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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士卓:“全赢-全输博弈”与中国政治的变迁与改革

——傅士卓专访

更新时间:2015-07-21 13:25:22
作者: 任军锋 (进入专栏)  
我认为这无可厚非。但这样做同时却导致了某些非常笨拙的做法(heavyhandedness)。另外,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体制按照自身的意愿,其反应速度明显提高。虽然政府不喜欢公众抗议,但他们至少能够做出反应,处理某些问题。例如这几年医疗改革方面取得大幅度进展。这样,我们发现一套令人费解的体制:即便它禁止任何形式的有组织抗议,却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对公众的不满做出相当积极的回应。自从我那本集子出版以来,我认为中国的上层政治已经取得了不少进步。

    

   权力斗争策略与中国式反腐

   ◇正如您指出的,“中国领导人愿意且能够在政治上进行讨价还价,但这种讨价还价往往表现为临时举措,而非政治妥协。由于认定有朝一日可能面临斗争和对抗,权力上层内部进行交易的目的在于使自己在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4]对于中共政治领导人来说,妥协是策略性的而非实质性的。这一主张本身及其背后的预设似乎并不能使我们对中国政治的制度化和政治妥协产生即便是谨慎的乐观。[5]在过去十年里,您能否举出某些能够使我们对未来中国政治产生“谨慎乐观”的迹象?

   ◆我写那段话的时候正值中共上层内部紧张关系频发的时期,如今似乎没有那么多张力。处理政治问题的方法表现为开始让所有人参与讨论和决策,同时为此承担责任。这样,面对问题,每个人的意见得到征询,从而做出集体决策。这看上去不错,但我认为这样做可能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是:决策往往取的是“最小公分母”。例如,象胡锦涛这样的领导人可能不发挥领导力(leadership),他不愿意站出来,他要建立共识,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不会有许多有创造力的决策出台,它意味着中共高层某种程度的墨守成规(immobilism),中国政府仍然可以做出迅速反应,例如金融危机中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出台较晚,而一旦得到执行,其推行却相当迅速。至于推行得是否明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中国可能存在墨守成规这样的问题,不过到目前为止还不是麻痹性的(paralyzing)。我所担心的是,中共权力高层内部的张力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停滞不前(politicalstagnation),类似于苏联政治史上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这意味着无法做出旨在解决问题的新的具有创造力的决策,诸如经济改革、台湾问题、尤其是政治改革方面。假如有任何人反对,而且手握否决权,那对中国政治来说将非常糟糕。我不得不承认,我先前的谨慎乐观现在变成了谨慎的悲观。因此,我认为明年的十八大将非常重要,我们会从中发现中国的政治体制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您曾不无说服力地指出,在中国,任何反腐斗争都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一部分,而与消除腐败本身无关。“在当今的中国,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往往不再被指控为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忠,取而代之的是腐败指控,其实际功效可以说是一致的,即消灭政治对手,使其他人顺从,巩固自己的权力。”[6]“指控政治对手(或其追随者)腐败,业已成为政治斗争的常用武器,而且对多数官员来说,似乎越来越凑效。与过去指控政治对手在意识形态方面玩忽这一政治手段相较,这或许是一大进步,然而却凸显出中共上层政治关系与以往一样地脆弱。”[7]既然在中国政治史上,以惩治腐败之名行消除政治对手之实,这种做法可以说屡见不鲜,那么,在您看来,中共如何才能走出这一根深蒂固的中国式反腐怪圈?假如中共上层政治关系的脆弱性不发生改变,其长期的政治后果会怎样?

   ◆我认为中共高层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于强大的既得利益,这在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的中国并不存在。北京高层手里掌握着那么多资金,这使政府很难做出可能伤及某些既得利益的决策。假如政府不做出这样的决策,那么我认为中国政治体制将面临逐步蜕变(deterioration)的危险。它将难以应对任何形式的经济衰退。过去,中国政治是围绕权力来运转的,现在依然是,不过金钱的作用愈加重要。

   从政治体制角度看,腐败问题意味着中国人将变得更加愤世(cynical)。你也知道,有许多民意测验结果显示,中国领导人(尽管不包括地方领导干部)拥有相当高的支持率。但依我看,假如上层的腐败无法得到遏制,中国民众的愤世情绪(cynicism)将变本加厉,这意味着政府的稳定性将大打折扣,且日益脆弱。埃及最近所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不再信任政府,突然有一天,一起小事件引发大规模抗议。我认为这样的后果对中国没什么好处,但政治体制必须做出更具创造力的反应。他们需要说服中国民众的是,自己做出的决策是反映人民利益的,而不是某一集团的利益。

    

   多元社会与政党-国家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经济和社会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导致中国的政治体不得不面对自身内在的张力:社会要求多元表达,而政党-国家却依然拒斥多元主义。既然在几乎所有处于转型阶段的政治体制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张力可谓司空见惯,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在过去和将来,正是这一张力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在当代中国政治中,您认为互联网正在发挥怎样的作用?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任何到过中国的人都会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多元性。中国社会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利益,总体来说,这是好事情。中国是一个大国,接近15亿人口,他们当然有着非常不同的利益。你可以为湖南文化或上海文化自豪,你喜欢京剧,他喜欢西洋歌剧,等等,这个社会的人们有着很大差别,有着形形色色不同的利益主张。

   你说得对,中国的体制的基本结构依旧,是一套一元化的体制。在政治信仰、意识形态领域,至今没有一套机制将各种意见整合并服务于政府。实际上,我认为这正是促使政治改革的动力所在,但它还不能有效推进政治改革。恰恰相反,政治体制一直在抵制多元化压力。不过中国社会的多元化无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议题。

