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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波: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纲领

更新时间:2015-07-19 13:15:46
作者: 陈波  

   1969年,蒯因在维也纳国际哲学会议上发表著名论文《自然化认识论》,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他自发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1951)以来就一直模糊具有的思想:通过将认识论自然化来拯救经验主义认识论。更具体地说,蒯因认为,认识论不应从自然科学外部,相反应从自然科学内部,即利用自然科学的发现,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说明科学认识的合理性,它应与心理学、生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成果直接联系,因而它不处于自然科学之外或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而是被包含在自然科学之中,成为“心理学的一章,因而是自然科学的一章”。蒯因有时这样表述自然化认识论的中心问题:我们是如何在“贫乏的”感觉剌激的基础上,产生出“汹涌的”输出即我们关于世界的丰富理论的?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这不仅是蒯因自然化认识论的、而且是整个蒯因哲学的中心问题。从逻辑上看,蒯因所提出和发展的各种具体论点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解答这一中心问题的尝试和努力。本文试图对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提供一种梗概式说明,并论证它作为一个全面的认识论纲领是不能成立的。

  

   1.自然化认识论纲领的提出

   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是在对基础论和怀疑论的分析和批判中提出来的,而后两者关于认识论的任务与方法的观点,是近几十年来西方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中激烈争论的对象。

   传统认识论就是一种基础论(foundationalism)。基础论者把我们的信念分为两组:一组需要其他信念的证实,一组可以证实其他信念而其自身却不需要任何证明。后一组信念构成了认识论的基础,它们是直接明显、确实可靠、无需辩护的,而前一组信念则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它们的可靠性要通过证明来确立。近代唯理论、经验论和现代经验论都是基础论。近代唯理论的开创者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他在认识论上的主要贡献有:(1)提出了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实性的理想,并倡导通过“普遍的怀疑”来扫除一切不够清楚、不太可靠的东西;(2)主张把完全“清楚”、“明白”的理性公理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即作为可靠知识的基础;(3)认为理性演绎法即几何数学方法、是哲学乃至全部科学的根本方法,应该用这种方法来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理论。唯理论哲学家在其他哲学观点上可能是千差万别的,但在把清楚明白的理性公理作为人类认识的牢固基础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经验论则以观察命题或感觉经验作为人类认识的牢固基础,它在洛克(John Locke,Í632—1704)的《人类理智论》直至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之间有一条连续的发展链条。经验论哲学家接受了笛卡尔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实性的理想,试图建立这样一种知识理论,它试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还原或化归为感觉经验。蒯因把此种经验论称为“激进经验论”,认为它包含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从感觉证据演绎出关于自然的真理,一是根据观察术语和逻辑数学的辅助词汇来翻译(或定义)这些真理。蒯因把前者称为认识论的学说方面,主要关注用感觉词汇为我们关于自然的真理性知识辩护;并把后者称为认识论的概念方面,主要关注用感觉词汇来解释物体(body)的概念。但是,蒯因认为,经验论哲学家在这两方面都遭受了惨重的失败。

   休谟(David Hume,1771-1776)对认识论的这两个方面都进行了探讨。他对于概念方面的处理是大胆而简单的:他把物体直接了当地看作是感觉印象。假如常识要区别物质的苹果与关于它的感觉印象,其理由是:苹果是一,是持存的;而印象是多,是倏忽即逝的。那么,休谟认为,这就是常识的糟糕之处。关于在一个场合和在另一个场合是同一个苹果的想法,是一种粗鄙的混淆。由于休谟在概念方面把物体等同于感觉印象,因此他就能在学说方面坚持认为:关于物体的单称陈述,即关于直接呈现的感觉印象的陈述,确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关于存在的普遍陈述和关于未来的陈述却不能获得任何程度的确实性。因为即使是关于可观察对象的最弱的概括,如“草是绿的”,也包括了作出概括的观察者尚未并且不能实际观察到的事例,这里包含着逻辑跳跃,即观察者在作出概括时,从已观察到的部分事例跳到了涉及尚未观察到的其他事例的结论,从过去现在的经验跳跃到了对于未来的预测。因此,用直接经验以完全合乎逻辑的方式为我们关于自然的真理性认识辩护的企图,必然是不能成功的。蒯因强调指出:“休谟的困境就是人类的困境。”([1],p.72)因此,激进经验论在学说方面的企图必须被否定,即根本不可能从毋庸置疑的感觉经验的真理演绎出科学理论的真理,并且,笛卡尔关于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实性的理论也必须抛弃。蒯因在论述翻译不确定性论题时就曾指出:“当我们与杜威一道,转向关于语言的自然主义观点和意义的行为主义观点时,(1)我们放弃了语言的博物馆图像;(2)我们放弃了对于确定性的追求,这里的确定性不仅指意义的确定性,而且也包括知识的确定性,(3)我们承认,除非暗含于人们的言语行为倾向之中,否则不存在意义的相似或差别。”([1],pp.28-29)

