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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怡:2004年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进展

更新时间:2015-07-19 15:08:17
作者: 江怡 (进入专栏)  

   考虑到学术研究自身的连续性,本报告拟把刚过去的两年现代外国哲学的研究作为一 个整体来评述。2003~2004年度,国内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无论是在总体把握还是在问 题研究上,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

   一、研究方式:从吸纳式接受到对话式互动

   与往年的研究情况相比,本年度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水平在整体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不仅体现在发表的论著数量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更主要是在问题研究上反映出了国 内研究水平的进步。具体来说,这些进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摆脱了以往的评述式研究方式,逐渐进入问题式分析方式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主要是以介绍为主,间或一些无关痛痒的 评述。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国内的研究就开始意识到问题研究的重要性。特别 是随着对外交流的扩大与专业研究和外语水平的提高,使得直接展开与西方哲学界的对 话成为可能。2003~2004年度的研究工作主要是针对某些重要的问题展开的,发表的大 多数论著都以问题研究为主,由此也形成了研究者们讨论的一些热点问题,专题性的研 究著作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如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深入研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 新认识、对后现代主义的积极评价、对知识论问题的重新审视、对自由主义问题的全面 梳理以及对应用哲学领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深切关注等等。

   2.更多关注西方哲学问题与中国哲学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已发表的论著中可以看出,2003~2004年度国内的研究者特别注意把当代西方哲学 中的重要问题与中国的哲学思想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希望一方面能够由此对西方哲学 问题给出中国式的解答,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的哲学和现实生活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可以看出,国内研究者对待西方哲学家们提出的各种理论观点不再采取极端的否定态度 ,而是更加注重从他们的理论本身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待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态度上,如有的学者认为,虽然后现代主义思想是对资本主义过度发 展中出现的问题的反思,与我国的国情相去甚远,但作为一种反省和教训,对于以为现 代化有百利而无一害、甚至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一切后果的近视者来说,不亚于一服极 好的清醒剂;还有学者指出,在当代哲学家们对后现代主义的大量论述中,有一个特别 值得我们重视的现象,这就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的传统思想看作是后现代思想 的重要资源,明确认为可以从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寻找解决后现代问题的有效途径。西方 哲学家对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这种解释和运用,为我们反思和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在当 代世界社会和文化中的作用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这也正是我们研究西方哲学和文化从现 代走向后现代这个过程的最终落脚点。

   3.加强了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

   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一直是国内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3~200 4年度的对外交流具有明显的主动参与性特征。一方面,国内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分别 派团参加了2003年8月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21届“世界哲学大会”,许多学 者在会上以各种形式发表了论文,反映了中国的哲学水平和对世界哲学的高度关注;另 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以及国内的部分高校哲学系积极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国际 学术活动,如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著名哲学家访华讲学、举办专题研讨班以及开 展各种类型的对话活动等,由此推动了国内的研究工作,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向世界 传播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进程。

   二、研究视域:从一般性介绍到提问性反思

   2003~2004年度,国内哲学界在现代外国哲学领域的研究除了以往比较集中的英美分 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中的某些哲学思想或重要流派研究之外,主要对以下问题展开了 比较热烈的讨论,在对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提高。

   1.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一直是国内哲学界近年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明确区分了“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后 现代的社会特征是信息和科学技术的膨胀泛滥,后现代的知识特征是一切知识被数字化 、符号化和商品化,后现代的文化特征是颠倒文化的原有定义,后现代的思维模式是一 种不确定、模糊、偶然、不可捉摸、不可表达、不可设定、不可化约等精神状态和思想 品格,后现代的生活方式是追求一种游戏式的生活。根据这些分析,后现代主义的哲学 转向被确定为:用“延异”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从纵向思维转向横向思维;用差 异对抗理性的总体化;注重个体性和自我关切,反对主体性和人道主义;用透视主义和 相对主义取代表象论和基础主义的认识论;用不确定性和小型叙事取代元话语和宏大叙 事;用“精神分裂”取代“精神分析”;用微观政治学取代宏观政治学。

   其次,后现代主义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它是当代西方哲学家对 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一种理论反省;后现代主义哲学确实是哲学发展的一个转向;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以批判现代主义哲学为己任的,但它并非完全是一种无所建树的、只 事消解的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确实包含了许多消极因素。

   还有学者指出,“现代性”与“现代化”概念的区别在于,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在经济 学与社会学层面上谈论的范畴,现代性则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现代性乃是现代化的结 晶,是现代化过程与结果所形成的属性。现代性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它标志着从 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表现为与某些传统的断裂;其次,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核心,人的各 种权利的保障构成现代性的前提;第三,现代性表现为建立起竞争机制与合理的规范, 即竞争的理性化过程。针对目前国内外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也有学者指出,现代性是 多元、多样的,因而传统和现代性可以会通,中国的现代性也自有特色;当代西方哲学 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围绕现代性与后现代的论争,对研究与实现中国的现代性有参考 价值;要加强中国现代性的哲学研究。还有学者认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后现代主义把全 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纳入了自身的研究范畴,试图在整体上解答当代人类所遇到的 亟待解决的共同难题,其理论学说代表了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理念和价值观,它超越 了人类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对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具有时代现实性 。

