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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怡 陈常燊:分析哲学的自识与反思

——江怡教授学术访谈录

更新时间:2015-07-19 15:16:13
作者: 江怡 (进入专栏)   陈常燊  

   陈常燊(以下简称“陈”):江老师,您好!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于国内学术前沿。以您的硕士论文《罗素的意义理论》为发端,历经维特根斯坦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英美与欧陆哲学比较、中西哲学比较到近几年的哲学拓扑学研究,您长达30年多年的哲学思考之旅,在哲学的中心与边缘之间、历史与前沿之间不断变换论题。请问其间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什么?能否为我们给出几个关键词将您数十年的哲学运思串联起来?

   江怡(以下简称“江”):的确,我的学术历程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算起的话,已经经历了30年的时间。当我1985年刚从南开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年轻教师的时候,我踌躇满志,立志要为中国的哲学事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当时自认为已经掌握了语言分析的基本能力,并力图用分析的方法处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当时的心情很像卡尔纳普在20世纪20年代的情形,不顾一切地反对以往的哲学研究方式,把凡是无法用逻辑和经验加以验证的哲学问题都斥为哲学上的“假问题”。但在与朋友们的思想辩论中,我逐渐感觉到自己并没有完全理解分析哲学家们的思想观点,也无法对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通过大量阅读,我开始意识到哲学问题的所在不是提问的方式,而是提问的内容,只有对哲学问题所涉及的内容有真正的认识,才能对哲学问题给出清楚的说明。这样,我就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跟随涂纪亮教授开始了语言哲学的学习。应当说,我对语言分析哲学的真正理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因为我认识到,语言哲学要处理的问题并不是语言问题,而是以讨论语言的方式解决西方哲学家们提出的哲学重要问题,其核心是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这就是我于1993年发表《语言哲学与形而上学》一文的缘起。之前,我还发表了《当代语言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复兴》、《哲学语言能够精确化吗?》、《对语言哲学的批判:维特根斯坦与康德》等文,都是为了弄清语言哲学研究的真实意义。1991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语言问题:一种思维模式的选择》一文,成为我在这个时期思考语言哲学问题的代表性文章。

   正是用这种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方式,我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不断涉猎到许多看似不同但却在思想取向上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如知识论、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史研究等,当然主要是在英美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研究中考察形而上学的意义和作用,发表了《现代英美哲学中的形而上学》、《20世纪英美实在论哲学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地位》、《论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知识论》、《形而上学与第一哲学》等文章,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也正是基于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我在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和中国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试图说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哲学传统和文化背景中呈现出非常近似的表现形式。而哲学拓扑学正是我对西方哲学中始终作为基础存在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最新概括和总结,当然是以分析哲学的方法和态度处理概念的形而上学问题。这些思想主要反映在我的《思想的镜像》一书中。

   如果要为我自己30年的研究工作选出几个关键词,能够集中代表我的思想历程中一以贯之的思想观念的话,我觉得首先就应当是形而上学;其次应当是分析与论证,这当然是分析哲学的主要方法;再次是语言与逻辑,因为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特征就是面语言分析或语言批判,无论这里的语言是指哪一种语言,而逻辑的思想方法也始终是一切哲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最后应当是智慧本身。哲学研究必须回到自身,也就是对智慧的追求。无论是理论智慧还是实践智慧,都充分体现出哲学研究的永恒魅力。这或许也是我能够坚持在哲学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的重要动力所在。

   :可以说,您的治学生涯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西学研究是基本同步的,您亲眼见证了分析哲学在国内的复兴和发展历程。作为一名亲历者和推动者,请问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我们这一代人的确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直接受益者。我高中毕业正好赶上了“文革”后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由此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四年后我又顺利进入研究生学习,成为现代外国哲学研究领域中的赶潮者。这些首先得益于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们才得以了解大量西方哲学发展的最新资料,才得以与西方哲学家们开展直接的对话和交流,才得以直接参与国际哲学界的学术活动。我的确是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

   应当说,在改革开放之初,随着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大量涌入中国,以实证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曾一时在中国的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成为人们用于质疑和拒斥以往奉为一贯正确的真理学说的重要思想武器。无论是维也纳学派的可证实性原则还是卡尔•波普尔的证伪理论,都成为当时的新潮观点。随着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观点被引进至中国哲学界,分析哲学中的逻辑论证方法逐渐被文化研究和社会—历史分析所取代,而当代欧洲大陆哲学中的存在主义、现象学、诠释学(或“解释学”)思潮在中国大陆的广泛传播,也使得分析哲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们(主要是一般公众)的冷落。但分析哲学研究在中国哲学界并没有停止和消沉,相反,研究者们更加关注对重要分析哲学家的思想研究,关注分析哲学在当代西方的最新研究进展,关注分析方法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1997年陈波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分析哲学的价值》,2000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分析哲学在中国》,这些文章集中讨论了分析哲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2001年,陈波教授主编的《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一书可谓是对当时国内分析哲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书中不仅包括了西方哲学家论分析哲学的经典论述,而且收入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的理解和推进。应当说,这本书还是对中国分析哲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路径和方向。

