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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怡:论语言现象

更新时间:2015-07-19 15:29:47
作者: 江怡 (进入专栏)  

   语言现象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每时每刻都熟视无睹的现象。但如何认识和解释语言现象,却始终是使人类感到迷惑的问题。从常识的立场上看,语言现象的存在是人类思想交流的自然方式,因此,对一切语言现象的解释,都应当立足于它们是否满足人们日常交流的需要。但是,对语言现象的这种常识理解,虽然可以解释语言现象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却无法说明语言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更无法说明各种语言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思想动机。例如,社会变迁导致的语言变化,通常被解释为是对社会变迁的直接反映,但这种解释并不包含对语言变化内在机理的分析和语言变化对社会文化发展之影响的说明,而只是对变化着的语言现象的事实描述,最多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描述推测语言现象本身的变化规律。因此,要深入理解语言现象,就需要对语言现象进行专门研究,而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正是把语言现象作为自己的专门研究对象的学科。

   然而,虽然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都把语言现象作为自己的专门研究对象,但他们对这个研究对象似乎有着不同的理解。语言学家倾向于把语言现象解释为意义表达的系统,试图用人类文化的表现形态去说明意义构成在语言现象中的主导作用。由此,在语言学家那里,语言现象就成为用以说明社会变迁和历史意义的描述对象,正如韩礼德(M. A. K. Halliday)所说:“一旦这种意义的观点发展成一种思想立场,我们就可以反过来这样说语言,由此语言就被看做是构成文化的诸多意义系统之一。于是,它的独特性也就开始呈现。语言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意义系统,它的典型作用在于实现其他的意义系统;用叶姆斯列夫的话说,它是一种‘内涵的意义系统’。”(Halliday, pp. 113-114)这样,语言学研究就主要是以描述的或历史的或生成的方法,说明语言现象背后的社会历史根源。但在语言哲学家那里,语言现象则被解释为思想观念的外在形式,研究语言现象是为了说明我们如何用这种形式来呈现我们的思想观念。尽管有的语言哲学家直接把语言看做是思想本身,但更多的语言哲学家仍然认为,由于语言自身存在缺陷,所以我们需要剖析各种语言现象,说明这些现象是如何掩盖或揭示了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思想观念以及知识体系。即使是像奥斯汀(J. Austin)这样的语言哲学家,仍然把谈论世界看做是语言的主要功能。他说:“语词是我们的工具,而我们至少应当使用干净的工具。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意指什么和不意指什么,而且我们必须预先把我们自己武装起来,以免掉进语言给我们设置的陷阱……语词不是事实或事物……我们需要把它们与世界分开,使它们与世界保持距离并与世界形成对照,以便我们能够认识到它们的不恰当和任意性,这样,我们就能在没有妨碍的情况下重新看世界。”(Austin, p.182)从这个目的出发,语言哲学家们对语言现象的研究主要采用分析语言意义或构建语言逻辑规则的方法,试图以这种分析或构建活动说明语言现象背后的观念根源及其与世界的关系。

   不过,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们对语言现象的这些不同理解,在我看来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他们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对语言现象进行解释和“拯救”。

   “拯救现象”是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的哲学研究方法(参见余纪元;Yu and Bunnin, p. 293),其主要方式是在面对所要解决的问题时,先摆出现象,再考察其中的困难,然后确定所有关于这些现象的意见或者是确定大部分或最重要的意见。如果我们可以由此解决这些困难,并且受尊重的意见可以得到接受,那么我们就充分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现象”(phenomena)一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不是指经验性的现象,而是指人们共同言说的东西,比如“共同的信念”,或者是指“那些没有被公认、但被一小群明智之人持有的,甚至是被一个明智的人持有的观点”,但语言现象的特殊性正在于它们不仅仅是一些经验现象,更是思想观念或情感要求的表达方式。根据这种方法,拯救语言现象就是要:首先,收集和确立各种语言现象;其次,讨论和分析这些语言现象之间的冲突以及所带来的难题;最后,保留包含在关于语言现象的各种观点之中的真理。总之,拯救语言现象不是把语言现象还原为或解释为某些根本的原则或观念,而是根据语言现象去说明我们业已接受的某些原则或观念是否合理有效。这正是语言学研究和语言哲学研究对语言现象应当持有的共同态度。同时,根据这种研究方法,我认为,拯救语言现象不是要从对语言现象的分析中得到某些可以为所有人公认的观念或原则,而是通过表明我们关于语言现象的各种解释既非全错也非全对,来解决这些解释之间的冲突,或者说,通过指出各种解释的限度来调整相互冲突的解释之间的关系。

