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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存光:道义和权威完全一致吗?——敬答方朝晖教授

更新时间:2015-07-20 15:15:34
作者: 林存光 (进入专栏)  
又或者是服从大局或君主的权威?按常理来讲,既然要求臣下服从自身的名位,也就应要求君主服从自身的名位;既然要求臣下服从公共的道义,也就应要求君主服从公共的道义;既然要求臣下服从大局或君主的权威,也就应要求君主服从大局并树立正当的权威。这样才不是要求臣下片面地服从君主,然而,这显然不是“三纲”的本义,因为“三纲”只要求臣以君为纲,绝不会要求君以臣为纲,用方教授的话说,“三纲”只是要求臣以君为重,而不可能要求君以臣为重。“以某为重”并不意味着要求“绝对服从”,然而,“三纲”的观念毕竟是要划分上下、主次、轻重的关系的,而且问题的关键是,方教授为了强调这种划分的根本重要性,竟然语出惊人,说出了这样一番大道理,“尽管这种上下、主次、轻重的划分,容易给一方滥用权力的机会,甚至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但是在实践中,还是必须这样做。”并补充道:“上面我的原话中,‘在实践中还是必须这样做’,是指不能因为有些消极后果就放弃‘以某为纲’的原则。”我们大可不必“故意装聋作哑”,明白人都不可能误解方教授这话的意思,那就是说来说去,还是强调“三纲”的实质在于要求一方“绝对服从”另一方,即使是被服从的一方“滥用权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也要“在实践中”服从。方教授极力要消除掉古人思想中“自相矛盾的内在分裂”问题,不知是否敢于正视自己思想观念和思维逻辑中“自相矛盾的内在分裂”问题?

   同时,方教授还告诉我们说,“‘三纲’的实质在于服从道义,而不是服从权威”,这一说法无疑向我们暗示了道义与权威是两回事,但方教授为何后来又强调“服从道义不等于拒斥权威”呢?方教授是这样来解释并“明确指出”,“在具体历史情境下,对于道义的服从会与对具体权威的服从联系在一起,所以才会有‘尊王’、‘忠君’之说”,而且“在很多具体的历史情境下,由名、位所代表的天下大局或道义就体现在某个权威身上,‘如果推倒这个权威,种族仇恨和战争就会永远继续下去,把千千万万人再次推入火坑’。因此,在具体情境下这两者是不可能截然分割开来的。”“不可能截然分割开来”,这话说得好,说到底对道义的服从就是对具体权威的服从,反之亦然。难道方教授从来就没有认真审查一下历史,在很多具体的历史情境下,正因为道义没有体现在某个权威身上,所以才会发生许许多多冒死抗谏的事情吗?如果说在具体情境下道义和权威“不可能截然分割开来”,服从道义就等于服从权威,或者服从权威就等于服从道义,儒家讲什么谏诤或以德抗位不是显得很愚蠢吗?或者只是在道理上装装样子而已?但在笔者看来,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道义和权威往往是相悖离的,二者的完全一致或符合只可能存在于理想的理论层面上。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现实的权威就没有任何的合理性,即使其不完全符合道义,也不意味着就主张完全推倒一切权威,并希望“种族仇恨和战争”永远继续下去,乃至把千千万万人不断“推入火坑”,全面客观地看待道义和权威的关系问题绝不是以如此黑心的“阴谋论”的心理做支撑的。方教授为人们不服从权威深感忧虑和困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竟至于走到了罔顾历史事实而要人们不顾道义也要服从“滥用权力”的权威的地步,而且总是提出一个观点,接着又提出另一个观点来否定前一个观点,却始终意识不到自己的观点和论述问题的方式有什么自相抵牾或自我否定的矛盾之处,这是非常令人不解的。