   与前面的学者观点不同,也有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持否定态度,认为后现代主义反 对现代主体性,推崇非理性,反对普遍性或同一性,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自然中心主义 的观点。这种自然中心主义批驳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个人主义有其有价值的一面,但后现 代主义者并由此走向极端,完全抛弃主客体的区分,否定人的主体性,这将不利于人类 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阻碍主体对自然的改造。还有的学者把西方哲学从现代到后现代 的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即“现代理性的反思”、“当代启蒙的开端”、“当代社会 中的后现代状态”和“理性与启蒙的抉择”,认为在西方现当代哲学中各种理论观点和 思想流派层出不穷的背后,贯穿始终的却是思想家们对理性与启蒙理念的深刻反思,是 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深刻反思。

   2.形而上学问题研究

   从2002年起,国内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开始特别关注形而上学问题,最为突出的事件 是当年8月在云南大学举行的“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全国研讨会,以及随后出版的 两卷本文集《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在2003~2004 年度,国内对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表现为对当代西方的形而 上学研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有学者认为,形而上学从其始源和历史上的主流倾向上看 ,它是分析的。按照当代分析哲学家们的观点,形而上学的恰当任务应该是研究作为存 在物的存在物或存在物本身,或者说存在物就其本身而言所具有的那些属性。当代形而 上学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一些问题:存在与同一性;变化与持存;个体、性质和关系;事 实、事态与事件;因果联系;还原、突生与伴生;可能世界。

   《求是学刊》2003年第1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形而上学在当 代的命运”,从不同方面讨论了形而上学的性质和对我们的意义。亚里士多德的“第一 哲学”,即探究终极原因和原则或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形而上学,是任何哲学都 以直接或隐性的方式所内在地包含的不可或缺的本质维度,其深层本质是人的超越性生 存本性及其本质精神的自觉显现,是内在于人之生存的本体论诉求和终极关怀的理性表 达。传统哲学大多包含着自觉的形而上的维度。然而,传统哲学常常遗忘或遮蔽了哲学 形而上学维度与人之生存本性的本质关联,陷入了“无根基”的状态。因而,当20世纪 人的生存困境以文化危机的形式深刻地表现出来时,传统形而上学的危机便在现代哲学 对黑格尔哲学的普遍拒斥中展现出来。于是,如何在人的生存论基础上重新恢复形而上 学的力量,便成为当代哲学关注的一个时代课题。从形而上学与人的本性关联入手,在 走出“曾经是”的形而上学之后,形而上学并没有失去其原来的规定和价值,“应当是 ”的形而上学的命运正是人自身发展的命运。人是在立足形而下的世界,追求形而上的 世界过程中才成为人的,哲学是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其生存意义的反思,在这种意义上, 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深深植根于人性的本源之中,随着人性的发展而发展,但 它的发展方式是自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现代性给人们带来的一系列生存危机,迫使人 们不得不“重返”形而上学,实现由“在者”向“在”本身的“复归”。

2003年11月在厦门大学举行的全国“西方知识论”学术研讨会就知识论问题展开了形 而上学层面的讨论。《文史哲》2004年第2期发表了来自这次研讨会的论文专栏。学者 们指出,从传统知识论到生存实践论的发展,乃是西方哲学史发展中的一条根本性的线 索。厘清这条发展线索,不但能加深我们对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内在规律的认识,而且也 能使我们对传统哲学的反思和批判获得新的维度。他明确指出,从传统知识论转向生存 实践论的第一位哲学家是叔本华;马克思哲学在这个转向中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 马克思之后,肇始于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潮也是促成这一根本转向的重要哲学流派。还有 学者认为,现代西方知识论研究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形而上学的特征:哲学家们对知识的 研究不是从知识的获得过程和知识的最终形式上探究其中的思维活动内容,而主要是研 究知识的基本性质、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以及知识表达的形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 都构成了现代知识论的基本内容,同时也体现了知识论与认识论的不同。仅从知识论的 角度看,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对知识性质和知识条件的追问就包含着深刻的本体论特征 :在这里,知识已不再被看作人类认识活动的概念化结果,而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也是 人类用于表达自我的方式。应当说,对知识性质和知识条件的追问,与其说是一种认识 论的提问方式,不如说是一种本体论的反思方式。在当代,西方知识论发展的一个明显 变化是随着分析哲学作为主流哲学的登场,“形而上学”遭到无情的批判与摒弃,为知 识寻求形而上学根据的努力,被斥为无意义的东西。哲学回到经验论,知识论也如此。 虽然如此,知识论寻求知识根据的努力依然在进行着,只不过这样的根据不再是“形而 上学”的,而是经验的,它们表现为知识的诸种条件,包括真、确证(理由)与信念等, 尤其是其中的“确证”这一条件,它构成当代知识论的核心部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 看,后现代知识观与社会批判方法具有知识学的意义,后现代知识观为在社会研究中坚 持价值介入、批判诠释的非实证人文研究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根据这种理解,知识既不 是对世界的“镜式”反映,也不是对事物本质的“发现”与“揭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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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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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南社会科学》(长沙)200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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