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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本栋:欧阳修的经学与文学

更新时间:2015-07-21 00:21:54
作者: 巩本栋 (进入专栏)  

   在中国历史上,欧阳修是拥有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会石学家等多种桂冠。享有很高声誉,影响深远的人物。历来对欧阳修的研究,不为不多,尤其是近几十年,可谓成果众多,积累丰富。对欧阳修经学的研究,自然也有很多收获,取得了不少成绩,然相对说来,仍显得很不够。其经学对文学的影响如何,学界似亦关注较少。本文对此试作探讨。

   一、欧阳修经学的起点、观念与方法

   关于欧阳修经学的渊源,其实不必远求,因为,他的经学原就无所师承,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少无师传,而学出己见”。[1](p1803)

   欧阳修是吉州永丰(今江西永丰)人,其远族中虽出现过像欧阳询、欧阳通那样著名的人物,但其余则多仕宦不显。其曾祖郴、祖父偃仕于南唐,父欧阳观“少孤力学,咸平三年进士及第,为道州判官,泗、绵二州推官,又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1](p701)欧阳修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其父在泰州军事判官任上去世时,他仅有四岁。其母郑氏不得已携其远赴随州(今属湖北),依靠时任随州推官的欧阳修的叔父欧阳晔生活。

   郑氏出身江南名族,恭俭仁爱,此时虽生活处境窘迫,然而却能“守节自誓,居穷,自立于衣食”,[1](p700)含辛茹苦,养育其子,希望他能长大成人,有所成就。郑氏以荻画地,教其习字学诗,读书作文,更以欧阳观为人的孝悌仁义,为官的仁厚廉洁,对其进行教育,常以“居于家,无所矜饰”;“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的话勉励他。[1](p701)郑氏的这些教育和熏陶,使欧阳修自幼就树立了儒家士人的远大志向。他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一代道德文章宗师,与其母郑氏的教育,是断不可分的。

   欧阳修聪颖好学,勤奋苦读。随州无学者,家中无藏书,欧阳修就从邻人家里借书、抄书,故虽学无所师,学业却不断长进,后果然不负其母所望。他十七岁应举随州,作文即有奇警之句。二十二岁以文谒汉阳军胥偃,深为其所赏,留置门下。二十三岁试国子监第一,补广文馆生,继又得国学解试第一。次年(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应礼部进土试第一,殿试以第十四名及第,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留守推官,从此进入仕途。

   从欧阳修的身世和经历,我们固然可见其仁爱性格、聪颖天资和读书向学心志的养成与磨砺,然由此也可知其自幼生活的艰辛。这种艰难的生活和学无所师的经历,成就了他后来的功业,也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其思想学术的方向。

   圣人所作为经。学无所师,尚友古人,使欧阳修在经学观念上主张将圣人所作之经与后儒的传疏,加以区分,“众辞淆乱质诸圣”。[2](p603)重经轻传,先经后传,尊经疑传,对前代儒家经师的经传注疏决不迷信。欧阳修说:

   事有不幸出于久远而传乎二说,则奚从?曰:从其一之可信者。然则安知可信者而从之?曰:从其人而信之可也。众人之说,如彼君子之说如此,则舍众人而从君子。君子博学而多闻矣,然其传不能无失也。君子之说如彼,圣人之说如此,则舍君子而从圣人。此举世之人皆知其然。[1](p545-546)

   不作任何辨析,仅据人情常理进行判断,就把圣人与君子、经与传区分开来。比如《周易》,欧阳修就认为除卦爻辞等为文王所作外,其余多是“讲师之言”。在《易童子问》中,他以问答的方式,对此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然有附托圣经,其传已久,莫得究其所从来,而核其真伪。故虽有明智之士,或贪其杂博之辩,溺其富丽之辞,或以为辩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间。若余者,可谓不量力矣。邈然远出诸儒之后,而学无师授之传,其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者,以圣人之经尚在,可以质也。”[2](p611)再如《春秋》与“三传”,欧阳修认为,“孔子,圣人也,万世取信,一人而已”。《春秋》既为孔子所作,当然可信。而公羊高、谷梁赤、左丘明三人虽“博学而多闻”,然“其传不能无失”。“孔子之于经,三子之于传,有所不同,则学者宁舍经而从传,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①

   学无所师,使欧阳修在经学方法上以人情常理为理解、衡量和判断经传旨义及其异同的标准。例如他解读《周易》:

   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虽然,辨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义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经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是谓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案此谓不合逻辑)也。《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则八卦者是人之所为也,河图不与焉。斯二说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说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则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说如是,是果何从而出也。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案此亦谓前后矛盾,不合逻辑)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见,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后世,惟恐异说之攻之也,其肯自为二三之说,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书乎?故曰非人情(案此谓常理)也。[2](p612-613)

