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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怡:论语言现象

更新时间:2015-07-19 15:29:47
作者: 江怡 (进入专栏)  
正是这些肿块使我们认识到这种发现的价值。”(§119/第69页)这种对哲学性质和任务的理解,有助于我们认识语言现象本身;可以说,“拯救现象”的最后一个步骤即保留包含在关于语言现象的各种观点之中的真理,就是要对语言现象进行“去伪存真”,认清语言现象的真实面目。

   根据以上对“拯救现象”的方法和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阐述,我倾向于把这种研究语言现象的方法称作“现象学的方法”,以表明它与理想语言方案和日常语言方案的不同。① 作为一种研究语言现象的独特方法,我认为,它的特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第一,它完全放弃了对语言本质的追求,不要求在所有的语言现象背后一定有一种所谓的共同特征存在;而且,它由此也反对把所有的语言现象都解释为或归结为一种形式,无论是逻辑的还是用法的。现象学的方法不过是要求把一切语言现象都摆出来,虽然这样的摆出要求我们对语言现象本身有更多的了解。第二,我们对语言现象的描述完全是一种理性直观的结果。我们在当下对语言现象的直观反应,其中包含了我们对语言现象相关的文化和传统的了解。这里的“理性直观”不是我们对语言现象的概念反思,也不是对语言现象的逻辑推论,而是对语言现象的直接把握,是我们面对各种语言现象时的直观反应。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直观语言现象时无需任何先在的理论或观点,更无需对语言现象本身给出一种或一些解释,而只需用“眼”和“心”观察。第三,现象学的方法是要说明语言现象的表现方式,而不是要说明语言现象所反映或说明的观念内容。这表明,使用这样的方法并不能告诉我们语言现象究竟在说什么,或者语言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而只能告诉我们语言现象是如何得到表现的;或者说,研究语言现象的现象学方法并不是告诉我们语言在说什么,而是告诉我们语言在怎么说。从“说什么”到“怎么说”,这是当代哲学转变的重要标志,也是哲学家们研究语言现象的重要标志。②

   从“怎么说”的立场出发,我们对语言现象的研究应当抓住的是语言的表达方式,而不是语言的表达内容。这就涉及对“语言现象”的深入理解。我认为,语言现象毫无疑问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说,语言现象的存在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存在,即人以社会的方式存在于世界之中。但这种标志并没有说明人类的语言现象所反映的内容,即我们用语言在说什么,而是标志着人类的说话方式,即我们用语言在怎么说。这种方式就是指一套具有指称和表意功能的符号系统。这是人类以“听”(语音)、“看”(语形)、“说”(语用)的方式“表达着”人类的内心世界(语义)。以往的语言研究强调语义研究,并用语义解释去说明“听”、“看”、“说”的功能。现象学的方式则要求从我们对语言现象的“感性理解”出发,根据我们对语言现象的“听”、“看”、“说”,把握语言现象向我们的内心世界传达的思想信息,并由此解释我们对语言现象的知性理解。

   古希腊哲学家最初就是以“看”的方式讨论哲学问题。文德尔班明确指出:“柏拉图提出的对理念的认识方式包含有一种直觉的特征,德谟克利特提出的‘纯识’也有一种直觉的特征,这种相似性意味深长。在柏拉图这里,从视觉印象出发进行类比也是主导性的方法。”(文德尔班,第177页)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也指出:“柏拉图力图用视觉上的类比来解说清晰的理智洞见和混乱的感官-知觉的洞见两者之间的不同。他说视觉和别的感官不同,因为它不仅需要有眼睛和对象,而且还需要有光。太阳照耀着的物体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在熹微朦胧之中我们就看得很模糊,在漆黑里我们就什么都看不见。理念世界就是当太阳照亮着物体时,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而万物流转的世界则是一个模糊朦胧的世界。眼睛可以比作是灵魂,而作为光源的太阳则可以比作是真理或者善。”(罗素,第167页)可见,“看”的方式是理智形成的最初方式。面对语言现象,我们主要或大量的不是通过“听”,而是通过“看”,也就是“看到了”文字。这里的“看”不仅是指视觉上的看,更重要的是指心灵上的看,就是说,我们总是在“用心去看”。我们在视觉上看到的是文字的形状即语形,但我们把“心灵”中的阳光即“理智之光”投射到这些形状上,就“看到了”文字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双“慧眼”。正因为有了这样一双“慧眼”,我们才能“读出”文字形式背后的意义,才能对语言“现象”有透彻的理解。这也就是康德意义上的“感性直观”与“概念统觉”之间的区别:仅有视觉上的“看”只能得到“感性直观”的结果,而唯有“理性之光”才是“概念统觉”的结果。用康德的话说,没有直观的概念为空,而没有概念的直观则盲。(参见康德,第83页)这就是说,没有视觉上的“看”为空,亦即如果只有“理智之光”而没有文字形式,我们什么也看不到;没有心灵的“看”则为盲,亦即如果只有文字形式而没有“理智之光”,我们也看不到任何东西。所以,我们对语言现象的“看”不单是视觉上的,更是心灵上的。但无论是哪一种“看”,它们都是以语言现象的表象为前提的,就是说,我们看到的都是语言的表达方式。“表象”一词就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对语言现象的观察是以“看”为前提的。