   三、集体秩序中的权威与儒家思想的历史变化问题

   正因为方教授自以为自己的观点是一贯而融洽的,意识不到自己提出和论述问题的思维逻辑始终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混乱问题,所以方教授对笔者批评最多的就是“不理解”他。然而,方教授究竟想叫笔者理解他什么呢?方教授说:“古人对君主、天子或上级的‘感恩’,体现的往往是他们作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的灵性,其中包含着他们对自己生命尊严的认知和对灵魂不朽的追求。”我根据方教授说的这句话,并综合理解方教授整部著作的意思推论说:方著“只是想强调,只有通过无限尊王和忠君的方式,才能体现我们生命的灵性和尊严,表达我们对天下苍生无限的爱”。难道这一推论是毫无根据的无的放矢,竟让方教授觉得“由于理解不同”而是在“上纲上线”、“扣大帽子式的推论”、“把对方明显反对的结论强加于人”?对问题的“理解不同”,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我怎么就“把对方明显反对的结论强加于人”了?难道方教授反对“尊王”和“忠君”,反对那种认为“古人对君主、天子或上级的‘感恩’,体现的往往是他们作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的灵性,其中包含着他们对自己生命尊严的认知和对灵魂不朽的追求”的观点?由于方教授语焉不详,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他究竟明显反对的是什么,明显主张的又是什么。

   让我们再进一步讨论一下方教授喜欢谈论的集体秩序中的权威问题吧。方教授之所以强调“以某为纲”的绝对正确性,是因为“任何集体必须有最高决策者,也可以说争议的最后裁决者。如果持不同意见的人都可以自行其是,违犯最后决策,集体就会如一盘散沙”,“‘比如我们今天常常说,作为领导集体中的一员,你可以对上级决策提出批评,或保留个人意见,但对于组织上已经形成的决定,在实践中没有擅自违背的权力’。我想这种小我服从大我、个人服从集体的权力运作模式,是古今中外通用的道理,怎么就导致不计后果地尊重权威、包含绝对服从的要求在内了?”方教授所言,鄙人并不完全反对,从道理上讲,作为一种权力运作模式,要想维持一种集体秩序,的确需要小我服从大我、个人服从集体,如果每个人都自行其是,完全不服从集体的决策,集体秩序必然会出现瓦解的危险。但集体秩序只有要求人们服从权威的单一维度的问题吗?集体秩序中的最高决策者及其权威是绝对的吗?集体秩序中的其他人是微不足道而只能服从最高决策者的权威及其决策吗?关乎集体命运的决策是如何形成的,需不需要广泛听取和征集各种不同意见以便形成或达成基本共识呢?方教授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加以深究和检讨,而只是要直接向人们提出一项简单明了的绝对要求,即必须服从权威。而且,他以今喻古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古人“三纲”观念对于“上下、主次、轻重的划分”,尽管“容易给一方滥用权力的机会,甚至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但是在实践中,还是必须这样做”,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已指出的,这一说法正是要人们“在实践中”,无论最高决策者如何“滥用权力”乃至“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都必须“绝对服从”。但,方教授自己却始终想不明白一种“古今中外通用的道理”,“怎么就导致不计后果地尊重权威、包含绝对服从的要求在内了”,难道方教授不知道自己讲上面那句话“在实践上”会导致什么样的逻辑后果吗?引申来说,在方教授看来,也许“文革”十年浩劫不算是什么浩劫,而只不过是“以某为纲”、“小我服从大我、个人服从集体”的再自然正当而合理不过的完美历史剧目吧?方教授不高兴我引申推论他话的意思,但是不引申推论又怎么搞清方教授话的实质含义呢?难道方教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且怎么说都是对的?