   激进经验论在概念方面的境遇有所不同,它似乎真的取得了某种进展。事实证明,休谟的那种极端方法已不再是有意义地谈论对象的唯一可设想的方法,人们还可以借助于语境定义和集合论来谈论对象。在《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等著作中,罗素就是运用这种方式研究自然知识认识论的。罗素的纲领是,将外部世界解释为感觉资料的逻辑构造。对于这一纲领最为认真的实施就是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卡尔纳普承认,不可能从直接经验演绎出科学,但他仍坚持认为:可以用观察术语和逻辑-数学的辅助工具定义科学的那些概念。蒯因指出了卡尔纳普之所以这样做的两方面的理由:“其一是,即使感觉证据和科学理论之间的推理步骤必然是缺乏确实性的,仍可以期待这样一种构造去引出和阐明科学的感觉证据。另一理由是,即使撇开证据问题,这样一种构造也将深化我们对于我们关于世界的谈论的理解,它将使所有的认知性术语象观察术语和逻辑与……集合论一样清楚。”([1],pp.74-75)卡尔纳普倾注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蒯因指出,卡尔纳普“是不满足于仅仅断定科学可以还原为直接经验的词语,而是对于实行这种还原采取了认真的步骤的第一个经验论者。”([2],p.37)

   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一书中,卡尔纳普力图建立一逻辑构造系统,以把所有经验科学的概念还原成为“所与的”东西的概念。然而,卡尔纳普的理性重构纲领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它失败了。蒯因指出,卡尔纳普的失败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他的纲领的失败。这就是说,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某个时候出来一个比卡尔纳普高明的人能够成功实施此纳领。这是因为,与卡尔纳普所假定的相反,“关于物体的典型陈述没有任何经验蕴涵的储备可以称做是它自己的。理论的一个实质部分,整个地看,将共同具有经验蕴涵。我们就是这样作出可证实预言的。”“所预言的经验,无论是真是假,并不被该理论的任何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成分陈述所蕴涵。根据皮尔士的标准,成分陈述简单地并不具有经验意义,但理论的一个充分包容的部分却具有这种意义。”([1],p.79)根据这种整体论观点,“谈一个个别陈述的经验内容——尤其如果它是离开这个场的经验外国很遥远的一个陈述,便会使人误入歧途。”([2],p.40)所以,把科学理论的每一个句子逐一地翻译为用观察术语和逻辑-数学辅助词项表达的一个等价语句的企图,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因为它是基于每一句子都有自己的经验意义这一假定之上的。蒯因因此指出:“从感觉资料理性地重构世界……是一个吸引人的想法,……而我的唯一保留就是,这是办不到的。”([3],p.23)这样一来,激进经验论就