   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重视。比如,国内哲学界分别召开了三次“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专题研讨会,并出版了相关的论文集,中国哲学研究者和分析哲学研究者共同对分析方法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应用提出了许多很有建设性的意见和观点。这些都为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当然,更有意义的是,2005年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成立了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这使得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有了专门的学术组织,分析哲学研究者们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从2005年成立起,每年组织一次全国性的分析哲学研讨会,截至2012年共举行八届大会,参会人数从最初的20多人增加到140多人,在国内哲学界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在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的组织下,我们还连续出版了四本《中国分析哲学》集刊,并组织了旨在提携分析哲学研究青年人才的“洪谦分析哲学优秀论文奖”,该奖项已组织了三届,这些在国内哲学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直接推动了国内的分析哲学研究。

   不仅如此,国内的分析哲学研究始终注意与国际哲学界的交流和合作。中英暑期学院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建立暑期学院最初的设想就是要在中国哲学界大力提倡分析哲学研究方法,以最为经济的形式高效率地普及分析哲学运动所产生的重要哲学思想,让国内的哲学家和青年学生不出国门就可以与当今西方最为重要的和有影响力的哲学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应当说,这种办学形式带来的效果是非常惊人的,20多年来暑期学院培养了近千名在西方哲学研究中取得明显成绩的国内哲学工作者,有的已经在国内哲学界乃至在国际哲学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外,我们还注意参与国际哲学界的学术交流活动,从参加多次世界哲学大会以及各类分析哲学国际学术会议,到我们自己多次组织国际分析哲学会议,其中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国内分析哲学研讨会也经常有国外学者(有的还是著名学者)参加,也以此名义组织过分析哲学国际会议,并在国际著名分析哲学杂志《综合》上组织“中国分析哲学”专栏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已经进入了国际哲学研究的行列,来自中国哲学家的声音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起国际哲学界的关注。我觉得,目前国内的分析哲学研究正处于逐步上升的过程。

   如果从罗素1919年访问中国算起,分析哲学被引入中国并得到传播和研究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而经过近30年的研究历程,我感觉到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西方哲学的逻辑理性传统与中国哲学的心性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的过程,正是西方传统与中国传统之间的交锋对抗过程,也是这两种文化传统之间不断适应和调整的过程。我把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对话就看作是这种文化冲突和适应的哲学表达方式。

   :您曾经指出,分析哲学不仅仅是一个现代哲学思潮或流派,更是研究哲学问题的重要方法或视角。请问分析哲学中的哪些方法、视角或精神旨趣让您非常受用,并值得向其他哲学同仁推荐?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分析哲学在中国》一文中给出了清楚的说明。同时,我在另一篇文章《实证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中也做了类似的分析。陈波教授在《分析哲学的价值》一文中也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我认为,分析哲学为我们的哲学研究提供的主要方法仍然是逻辑论证和概念分析。这里的逻辑论证并非只能以形式化的方法加以表达和讨论,这要求的仅仅是按照符合逻辑推理的规则对所讨论的问题给出清晰的说明。比如,当我们讨论如何论证知识的可靠性问题时,我们需要做的是,首先弄清知识概念的内涵,然后根据对这个内涵的理解提出论证的基本条件,即知识可靠性的基本条件,再对这些条件逐一做出符合逻辑的推论,由此说明这些条件的存在根据和合理性,也就是论证了知识在逻辑上成立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所谓概念分析,其实是指对某一哲学概念在其所在的哲学传统或思想背景中所占有地位或所发挥作用的分析,包含在我们通常所说的语境分析范围之内。让我们还以知识为例。我们对知识的概念分析应当包括如下内容:首先是对知识的形式特征给出描述性说明,然后指出知识的外延性特征,最后对知识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给出符合逻辑要求的说明,如要说明知识与信仰、知识与科学、知识与认识、知识与世界、知识与宗教等等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对知识的形式特征的描述性说明,正是现代知识论讨论区别于传统认识论讨论的地方,这表明了对知识的概念分析必须放到当代知识论的语境中才有可能。而对知识的外延性特征的说明,则是分析哲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即外在主义的基本主张。对知识的地位和作用的说明,是为了更清晰地表明知识论讨论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是分析方法为当代哲学研究提供的重要资源。

当然,我对分析哲学方法感受最深的应当是澄清问题的方式。这就是对问题本身的澄清过程,而这个过程却正是哲学的特有思考方式。如果说人类的所有思想都是关乎世界和人类自身的,那么,哲学思考的特有方式则是关注人们谈论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方式。或者说,我们以何种方式思考和谈论这个世界和人类自身,也就是说,我们用于思考和谈论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方式是否合理或有效,这才是哲学思考的主要内容。按照以往的说法,这其实就是“反思”的原初意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对思想的思想”。因此,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会议上,或者是在与人进行问题讨论的时候,我都有意识地首先关注到人们提出问题的方式,并询问问题的真实含义,然后再根据提问人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提问人试图用这个问题想要了解的答案给出自己的分析。我觉得,哲学研究的方式就应当说对问题本身给出说明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消除问题的方式。消除问题本身也对问题的一种解决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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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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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分析》(沪)201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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