万宁男,爵次于郗鉴。郗、桓二人都以此为契机,进入较高的政治层次,因而也改变着其家族在江左的地位。《桓彝传》彝以王敦嫌忌去官,过舆县,与舆令徐宁邂逅云云。《徐宁传》谓“彝尝去职,至广陵寻亲旧,还,遇风,停浦中累日”,因造舆令徐宁。徐宁为东海郯人,东海徐氏南渡以后世居京口,刘宋徐羡之即徐宁之孙,而京口、广陵为流民集中之地。舆县在广陵左近,当多有流民帅出入。桓彝曾长期在江北为逡遒令,当然熟悉江北流民帅的情况。他以寻亲旧之名盘桓于广陵舆县,是否与他参预引流民帅平王敦一事有关,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过目前还无从索证。
桓彝既以立功受爵而提高了家族地位,又在苏峻之乱中死节而扩大了家族影响。我们知道,嵇绍、桓彝均以刑家之后而又死节司马朝廷,事迹相类而记载却一显一隐。本文钩稽分析桓彝事迹如此,或者可以补充史文之一角。

(三)桓彝族单势孤
王、庾渡江之时,兄弟辈人数众多,这是王、庾家族势力盛于江左的条件之一。桓彝南渡,族单势弱,与王、庾很不相同。
桓彝南来时年近四十。桓彝既云“少孤”,则桓彝父桓颢当早死于中原。《桓彝传》称有“坟柏”在宣城之宛陵①,因求为宣城内史。所谓“坟柏”非父葬,应指母葬。我们可以推定,桓彝系侍母过江。彝死泾县,即葬其地。《桓温传》永和时温母死,温欲送葬宛陵,温母盖依彝母为茔。
过江桓氏人物,据《世说人名谱》载,还有第九世与桓彝同辈的桓道恭:“道恭,赤之子,淮南太守。”其第八世亦有与桓彝父颢同辈的桓赤之:“赤之,荣八世孙,大学博士。”但是,这里存在疑问。
《世说新语·规箴》“桓南郡(玄)好猎”条曰:“桓道恭,玄之族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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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晋门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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