   这里我不得不提及民族主义问题,因为面对上述问题,民族主义实在是一个下下策。民族主义是某种一元式的反应(monotonicresponse),它要求所有人都应当团结在政府周围。民族主义是一种回避而非回应多元化社会所引发问题的途径。我们发现过去十年,民族主义情绪急剧升温。我认为这是未来中国政治改革面临的症结之所在。不过民族主义在中国始终是一把“双刃剑”。

   至于互联网,总体而言,我认为其作用是积极的。我们知道,通过互联网和微博,许多恶劣的腐败行为和问题得以披露。揭露政府官员的劣迹,中国政府应当欢迎这种做法。但有时网民言论表现得非常极端。例如,著名的邓玉娇案,网民一口咬定邓玉娇是出于自保,邓贵大强奸未遂。而事实情况似乎并不是那样。但中国政府却被所谓的“民意”绑架,声称:“好啦!我们宣布邓玉娇有罪,但让她免于处罚。”这里受损害的是法治本身。我们不能以民意为依据进行司法判决。美国最近有一个很大的案子,当事人叫凯西·安东尼(CaseyAnthony)。我们看了相关报道,认为“她肯定有罪”。然而,陪审团十二位陪审员一致认定,猜测归猜测,证据不足,无法认定凯西有罪,这就是司法程序。我们永远无法确信自己是否正确,但我们必须确保遵守法律程序。这样做或许会使个别人逍遥法外,但这难道不比使无辜者获罪更为可取吗?也许法律程序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但遵从程序比不遵从程序更为可取。

   ◇在现代中国政治史中,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其中基本命题之一。正如您指出的,这一关系在1990年代和1980年代有着非常不同的表现:在1980年代,“体制内知识分子”(establishmentintellectuals)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与权力精英之间的各种交际网络影响中共政策,而到了1990年代,国家与知识分子开始走向分离。知识分子“开始游离于庙堂之外,与1980年代相较,他们对政府政策的直接影响力减弱,”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知识界,它们的特性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知识分子代表社会良心,这在中国儒家传统中可谓根深蒂固,但这一传统角色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您的这一观察似乎与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由派还是新左派)的自我认定相矛盾。能否请您就您自己的这一观察做进一步阐发?

   ◆在我看来,中国存在一种有趣且明显的矛盾。因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担任政府顾问,例如,你们复旦大学可能有人担任政府对台政策的顾问,许多知识分子参与政策讨论和决策咨询。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更多地是专家,或许我可以称之为“技术官僚”(technocrats)。中国旧式知识分子往往是那些无所不知的人。象梁漱溟这样的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会与皇帝据理力争,他们体现社会的良心。梁是一位具有很高道德水准的人物,他不是技术官僚。或许在中国比他更了解地方政府的人举不胜举,然而正是他站出来公开反对毛,为此,毛看他很不顺眼。而如今,在中国你不会再找到这样的知识分子。随着知识爆炸时代的来临,知识在今天变得更加专门化。如今已经不可能再见到往昔的知识阶层。每个人都可以上大学。因此,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成为过去。在西方也是这样,我们不再有类似于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不再有约翰·洛克(JohnLocke)或托马斯·杰弗逊(ThomasJefferson),这些人是特定时代的人物。我们最多也只能期望在各自的领域内掌握一些东西。不过在我看来,在中国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

   至于自由派与新左派,双方之间的争论从1990年代持续至今,已经有十五年的时间。据我所知,两派各自内部也存在分歧。两派究竟在争什么?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拨开所有迷雾,他们争论的焦点围绕的应该是中国历史,尤其是那场导致中国共产党上台的革命。这场革命究竟是正面的、需要维续和发扬呢?抑或是负面的或者说过去是正面的、如今其服务的目标业已过时?那些处于自由派阵营的人更多倾向于后者。其他处在左翼的则力图捍卫革命传统,认为其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其意义。显而易见,这一争论需要中国人自己去解决。但它向我们揭示了历史在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中显著影响。这使我们又回到了你前面关于多元主义的问题上。我们面临两种完全不同的主张,但它们直接涉及到革命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这又回到你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依我看,没有“天安门事件”,新左派便无由产生。也就是说,“天安门事件”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环境,使这场争论成为可能。

   ◇随着知识界自主性的提高和中国日益卷入全球化进程,199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出现了空前的多元化和明显的分裂:“1990年代,新的社会思潮可以说是传统主义、保守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杂烩。”[8]但您在对中国政治光谱进行系统且仔细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知识界的观念分野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公共舆论与其说是多元化,还不如说是碎片化(fragmented)。”[9]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1990年代知识界的碎片化促进了多元化?多元社会的理想类型是什么?

◆我们前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部分触及到这一问题。正如我们业已谈到的,中国知识界呈现出广泛的观念分歧,这是好事。但多样性(diversity)与多元性(pluralism)并非一回事情。当争论一方动辄利用国家权力压制另一方,那可不是什么多元主义。例如,茅于轼最近发表的关于毛泽东的文章。关于毛泽东,我们都可以有自己的论述和看法,但指控茅于轼蛊惑人心或者卖国求荣,却与多元主义毫不搭界。力图借助国家权力压制对手,这是中国知识界非常糟糕的传统,这是文革中的惯用伎俩。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如今是否管用,但我希望它不管用。但此种做法屡见不鲜,这样的做法可谓糟糕透顶!假如你不喜欢茅于轼的主张,自己不妨写一篇关于毛泽东的更好的阐释!你曾在哈佛大学访学,你知道我们经常围绕各种议题会展开激烈争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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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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