   其概念方面而言,也必须被抛弃。激进经验论的失败确实是一般经验论的失败。有的哲学家把这种失败看作是认识论的破产。蒯因指出,卡尔纳普和维也纳学派的其他逻辑经验论者贬义地使用“形而上学”一词,认为它是“无意义的代名词”,他们将如此对待的下一个词便是“认识论”。维特根斯坦及其追随者在治疗学中为哲学找到了一个补偿性使命:把哲学家从存在认识论问题的迷误中拯救出来。但蒯因的反应是不同的:“我认为,换一种说法可能是更有用的:认识论将继续存在,虽然是在新的背景中并且是以一种清晰的形象出现。认识论,或某种与它相似的东西,显然将取得作为心理学的一章,因而是自然科学的一章的地位。它研究一种自然现象,即物理的人类主体。这一人类主体被给予某种实验控制的输入,例如,具有适当频率的某种形式的辐射,并且在整个时间流程中,他又提供关于三维外部世界及其历史的描述作为输出。贫乏的输入和汹涌的输出之间的关系,正是我们要加以研究的。而推动我们研究它的,是由于一些总是推动认识论的几乎同样的理由,这就是:为了弄清楚证据是如何与理论相关联的里并且人的自然理论是以何种方式超越任何现成证据的。”([1],p.75)

   于是,在蒯因那里,认识论就被自然化了。但这种自然化的认识论仍然属于经验论传统,对于它来说,“无论如何,经验论的两个基本信念一直是无懈可击的,而且至今如此。其一是科学的一切证据都是感觉证据。其二……是词的意义的全部传授最终都依赖于感觉证据。”([1],p.80)第二个信条的依据是“我们与皮尔士一样承认,句子的意义纯粹取决于何者将被视为它真的证据。”([1],pp.88-89)蒯因要从传统经验论那里接过这两个信条,去发展一种新型的经验论——自然化的认识论,并以这两个信条分别作为新型经验论的学说方面与概念方面。

   尽管蒯因对基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他本质上仍是一名基础论者。因为基础论者有一个两层结构的理论:无需证明或自我证明的基本信念,和需要由基本信念来证明的非基本信念,这里证明关系是单向的、非对称的,即从基本信念到非基本信念。而蒯因为我们提供了同一种非对称的丰富理论。尽管他对意义问题和非观察层次上的证明问题总的来说持整体论态度,但是他坚持具有基础论特征的观察和非观察之间的那种非对称性,并且这种非对称性涉及观察语句的概念。按照蒯因的说法,这一概念“在两种关系中都是基础性的……它与我们关于何者为真的知识的关系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关系:观察语句是科学假说的证据贮藏所。它与意义的关系也是基础性的,因为观察语句是我们作为儿童和专业语言学家能够学会理解的第一批句子……它们提供进入一门语言的唯一途径。”([1],p.51)正是在这里,蒯因的观点表现了基础论的特征。

   于是,也是一名基础论者的蒯因就必须对付来自现代怀疑论的挑战。怀疑论者认为,我们不能通过任何证明去获得任何可靠的科学知识。因为如果人们要求证明论题C1为正确,只能要么引证另一个论题C2;要么重申论题C1。后者的回答是独断论(Dogmatism),实际上并没有证明任何东西;前者必须当C2本身是正确的,论证才成功。而C2的正确也要建立在另外论题的基础上。因此,基础主义要在这三种模式中选择其一:无限回归、循环和独断论。而这三种模式都不能提供正确的证明,这样,基础主义的推理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并且,怀疑论者还通过其他论证,试图证明我们的科学认识无以开始,即使开始,也远不到确实可靠的知识。而蒯因对怀疑论挑战的回击包括两个要点:第一,关于科学的怀疑论本身预设了科学;第二,科学除了符合观察和假设演绎法的要求外,不需要其他任何形式的辩护。

蒯因指出,哲学家们很久以来就已经认识到:知识是怀疑的产物,正是怀疑论促使我们发展一种知识理论。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知识也是引发怀疑的东西,“怀疑论是科学的副产品。”([4],p.67)怀疑论的基本论证是根据假象或错误的论证。在现实生活中,镜像、重影、彩虹、梦、直棍在水中看起来是弯曲的等等,都是假象,并且我们在认识过程中也会发生错误。怀疑论者利用这些东西试图证明:我们的感觉知识或感官经验是可错的,因而不足以视为认识的可靠出发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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