   如果说“看”还是我们以视觉为中心的话,那么,“听”则更多地加入了心灵的作用,因为我们“听”到的是“声音”,但辨别听到的是否是言语的声音即有意义的声音,则更需我们“用心去听”。当代哲学家把西方传统哲学比喻为“视觉中心主义”,也就是以理性概念为核心的哲学,而现代哲学特别是后现代哲学则被看做是以“倾听”为主要的思想方式;这里的“听”是以听者为中心的,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必须有思者在先,诗者的话语才能得到倾听。(参见海德格尔,第70页)我们从声音中听到的不是音节,而是具有思想内容的意义;但“听”本身却让我们自身也融入声音为我们营造的氛围之中,我们是在倾听之中感受到语言的魅力。从哲学上说,倾听才真正使我们彻底摆脱了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作为主体的听者与作为客体的语言真正融为一体,因为我们听到的是意义的世界。

   从我们对语言现象的感官接受看,“看”和“听”都属于被动的行为。虽然我们不是随意地、毫无目的地“看”和“听”,但任何“看”和“听”的行为都是以“看到的”和“听到的”东西为转移的:所谓“看到的”和“听到的”就是语言对我们的显现方式,我们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显现方式;它们不是我们随意构造出来的,因此我们是被动地接受它们的。然而,我们在考察语言现象时,往往不仅是“看到”和“听到”语言,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说出”语言:我们是以说出的方式呈现语言并把自身融入语言之中。在这种意义上,语言现象其实就是一种活动,我们使用语言的活动正构成了语言现象的本质特征,如果有这样的特征的话。这里的语言活动不是奥斯汀意义上的“言语行为”,而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是指我们用语言做事的方式,表明了“说话就是做事”这个基本思想。可见,奥斯汀的这个思想旨在把说话看做一种行为方式,强调话语的力量以及话语所履行的功能。而维特根斯坦则不同,他是把语言活动看做我们人类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强调说话本身如同我们的其他活动一样,都是一种游戏。他说:“‘语言游戏’一词在这里旨在强调:语言的说出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23/第19页)显然,维特根斯坦在这里强调的是语言的说出本身,而不是语言的说出带来的实际效果。这与我们考察的“语言现象”就不谋而合了:“语言现象”正是我们说出的话语呈现给我们的样态(presentation),我们也是由于说出话语而拥有了语言现象本身。说出话语是我们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考察语言现象就是要考察我们以何种方式说话。

   根据以上对语言现象的现象学分析,我提出以下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必须放弃传统的语言研究模式,特别是放弃对语言意义的追问和对指称优先性的考量,直接诉诸对各种语言现象的直观考察。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对任何语言表达式而言,不存在某种一致有效的意义实体。由于我们无法把意义问题作为研究语言的可以达到的目的,因而,我们就必须考虑放弃这样一个目的。同样的道理,把指称作为语言研究的优先考虑选项,这早在索绪尔时代就已经遭到了质疑。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把我们从经验中观察到的各种语言现象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通过分析对比找到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或某些相似之处,由此说明语言现象向我们显现出的真理。

   第二,要把语言中的缄默知识作为研究语言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从语言现实考量,几乎每一种语言现象都包含着某种知识作为自身存在的文化根据;这样的知识隐藏在语言现象背后,但所有能够理解和把握语言现象的人,都能够理解这些缄默的知识。或者说,对语言现象的理解正是建立在对这些缄默知识的理解之上的。因此,如何理解缄默的知识就成为我们理解和研究语言现象的出发点。

   第三,必须把语言的各种修辞方式作为研究语言现象的主要内容。语言的修辞方式就是我们的说话方式,我们用各种修辞手段是为了更好地交流。显然,任何修辞方式都不是为了达到我们对外部世界或他人的认知的目的,而是为了更充分地实现交流。因此,研究修辞方式作为一种语用学研究,更能体现我们研究语言现象的最初目的,即真实地呈现我们使用语言的不同方式。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在哲学研究还是语言学研究中,我们研究语言现象的目的都不是去发现某种专门的真理,而是逐渐形成我们之间更好的谈话方式,因为语言现象本身向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说话方式,而不是其他任何隐藏的东西。

   注释:

   ① 在这里,我是借用了“现象学方法”这个术语,说明对语言现象的研究必须从呈现现象出发,这与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有着根本区别,后者主要关注的是意识现象活动,而我强调的主要是从经验活动出发。

   ② 后结构主义者就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看做是近代哲学与后现代哲学区分的重要标志之一,例如罗兰•巴特就认为,写作不过是文字的交织和互换而已。“以往的哲学史不太重视‘怎么写’,认为怎么写都不会影响真理本身的价值,只有观念本身才是重要的,词语或者修辞无关紧要;‘怎么写’的提问方式,是对只重视‘写什么’的严重挑战,因为说到底,‘怎么写’所重视的,恰恰就是词语本身。”(尚杰:《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见江怡主编,第358页)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2000年:《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江怡主编,2009年:《当代西方哲学演变史》,人民出版社。

   [3]康德,2004年:《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罗素,1982年:《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 译,商务印书馆。

   [5]《维特根斯坦全集》,2001年,涂纪亮 译,河北人民出版社。

   [6]文德尔班,2009年:《古代哲学史》,詹文杰 译,上海三联书店。

   [7]余纪元,2009年:《德性之境: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Austin, J., 1979, Philosophical Pap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Halliday, M. A. K. , 2007,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ed. by Jonathan J. Webster,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d Continuum.

   [10]Yu, Jiyuan and Bunnin, Nicholas, 2001,“Saving the phenomena: an Aristotelian method in comparative philosophy”, in Bo Mou(ed.), Two Roads to Wisdom? Chicago and La Salle, Ill. :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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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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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京)201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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