   应当说,在当代语言哲学中,哲学家们对语言现象的解释和处理方法大体上采取了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建立理想语言的方式重新构造语言现象,这种形式通常被称作理想语言方案;另一种是通过仔细考察日常语言的具体用法,解释语言现象的内在动机,这种形式通常被称作日常语言方案。然而,根据“拯救现象”的方法,我认为,这两个方案都无法为我们提供对语言现象的合理说明。

   理想语言方案最初是由维也纳学派提出的,其目的是用形式化的逻辑语言代替日常语言,揭示语言现象背后的逻辑规则。从意义表达的层面看,这种方案的确具有很大的优势: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由于日常语言的歧义而导致的理解上的混乱,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表达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这种方案的明显缺陷是:用形式化的方法重建日常语言,直接导致了我们对日常语言本身的忽视,失去了对语言现象的本真理解。虽然理想语言方案在推进认识论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在如何解释语言现象的问题上却并不能帮助我们,而语言哲学研究语言现象的目的正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语言现象本身。理解语言现象就是给出对语言现象的解释,而不是对语言现象的重建。因为任何重建都是出于某种先在的目的或根据某些先在的原则,但解释活动却是为了得到对语言现象的更好理解。在这种意义上,对语言现象的研究其实就是对各种解释活动的理解,而不是对语言现象的重构。

   日常语言方案似乎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语言现象的更好说明,但哲学家们试图用语言的不同用法说明语言的意义及语言现象背后的概念根源时,必然会涉及语言使用者的意图,并由此涉及语言表达的意向内容以及语言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如果从解释语言现象的目的看,对意向内容和外部环境的切入,至少在研究对象上超出了语言哲学研究的范围,有可能进入到心灵哲学和社会语言学的领域。语言哲学家对语言现象的研究是为了说明语言表达的外部形态,理解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特点及其意义,而不是对语言使用者的内在心理活动作出解释。在这种意义上,日常语言方案试图用语言的不同用法去说明语言现象,势必导致语言使用者的介入和对语言意向内容的考察,由此就改变了语言哲学的研究方向。20世纪90年代后在英美哲学中出现心灵哲学的转向,正是这种改变的直接后果。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语言现象的研究首先应当是对语言表达方式的研究,而对语言现象的解释更应当是对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表达式的解释,也就是对表达式规则的解释,而不是对这些表达式背后隐藏的神秘的意向内容的解释。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我们谈论的是处于空间和时间中的语言现象,而不是某种非空间、非时间的幻象……然而,我们在谈论语言现象时,就像我们在下棋时对待棋子那样,我们给它们规定游戏的规则,而不描述它们的物理属性。”(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108,见《维特根斯坦全集》第8卷,第66页。下引该书仅注明节数和页码)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进一步提出:“在我们的考察中,必须没有任何假设的东西。我们必须抛弃一切解释而用描述取而代之。这种描述从哲学问题中获得它的光明,也就是它的目的。当然,这些问题不是经验性的问题;它们是通过仔细研究我们语言的工作方法而得到解决,而且用以认识这种工作方法的方式是与那种误解它们的倾向针锋相对的。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由于引入新的经验,而是通过编排我们老早已有的知识。哲学是以我们的语言为手段为反对对我们的理智的蛊惑所进行的斗争。”(§109/第67页)我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它指明了我们研究语言现象应当采取的方式、方法和方向。

