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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军锋:中国政治中的“公”与“私”

更新时间:2015-07-21 13:20:27
作者: 任军锋 (进入专栏)  

   寻求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之道,从而实现合群自保?正是二十世纪中国人面临的核心政治命题。

   处于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物竞世界,探寻可行的立国之道,中国的仁人志士、先知先觉者左冲右突,屡挫屡试。与西洋人相较,中国人历来国家思想薄弱: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己而不知有国家,独善之“私德”重,而相善之“公德”轻。为此,梁任公作《新民说》,借由树“新民”而立“新国”,梁先生发现,中国旧伦理重在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而泰西新伦理重在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新民之义,淬砺其固有,采补其本无,发明公德之大义,以求所以利群(“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即建立现代国家的途径。而新民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则需在内治和外交两方面用力:内治方面,新国必先新民,人民的状况决定着政府的品相,君相倚赖国民,而非国民倚赖君相,合民德、开民智、奋民力,舍此末由;外交方面,民族帝国主义之涨力,日扩而日大,日入而日深。中国不幸处在这一列强纷争旋涡的中心点,欲抵挡列强,挽浩劫而拯生灵,非行民族主义别无他途,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外患方殷,实出内忧,内不治则有隙,内有隙则外患来。[9]

   孙文毕其一生,缔造“中华民国”,倡《三民主义》,创《五权宪法》,筹《建国方略》,“天下为公”,旧邦新造,“公-私”之格局为之一新,中国政治随之别开新局面。民族主义:满清倾覆、汉族光复之后,汉、满、蒙、回、藏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成一中华民族;民权主义:民权与君权、民主与君主、民政与帝制,适成对照。公天下主义,国不再是君相之国,一家一姓之国,人人不私其国,而是人民之公国:“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民为一国之主,统治权之所出,民有选举、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复决法案之权,人民任用官吏,役使官吏,驾御官吏,防范官吏,政府乃人民之政府,官吏乃人民之公仆。孙文发现,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实为260余年异族专制,人民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削夺殆尽。兴民权,则人民与政府、国民与国家之间不再两相隔膜,这样人心自结,民力自固,国家由“私家”而成“公家”,人民由“私”民而成“公”民;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正相反对。欧美工业发达之国,资本主义迅速崛起,富者日富,贫者日贫,贫富两阶级日分,民生之问题日剧,中国宜防患于未然,节制资本,防止土地、资本悉数落入少数资本家私人之手,遂生资本家之专制。[10]这样,在现代中国,从“天下为公”这一传统政治观念中自然衍生出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这里与中国传统思想找到了契合点,甚至可以说:“中国天下之公的传统因其包含着天下整体性,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11]

   理想归理想,共和宪法若要在中国落地生根,民情中的“公-私”之间模糊暧昧格局需要发生根本性改变,否则,再美好的共和制度非但无益,反而贻害。事实却是,民国的宪政实践历时十六年,最终在国民党的北伐硝烟中草草收场,共和国家之“公”益在“私”欲的海洋中被销蚀殆尽。

   既然共和国赋予公民以自由,他们选举代议士,但由于社会地位和政见的不同,分党立派遂成必然之势。有“党”必有“私”,人们结党的目的,自然是要推进本集团的利益和私见。党争的危害首先并非来自党争本身,如果竞争各派之间存在基本的观念共识,如罗马共和国早期的贵族与平民、美利坚立国初期的联邦派与反联邦派,彼此各得其所,党争(私见)对共和国(公益)的形成和实现往往是有益的。但在许多时候,结党者的目的并不在于凝聚和传达本集团有关国事之政见,而是不惜以国家为孤注,倾轧排挤,争之不胜,则倒行逆施,如伯利克里(Περικλ??/Pericles,约西元前495—前429)去世之后的雅典、内战时期的罗马共和国、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美国南北战争前夕的共和党与民主党。

   民国初年的党争发端于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立宪派保皇,革命派排皇,双方势同水火。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即出现革命党人或假借革命党名义挟私复怨,擅行仇杀。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国民党与接近袁世凯的进步党之间的对立日趋激烈,双方狐疑仇视,终酿暴乱。民初政党既非以政纲为目的,徒求私利,则党员愈多,党见愈深,此党彼党,不啻两国,势同水火。1913年成立的正式国会开会不过七个月,大部分时间消耗在党争上,国民、进步两党为党派利益所左右,各私党见,使提交国会的法案迟迟不能付诸表决。袁政府也趁机制造舆论,对国会大加丑诋,对议员威逼利诱,最终索性停闭国会,之后袁氏集权乃至帝制自为便顺理成章。

