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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上海世博的器物叙事

——器物文化遗产的遗忘、拯救与复兴

更新时间:2015-07-19 12:42:42
作者: 朱大可 (进入专栏)  

   从“非物文化”返回物质文化

   在对上海世博作出价值评估之前,我们首先要对器物(创造性物质)的本性进行界定。人所置身的是一个物化的世界,它建立在坚硬的物质文明的基石之上。而器物是经过人类加工的一种物质形态,并在加工、使用、流传和解释过程中获得文化价值,因而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广义的器物甚至包括植物衍生品、建筑以及制造器物的初始材料等。当然,任何器物都包含着特定的技术和日常生活方式,而这是躲藏在所有器物深处的灵魂。我们所指涉的任何器物,必然跟“非物”密切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器物”必然是器物和“非物”的二重组合。本文所描述的“器物”,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起点。

   绝大多数器物,都以湮灭作为自己的最后归宿。这湮灭有时是个体代谢的结果,而有时则是整个物种的消亡。前者是相对性湮灭,也即老旧、毁损和被掩埋。作为古代丧葬制度的组成部分,死者生前役使过的器物总是成为殉葬品,由此发育出规模庞大的葬器文明和臭名昭著的盗墓行业。器物被埋藏于暗无天日的墓穴,与死者一起长眠。对器物而言,这种掩埋可能是永久的死亡,也可能只是一场漫长的休眠,以等待盗墓者或考古队开启墓穴的时刻。只要它的化学性质足够稳定,就能够抵抗流水、空气和岁月的腐蚀。

   相对性湮灭主要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尽管器物的主人会失去一件器物,但只要他愿意,他就能用货币重新购回这件器物。但是,消费主义加剧了人和器物间的疏离关系。许多器物并未毁损,而仅仅因为款式老旧或技术过时,就遭到了无情的遗弃。这是市场营销策略的结果。市场利用人对新科技和流行款式的热爱,鼓励他们抛弃旧式器物,以此加快器物消费的循环周期,刺激器物制造业的繁荣。这种状况导致了器物垃圾的大量繁殖。

   但器物制造技术的湮灭却是绝对性的,它会导致整个“物种”的大规模消失。在资本主义科技和工业复制时代到来之后,乡村手工业作坊及其技术开始湮灭,旧式工匠带着祖传的技能相继谢世,老式器物向人的日常生活告别。那些油灯、烛台、帐钩、夜壶、滴漏、臼杵、陶罐、蓑衣、绣架、长衫、木屐、织机、匾额和“文房四宝”等,数千年来一直是华夏民族农业生活的守望者,最终它们却被时间的洪流所吞没,只有极少数得到营救,成为博物馆里的孤寂展品。尽管它们可以召回人的记忆,但玻璃罩和警报器却要阻止人与物的亲密接触。这其实就是生与死的互望。在人与历史器物之间,出现了无法逾越的屏障。

   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当人们热烈谈论并申请“非物遗产”的同时,被湮灭的物质文化遗产,反而更易受到忽略和伤害。在文化器物的拯救方面,中国和世界都还没有建构起必要的制度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在1972年做出决定,设立“世界遗产基金”,并建立国际合作和援助系统,以提供专家、技术、设备、贷款或补助金的方式,帮助缔约国政府通过制定保护性计划,来减缓古建筑及其构件和遗址的湮灭速度。2003年又于巴黎推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把保护领域扩展到“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

   但这两个公约都未能直接指涉历史器物,只有前者提及的建筑铭文和后者提及的传统手工艺,跟器物有所关联。教科文组织在设立遗产保护范围的同时,制造了大片盲区和空白,令器物拯救的前景变得更加黯淡。就在“非物”申报成为地方官员的显赫政绩时,器物湮灭的进程也在不断加速。在现代化道路上奔行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方面无情地碾压老旧器物(建筑)的遗骸,把它们送进臭气熏天的垃圾场,另一方面,有价值的古玩(陶瓷器、青铜器、木器、玉器、石器、玻璃器、珠宝、钟表、书画等)却成为拍卖行青睐的物品,它们的价格被不断刷新。这一畸形繁华的景象,激励了仿古制造业的兴盛,大量伪器在市场上涌现,与真器鱼目混珠,描绘着古器获救与复兴的幻象。