   首先,维特根斯坦明确地向我们表明,研究语言现象只能采取描述的方式,而不是解释的方式。所谓“解释的方式”,是指根据某种事先的假定对语言现象提出一种理论模型,然后再根据这种模型去说明其他已知的和未知的语言现象。这样的解释方式固然满足了我们追问语言现象背后根源的渴望,并符合我们对语言现象研究的最初要求,即通过解释活动得到对语言现象的更好理解;然而,它却完全可能造成对语言现象的歪曲,反而妨碍我们对语言现象的理解。这种解释性“歪曲”可能是解释学家所理解的“偏见”,也可能是维也纳学派哲学家所说的“没有才能的”形而上学陈述。所以,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理解,研究语言现象就是要原原本本地描述语言现象,而不是试图给出语言现象任何一种所谓深刻的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非但不能使我们清楚地认识语言现象,相反,由这样的解释提供的关于语言现象的说明实际上给了我们一个貌似真实的图像,即“事情就是如此这般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对各种不同的语言现象提出本质要求的哲学根源。维特根斯坦说:“哲学绝不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它归根结底只能描述语言的用法。因为,哲学也不能给语言的实际用法提供任何基础。它让一切保持现状。”(§124/第70-71页)“哲学恰恰只是把一切摆在我们面前,既不解释,也不推论——由于一切袒露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没有什么需要解释。因为我们对隐藏起来的东西毫无兴趣。”(§126/第71页)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描述的方式”,也正是“拯救现象”方法中的第一个步骤:收集和确立各种语言现象。

   其次,维特根斯坦也给我们提供了研究语言现象的具体方法,即仔细研究我们语言的工作方法,编排我们已有的知识。所谓“我们语言的工作方法”,就是语言的使用规则。但这里的规则并非是被构建起来的,或者说,研究语言的使用规则并不是要考察使用者在何种情况下如何使用语言,而是指在通常的情况下使用语言的一般规则,也就是日常语言活动中应当遵循的使用规则。研究语言规则也不是要求我们对语言的使用制定出必须遵守的规则,更不是根据我们对语言的某些使用概括出所有语言的使用规则;而是要求把语言使用的具体情况摆出来,让原本看上去不清楚的地方变得清楚,消除我们自以为是地强加于语言用法上的特殊规则,让语言用法回到日常用法上来。所以,维特根斯坦提出这样的口号:“不要想而要看”。这里的“想”就是对语言现象给出各种不同的解释性说明,而“看”则是要观察各种语言现象是如何发生的,观察我们的日常语言活动是如何进行的。

   维特根斯坦给出的研究语言现象的方法有两个步骤:其一是观察我们的语言使用规则,也就是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使用语言的;其二是编排我们已有的知识,也就是按照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安排我们的知识。在我看来,这两个步骤正是“拯救现象”中的第二步,即讨论和分析语言现象之间的冲突以及所带来的难题,比较它们在处理语言与社会关系中的优劣,由此认清语言现象对我们的意义。可见,维特根斯坦提供的研究方法正是“拯救现象”的方法。

最后,维特根斯坦还指明了研究语言现象的努力方向,这就是:“哲学是以我们的语言为手段为反对对我们的理智的蛊惑所进行的斗争”。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对理智的蛊惑来自于我们对语言的误用:正是由于我们错误地理解和使用了日常语言,才会产生哲学的困惑。因此,要解决哲学上的困惑,就要消除我们在使用语言上的混乱;而哲学问题的解决正在于把我们对语言的用法返回到日常用法之中。所以,按照语言在日常活动中的自然状态去描述语言现象,这应当是哲学的主要任务,也是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有趣的是,维特根斯坦把哲学本身就理解为这样的理智蛊惑,所以他说:“哲学研究的结果是发现一些纯粹的胡说八道以及理性在向语言界限冲撞时留下的肿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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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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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京)201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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