   派性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如果说作为传统王朝国家权力中枢的皇权发挥着抑制并调和派性争斗的关键作用,那么,随着现代中国由君主而共和,以往潜在的派性私见便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在民国政坛公开上演,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派性特征暴露无遗。前文论及,在传统中国人的交往实践中,人们之间的纽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所谓“关系”为核心的。君臣、父子、夫妻、姻亲、师生、同学、友朋、同乡等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熟悉”,它为人们之间的交往带来信任感和安全感。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中国乡土社会人们的关系结构始终是地方性的,即它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2]而民国初年的宪政实践试图建构的却是一种以“陌生人”为前提的法理社会,乡土社会人们赖以建立秩序的行为惯性自然会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表现在社会实践中,即是人们在“陌生人”的世界不遗余力建构熟人世界的种种努力,表现在政治实践中即是政治领导人强烈的派性意识。黎安友(AndrewNathan)先生在其研究中指出:“北京政府在制度上表面是立宪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职能由法律予以区分,决策按规定程序制订。实质上则是派系的:由个人的部属组成,越过法定制度的界限而取捷径,每个派系都以一位特定的领袖为中心,由他个别吸收的对他个人忠诚的追随者组成。……在共和宪法规定的不熟悉的社会中,领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他们的派系来继续开展政治活动。”[13]民国初年,代表性的派系如以袁世凯的北洋系、段琪瑞为首的安福俱乐部、以梁士诒为核心的交通系、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张作霖的奉系、段琪瑞的皖系、梁启超、林长民的研究系、岑春煊的政学系,等等。在“公”的共和宪政体制外衣下,政治活动往往是“私”的派性主义的。在围绕某一政治领袖为核心的同心圆关系结构中,领导人判断其属下的首要标准在于他是否对自己和本党的忠诚,而不是对法律的遵守。名“公”实“私”,化“公”为“私”,法律形同具文,宪政结构徒有其表。作为派性政治本身的牺牲品,共和体制反过来却承担了派性政治带来的一切恶果,共和政体到后来之所以遭到舆论的一致声讨,被认为不符合中国国情,其根源即在于此。

   派性政治强调“道义名分”、“君臣”大义,其是非标准乃在于有道还是无道,中国数千年形成的“礼”之治道,西洋的冷冰冰的法理在中国人习以为常而且生动的道统面前扞格不入。理论上是“以道德为体,以法律为用”,“借法律以辅道德”,但在实践中,“法与统在近代中国基本上是冲突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发生的时候,护法的护法,卫道的卫道。……制定宪法不但不能如梁启超在1902年所企望的那样结束一治一乱的循环,反而造成不断的混乱。于是中国关心政治的人从20世纪初年那种向往法治的态度,变为怀疑法治、轻视法治。”[14]职是之故,与其一般地说共和宪法不适合中国国情,还不如说中国固有的派性政治远远超过了新生共和体制自身脆弱的承载能力,中国人观念结构极端暧昧的“公-私”边界最终使共和体制难以确立。袁世凯死后,中国政治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派系斗争、结党营私的旋涡,宪政体制自身的活力被消耗殆尽。[15]

   正是这些失败的政治实验催生了一种被认为是解救濒临危亡的现代中国的新途径:即建立威权体制下的党治国,借助一元化的强大的革命政党以改造国家。这里的“党”,无论是蒋中正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还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不再是先前的“私”党,而力图成为“公”党(如至今中共力图奉行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民党(如“三个代表”)。无论与事实存在着怎样的距离,它们都至少公开宣称代表全民族或全体人民。而在建制上,这时的党与国在事实上已经合而为一了,党-国体制自此成为现代中国事实上的政体模式。

   三、共产社会与无“私”之“公”

   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经过与中国国民党经过长达三十年的殊死角力,最终夺取政权,党-国体制自此得以稳靠,之后即被推至极致,这无疑是现代中国的转捩点:它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更体现在中国人“公-私”观念格局的深刻变革。1952年中共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旨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实质就是取消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代之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更是将所谓的“公有制”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即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通过不断扩大公有制,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分工,在中国迅速建成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而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在人民共和前二十年时间里,“总路线”、“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即所谓“三面红旗”,成为中共尝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主要政策依托。

   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私有制与公有制不仅是制度层面的对立,更是社会伦理的分野,资本主义尚“己”,奉行个人主义,而社会主义尚“群”,奉行集体主义,资本主义利“私”,社会主义利“公”。为此,建立社会主义,不仅要在政治、经济这样的“物理世界”发动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毛一代的中共领导人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旨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革命:即克服一己私欲,置个人得失于度外,为党、国家、人民的集体事业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战士”。从1963年全面启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之后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毛在观念领域的一场激进尝试,“狠斗‘私’字一闪念”、“反资防修、一大二公”,阶级斗争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更是“私”与“公”之间的殊死搏斗,资本主义之所以时刻都有复辟的可能,根源在于人们心灵世界里的“私”在不断作祟,这就要求共产党在组织上奉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同时,在共产党党内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后者根源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新的政党伦理对共产党员的要求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16]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当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7]

   然而,在实践中,共产党力图塑造的“理想人格”必然面临重重阻力,对党员干部的高标准、严要求,时刻会受到他们心中本能的利己倾向、随时可能膨胀的私欲的威胁,中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为己”倾向并不能在一朝之间驱除净尽。为此,政党国家的宣传机器不得不时刻开足马力,不断进行运动式的宣传教化甚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期振拔人心,防止其随时可能跌入自私自利的旋涡;三反、五反、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波接着一波,层层递进,不断深入,直至使中国人的灵魂发生彻底转向。

然而,随着苏俄式现代化尝试屡遭败绩,毛、周革命一代的相继离世,在经历了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轮番折腾之后,中国人的精神已经疲累至于极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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