   古代器物的重新发现,主要依赖于市场采集、家族传承和考古发掘。那些被历史掩埋的器物,除了极少数在家族内部长期传承外,大部分会经过古玩市场易手。更多古器则继续沉睡在古文明的废墟里,形成大面积的地下古器群落。毫无疑问,考古发掘则是最重要的古器来源。中国的河南和陕西、欧洲的罗马、伊拉克的巴比伦遗址和幼发拉底河古河床、印度旁遮普省的印度河流域等地,拼成了古器发现的指津地图。

   漫长的农业文明走向衰败之后,新器物的发明权几乎完全被欧洲工业国家垄断,并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形成新器物大爆炸的格局。受1867年巴黎世博会的推动,在19世纪的法国,居室的床单、椅罩、盒罐、陶瓷器皿、玩具、刀具、钟表、香熏、水晶或玻璃制品被大量设计和生产出来。

   “世博会”被“发明”出来之后,其最大价值就在于,它是新器物爆炸的主要策源地,它贡献了包括缝纫机、打字机、留声机、汽车、电灯泡、胶片、照相机、电影机、电话、无线电、磁带录音机、尼龙、塑料制品、电脑键盘等在内的生活核心用品。博览会制造的另一后果,就是新行业——现代零售业及大批零售商店的兴起。而高效的工业复制能力,成为器物市场兴旺的强大后盾[2]。

   这种新器物爆炸的第一起因,并非缘于生产能力增加,而是缘于新发明层出不穷。美国在18世纪末颁布专利法,推动了19世纪各国专利保护制度的建构。因受该项制度的鼓舞,欧洲工业化国家卷入了全球性的发明竞赛。英国人发明了水泥、霓虹灯、保温瓶、青霉素和维生素,美国人发明了拉链、人造纤维、机器人、空调器、洗衣机、微波炉、因特网和移动电话,意大利人发明了体温计和血压计,法国人发明了高压锅和自行车,德国人发明了汽车,荷兰人发明了摆钟,瑞典人发明了冰箱,日本人发明了味精,等等[3]。

   19世纪器物大爆炸,导致器物种类和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填满了市民生活的每一个缝隙,并且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日常生活方式。鉴于这种多元化的状况,人们甚至无法就这一时代的核心器物达成共识。但要是仅仅从寓意的角度出发,人们可以找出如下几种代表性器物——白炽灯、钟表和照相机,因为它们不仅照亮了世界,也照亮了时间和记忆。

   “上海丝”背后的华夏器物体系

   对于举办2010年世博会的上海而言,为了完成民族主义叙事,古代器物有着极其重大的标志性意义。2002年12月3日,在摩纳哥首都蒙特卡洛举行的国际展览局第132次代表大会上,中国代表团赢得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举办权。而该次成功申博的原因,跟一种叫做“辑里丝”的器物相关。在中国申博委员会的报告里,含有一条重要的申办理由,它源自那份叫做《北岭徐氏宗谱》的文本,其间记录着商人徐荣村携“辑里丝”在1851年首届世博会获奖的史实。

   19世纪的帝国晚期,上海成为中国生丝的主要出口地。英国政府在《南京条约》谈判中提出开放五个通商口岸,而江南小城——上海被赫然列入名单,这不仅因为它具有良好的交通位置,更在于它接近“辑里丝”(湖丝的另一称谓)的产地——浙江湖州南浔七里村。中国人把七里村所产生丝的名称,雅化为“辑里丝”,而英国人则干脆把它叫做“Shanghai Silk”,也就是“上海丝”,因为它来自帝国在远东的头号殖民地。

   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上出现了18000名商人,展出约10万件稀奇古怪的产品。中华帝国参展的器物,包括丝绸、旗袍、茶叶、瓷器和植物蜡等,但这些事物跟昏聩的清政府无关,它们是机敏的中国商人私自行动的结果。

   在最后的工艺奖项中,中国丝商徐荣村选送的辑里丝“荣记湖丝”,一举夺得金、银两项大奖。维多利亚女王亲自颁奖,赏赐“翼飞洋人”执照,批准“湖丝”进入英国市场销售。女王和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还在温莎堡接见了徐荣村及其妻妾。当时的英国媒体宣称,徐荣村一家是英国历史上首个受到如此隆重礼遇的中国家庭,而女王接见徐氏一家的原因,是为了鼓励那些女人克服“不能离开中国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几位小脚的中国女人,意外地扮演了器物交换的历史性主角。而她们曾经是中国丝绸的主要消费群体,并且最终成为中国生丝在欧洲的“文化模特儿”①。

