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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与农民同在

——农民失语和“代言制”的终结

更新时间:2015-07-19 12:39:20
作者: 朱大可 (进入专栏)  

   陈桂棣和春桃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是我所看到的最真切的乡村现状备忘录,它揭发了一大堆可怕的事实,还原了中国乡村的严峻现实,那就是中国农民的令人惊骇的苦难,他们不仅承受贫困,而且必须面对村官乡霸的欺凌。它引发我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究竟是谁剥夺了农民言说其痛苦的权力?谁在企图扮演农民的代言人?谁在忽略和隐瞒农民问题的真相?

   农民是失去话语权的一族。农民没有自己的媒体,也没有自己的“代表”和“委员”,他们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言说其冤屈、不幸和痛苦的独立通道。他们的惟一方式似乎就是“上访”。而就是这样的言说途径,都被判定为“非法”或“有害”。在失去了话语权之后,“自焚”竟然成了农民话语的最后呐喊。它的悲剧性就在于,他们不得不用生命的代价来喊出最高的愤怒与绝望。在自焚者看来,这是惟一可以上达朝廷的言说通道,他们要藉此让上面倾听到他的悲歌。自焚者把自己变成了一支火炬,燃烧在广场的中央,仿佛是卖火柴女孩手中的那最后的火柴,用自己的身躯为自己和家人取暖;它也是一次尖锐的道德宣判,判处那些盘剥和欺压者有罪。

   “零度话语权”导致了农民的严重失语。这无疑是中国农村政治的核心弊端之一。农民无法表述自己的愿望,也不能说出自己的生活真相,他们的所有希望,只能寄托在“代言人”——那些媒体记者、“知道分子”和“人文主义者”身上。但农民的天真信念是注定要破产的,因为那些“代言人”大多是缺席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代言制”,滋养了大批学院贵族,但他们并未像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成为“底层利益”的喉舌。“底层关怀”的口号,不过是书房和客厅的某种道德点缀而已。人们在杯斛交错中悲叹着农民的命运,然后带着悲悯的满足感返回住所,继续他们的惬意人生。中国知识界的不在场,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失语的绝望状态。

   更有甚者,所谓的“人文关怀”,最终竟然被人引向了自我利益的高度关怀。曾经有人把与学校门卫的区区冲突(无非是事主未能出示机动车出入证之类),“升华”为所谓“校园民主运动”,而与门卫吵嘴者则被欢呼成了“民主斗士”,这种知识分子的自我热爱和自我放大,与他们对农民问题的漠视,形成了尖锐的对比。殊不知9亿农民的生存危机中任何一则个案,都比所谓“校园关怀”重要一百倍以上。但这种“校园民主”却引发了蛊惑人心的回响,甚至有媒体对此大肆炒作,似乎这场“通行证风波”切中了中国问题的核心。这种自我夸大的虚妄价值评判,除了为“知道份子”脸上增加一道“人纹主义”油彩之外,对中国乡村危机以及整个社会弊端的认知毫无裨益,相反,这些被浪费的版面,只能转移人们对重大问题的视线。

   文学的不在场,是乡村痛苦得不到传递和表达的另一重要原因。返观中国作家,除了那些热衷于情色写作的“美女”和“美男”,难道我们还能看到别的什么东西吗?自从都市“下半身”夺走了文学的视线之后,市场资本主义就接管了文学,它的粉红色营销策略,足以令人沉湎于日新月异的肉体叙事之中。即便是那些“现实主义”乡村故事所传递的,也都是被精心粉饰过的现实,甚至是新的乌托邦神话。这意味着我们根本无法从中获得关于乡村的正确资讯。当文学放弃了话语实验的内在激情之后,它甚至连起码的“载道”勇气都已丧失殆尽。文学奖闹腾了这么多年,没有一项与农民疾苦有关,相反,它只能向我们提供充满繁华幻象的虚拟真相。如果没有《中国农民调查》,文学将带着这种耻辱继续爬行。令人庆幸的是,终究还有少数有良知的作家迈出小小的一步。他们挤开一道被闭合的门缝,让我们窥见了有限而冷酷的真相。

   在我看来,耗费三年时间写成的《中国农民调查》,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结束了文学的可耻状态。但它给我的最大启示,却是“代言制”的可疑。农民现状的全社会惊觉,取决于个别作家或社会学家的良知,这正是九亿农民的悲哀。在我看来,不要试图去请求知识界响应农民的呼吁,以期他们返回“代言”的“岗位”上去,而是应当尽快帮助农民建立其自身的言说通道和程序,并且鼓励农民亲自去喊出心声。毫无疑问,让每个农民都畅快地说出自己的生命真相,并由他们自己来推进乡村改革,远胜过寄望于几个精英作家的“人文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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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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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沪)2004年02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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