   他否定《文言》《系辞》和《说卦》等是圣人之作,原因就在于所举三说自相矛盾,不合乎人情常理。这种看法,今已证明是正确的。又如他释《易》“谦”卦彖辞:“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说:“圣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际罕言焉。惟谦之彖,略具其说矣。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无以异也。然则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则与天地鬼神合矣。”[2](p604)天意本不可测,然人情却可知,以人情推知天地之理,二者应是一致的。所以,以人情常理解《易》,自然成为欧阳修《易》学,同时也是其经学的突出特色。

   二、欧阳修经学的特色和成绩

   欧阳修于经学最深于《易》《诗》《春秋》。因为,在他看来,《周易》是“文王之作也。其书则经也,其文则圣人之言也,其事则天地、万物、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1](p535)《春秋》是圣人“上揆之天意,下质诸人情,推至隐以探万事之元,垂将来以立一王之法者”。②而《诗》则在六经中颇为特殊,它不同于其他五经,但又关乎五经,“而明圣人之用”,[1](p1597)因此它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也非常重要。

   以人情常理治《易》的内涵,极为丰富。举凡“天地、万物、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1](p535)以及生活常识、风俗习惯、语言逻辑等,皆属于人情常理的范围。例如《周易》,它虽是卜筮之书,有筮占作用,但其最主要的旨义,却在于人事。所以,自王弼以来,以人事、义理说《易》,成为《易》学的主流。然欧阳修所谓人事,具体地说,就是人情常理。《易》讲阴阳变化,但这种变化,也是符合天地变化和人情常理的。所谓“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阴阳反复,天地之常理也”。[1](p542-543)这些,都体现在他对《易》义的阐释中。像《周易》“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原就是以人事解读卦象。欧阳修进一步解释说:“盖圣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执于象也,则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2](p603)由此推及其他卦象,亦然。如,他解释“豫”卦象辞:“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曰:“于此见圣人之用心矣。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其乐也,荐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与焉。众人之豫,豫其身耳,圣人以天下为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2](p604-605)原辞是以人事解《易》,然此处欧阳修则以“圣人用心”释之,并将其推衍至天下国家,其中所显示出的,实是宋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

   作为一代文学宗师的欧阳修,以人情常理治《易》,又常常从语言表达的方式上去认识和解读《周易》。他认为,经典应言简意深,平易通达,如果言辞繁琐,新奇怪僻,前后矛盾,那么,它是否为圣人所作,便大可怀疑。在《易童子问》中,欧阳修就是根据语言是否简要而平正对经义进行解读的。他说道:

   “夫谕未达者,未能及于至理也,必指事据迹以为言。余之所以知《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盖略举其易知者尔,其余不可以悉数也。其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云者,质于夫子平生之语,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观乎彖辞,则思过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圣人,可以知之矣。”[2](p615)

   圣人言辞简要,《系辞》语言繁琐;孔子不语乱力怪神,《系辞》言之,则其必非圣人所作。

   欧阳修治经,尤重《春秋》,至于“三传”,非出于圣人之手,“予非敢曰不惑,然信于孔子而笃者也。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言,予不知也。”[1](p546)

   以人情常理治《春秋》,突出地表现在欧阳修的《春秋论》中。

   孔子所以作《春秋》,目的是“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1](p549)像《春秋》书鲁隐公之事称“公”,而“三传”以为“摄”的问题,以人情常理推之,假如有人“能好廉而知让,立乎争国之乱世,而怀让国之高节,孔子得之”,必不会“失其本心,诬以虚名,而没其实善”。何况“孔子于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于人而没其善乎?以此而言,隐(公)实为‘摄’,则孔子决不书曰‘公’,孔子书为‘公’,则隐(公)决非‘摄’”。[1](p549-550)孔子不没人善。同样,以常理推之,亦不会无辜而加人以恶。以《春秋》宣公二年(前607年)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为例,“三传”皆谓弑君者赵穿而非赵盾,然以赵盾逃不越境,君被弑而盾又不讨贼,故史官书盾弑君。欧阳修辨“三传”之说不可信,曰:“据三子之说,初灵公欲杀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讨,其迹涉于与弑矣。此疑似难明之事,圣人尤当求情责实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则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为法受恶而称其贤也;使果无弑心乎,则当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恶,使罪有所归,然后责盾纵贼,则穿之大恶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获辨,而不讨之责亦不得辞。如此则是非善恶明矣。今为恶者获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恶,此决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讨贼,有幸弑之心,与自弑同,故宁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诈用情之吏矫激之为尔,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旧史是非错乱而善恶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旧史如此,其肯从而不正之乎?其肯从而称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恶乎?此可知其缪传也。”[1](p552-553)事远难辨,欧阳修亦无从判断这段史事究竟如何,然而他却从反面论之,以《春秋》“别是非、明善恶”的义法推之,不书弑君首恶赵穿,不辨赵盾弑君的疑似之事,则弑君者必是赵盾,而“三传”所书不可信。

在六经中,欧阳修认为《诗经》是与它经不同的。他说:“《易》《书》《礼》《乐》《春秋》,道所存也。《诗》关此五者,而明圣人之用焉。习其道,不知其用之与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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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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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昌)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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