   适逢帝国与“太平天国”的殊死决战,南京等地丝织业全面瓦解,民众不是家破人亡,就是陷入穷困境地。一方面,国内生丝需求急剧减少。丝商于是被迫向海外市场寻求出路,由此引发新的出口浪潮。而另一方面,“辑里丝”在世博会上的表现,强烈刺激了西方买家的欲望,“世博会效应”开始发动。根据《北华捷报》记载,就在1851年伦敦世博会的当年,上海出口的生丝仅有20631包,第二年就升为54233包,1858年甚至达到85970包的历史性高位。绵长柔韧的“辑里丝”越过江南水网,不仅缠住上海,也缠住了世界的身躯[4]。

   缠住世界的另一种器物,是乌泥泾(在今上海市区内,元属上海县,明归松江府)出产的棉布。宋元代以来,东部沿海乡村成为中国棉花的主要产地,其纺织技术因一个叫黄道婆的女人而发生巨变。这位年逾六旬的老妪,在蒙古人统治的年代,从遥远的涯州(海南岛)返回故里,带来了黎族女人的先进工艺。她率先使用搅车剥离棉籽,继而使用四尺绳弦的强力弹弓,变单锭手摇纺车为三锭脚踏棉纺车,甚至大力推进棉织的提花技法。陶宗仪在《辍耕录》中形容说,她所织出的棉布,“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5]。

   陶宗仪的笔记还宣称,黄道婆因心力交瘁,返回乌泥泾数年后便猝然谢世,村民“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而在她身后的明代,松江棉布制造业开始走向兴盛,到清代前期,其产量估计达到5600万匹左右,俨然成为农业时代的中国纺织中心。东印度公司此后发现,这种被称为“南京布”的松江棉布,质量远胜于印度布,于是开始大规模采购,其额度在19世纪初就达到20万匹,随后继续上升,仅在1819年这一年里,英、美、法、意等国就进口了3300多万匹,几乎是个庞大的天文数字[6]。曾在伦敦博物馆展览的19世纪英国绅士时装里,赫然陈列有以松江紫花棉布缝制的裤子。美国学者摩尔斯在其著述中称赞说,中国土布给了他们祖先以衣料。

   耐人寻味的是,黄道婆所在的乌泥泾镇,早已消失在岁月的迷雾之中,但据《辍耕录》称,它位于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就在浦西世博园区的围墙之内。黄道婆的亡灵跟松江棉布一起,为上海世博的建筑群落,提供了柔软而坚硬的地基。

   随着黄道婆的谢世和明帝国的崛起,器物复兴的年代降临了。基于工商业和中层市民生活的繁荣,各种从未有过的物体涌现于市井和园林。建筑、家具、漆器和丝绸愈发精致,餐馆厨艺技术突飞猛进,一种享乐主义的风潮,席卷了整个江南,令一向被视为文明标本的唐朝都望尘莫及。

   郑和舰队和传教士携带的奇异器物,也汇入了本土器物增殖的洪流。各种异国香料、珠宝和小型器皿从宫廷里流散出来,成为民间收藏的焦点。自鸣钟分割了时间,地图则分割了空间;玻璃家族的事物(近视眼镜、望远镜和玻璃妆镜等)改善了华夏民族的视力;那些南洋传来的香料,融入了色泽淡雅的丝绸,令女人们变得更加性感。整个江南都弥漫着欲望的香气。

   李约瑟关于“四大发明”的说法,始终是本土民族叙事的关键词,并成为教科书自我夸耀的资源[7]。出现在上海世博开幕式上的礼花,正是源自中国人发明的火药。而早在公元1122年,它就已出现于宋朝皇帝赵佶主持的庆典上,一举照亮了帝国的憔悴容颜。但“四大发明说”并未囊括华夏民族的杰出贡献。它忽略了另外“三大发明”,那就是瓷、茶、丝——奇妙的日常器物的三位一体。它们是中国最重要的生活发明,在明代达到技术顶峰,并因郑和七次远航和殖民地的缘故,在16~19世纪形成最强大的文化传播势力。

中国瓷器出口在18世纪达到了高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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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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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社会科学》(郑州)2010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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