   当然,方教授可以不承认我引申推论他话的意思,比如从方教授对“三纲”本义的阐述,我认为方教授告诉我们的是“先秦儒家和后世儒家在思想上毫无差别”,方教授就反驳说:“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荒唐话’,认为先秦与后世儒家在思想上毫无差别?”接着,方教授辩解道:“事实恰恰相反,我在《为“三纲”正名》第2章第1节就明确指出过:‘从五伦到三纲,确实是儒家对于人伦关系理解的重要提升。具体来说,提升的过程也许分为两步:从①五伦到②三纲五纪或六纪,再到③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难道我说得不够明确吗?难道自认掌握了‘一般思想史的通见’,就可以给人乱扣帽子?”如果方教授说话严谨的话,“事实恰恰相反”的意思应该是指与“毫无差别”的说法“恰恰相反”,也就是说方教授真正的观点和看法是先秦与后世儒家在思想上具有根本差别,但是,方教授告诉我们的却是“从五伦到三纲,确实是儒家对于人伦关系理解的重要提升”,所谓“提升”究竟是指一致性延续基础上的“提升”呢,还是实质性差别基础上的“变化”?方教授还接着上文而在其书中明确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从‘五伦’到‘三纲’的‘提升和凝聚’,必然意味着有一个从平等、交互关系到等级、单向关系的转变”[1]?不知方教授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没有“转变”的“提升”究竟是强调先儒与后儒的思想差别,还是实质一致?的确方教授没有说过“先秦儒家和后世儒家在思想上毫无差别”这样的“荒唐话”,但是,方教授所说“事实恰恰相反”的话究竟什么意思,难道不需要作出进一步明确的解释和说明,才不显得“荒唐”吗?难道方教授就不觉得自己的整个论证有什么问题,或存在逻辑思维混乱的问题?指出方教授思维、论证、表述的混乱或自相矛盾,究竟是正常的学术批评,还是“乱扣帽子”?如果我们认为方教授掌握了绝对真理,而只是一味对方教授的观点表示赞同和欣赏,那叫学术批评吗?别人一批评,就说是“乱扣帽子”,除非方教授自己“以真理掌握者自居”,否则我们很难理解正常的学术批评怎么就让方教授觉得是在“乱扣帽子”。说学术批评是“乱扣帽子”,那才真的叫“乱扣帽子”呀!

   与上面的问题密切相关,方教授的另外一个说法也值得一辨,就是主张“双向互动”的先秦儒家“无论如何都不会、也不可能主张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而后世儒家的“三纲”观念关于人与人分工的不同、身份地位的差别与划分“丝毫也不意味着上下之间在人格上有任何不平等”。我据此而批评方教授“反复无常、自相矛盾”,方教授反驳道:“只要稍微认真研读一下原文,就会知道,我的意思无非是说,在古人看来,君臣、父子、夫妇之间位置的不平等与他们之间在人格上的平等并不矛盾,这一点先秦儒家与后世儒家并无二致。”先不说“并无二致”与上面“提升”的说法是否自相矛盾而显得“荒唐”,至少方教授认为人与人“位置的不平等”与“人格上的平等”是不矛盾的,姑且不论古今社会生活形态及其相应的人与人关系的实质内涵有什么不同,从抽象的道理上讲,的确“位置的不平等”并不必然意味着“人格上的不平等”,譬如,一个国家的总统和一般老百姓不就是“位置的不平等”吗,虽然存在这种“位置的不平等”,但人们仍然可以抱持着上帝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而相交相处,但是,这种不矛盾的情况是否适合用来解释后世儒家阳尊阴卑、尊君卑臣、尊王、忠君以及“三纲”观念的本义呢?笔者对此是抱持怀疑态度的,反倒认为先秦儒家主张“双向互动”以及强调“君臣有义”似乎还有那么点意思,君臣之际应以义为重,故“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这种强调君臣之际交互性关系的“道义”观,与“三纲”只是以君主一方为重的观念,显然是有差别的。而按照方教授的理解和解释,后世儒家的“三纲”观念对于“上下、主次、轻重的划分”,尽管“容易给一方滥用权力的机会,甚至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但是在实践中,还是必须这样做”(我之所以反复引用这句话,是因为这是方教授的核心观点,而我们应该尊重方教授的核心观点),既然如此,不知道又怎能“在实践上”确保“位置的不平等”与“人格上的平等”这两者不矛盾?因为,方教授虽然反复强调“三纲”不要求人们“绝对服从”,并批评许多学者误解了“三纲”的本义,但“在实践上”,却又显然赋予了“位置”决定一切的根本重要性,在此前提下,所谓“人格上的平等”还具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呢?

   四、文化进化与古今不同的问题

方教授认为批评“三纲”的现代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文化进化论的误导”,而文化进化论“早已被历史证明为过时”。为此,方教授在答复文章中向我们普及了一下有关“文化进化论”的知识,因为“现代中国知识界”对于文化进化论“知之不多”(不知是“讥讽”还是“污蔑尽现代中国知识界”?)却又“由于达尔文和马克思等人的强大影响”而“不自觉地接受”乃至深中其历史观的流毒。方教授提示我们,文化进化论是一种“对人类历史发展持线性进化观的思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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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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