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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

更新时间:2005-11-26 10:30:38
作者: 潘忠党  

  这位编辑自豪告诉我:「这是我出的一个新招,体验新闻。我是要将人类学的方法引进新闻报导。你不是用这种方法做研究吗?为什么我不能用它来采写新闻呢?」我们于是开始了他称之为新闻报导手段的讨论。他对我说:美国报纸经常刊登根据问卷调查写出的新闻报导。我声辩说,我没见过他们给这种形式以频繁的定期版面。他很高兴:「我们就是要比他们做得好。」接着,他又对我讲起受到西方记者的「调查式新闻」(investigative reporting )和「新新闻」(new journalism)的启发而产生了「体验新闻」的想法,并且很自豪地说,他的背景是社会学和人口学,因此了解社会科学的方法,这是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所不具备的。

  办专版成为报纸X 不断创新、以新的面目取胜报刊零售摊点的绝招。在他们自己组织写的公关材料里,他们自豪地声称:报纸是商品,因此,一家报纸必须有自己的「拳头产品」,有自己的「名牌」。这种「创名牌」的想法,成为在内部环境开掘象征资源,并将其转换为实践活动的基础,它还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缓解组织的边界之禁锢作用。譬如,他们采用「版面承包」的方法办起了汽车和计算机专版。这些专版每周一期,每期八版,分别承包给某公司,报社自己的编辑只是在「口径」和文字上把关,承包的公司每年缴纳报社若干费用,在报社编辑的协助下,自己组织题目和稿件,自己拉广告。结果是这几个专版成为「报中报」,它们的市场诉求点很明确:那些教育和收入程度相当高的、符合所谓「中产阶级」特征的年轻读者。这种做法给报社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的意义(implications)更在于它将报纸与报业之外的经济组织联接到了办报这一点上,创立了一种新的组织之间的关系。

  报纸X 另一种办专版的方法是联合报社外面的「社会力量」,包括一些「体制外」的力量,开辟专门版面。最为突出的是「书评」专版,为之供稿的人有学术单位的年轻人,还有些是不隶属于任何单位的、新起的「自由撰稿人」。这些新闻实践上的「新招」自然都具有「非常规型」的特点,与我在前面所讲的「广结善缘」有着紧密的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它们反映的是新闻实践观念上的「非正统」形态,也起着更进一步混杂各种不同象征资源的作用。

  

  伍、象征资源的运用:话语管理

  

  象征资源的重要,不仅在于促进了新闻实践形态的开拓,在一个意识形态高度发达的社会,又是在一个意识形态高度发达的行业,象征资源的开发是形成新的新闻实践形态的必要条件,更重要的,它还成为在目前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框架内为「非常规型」实践形态「正名」所必需,这是个完整的过程,即「非常规型」实践和新的「常规型」实践的「构筑」(construction)过程(见Lincoln ,1989)。所谓「正名」,在这里指的是通过话语(discourse )的形式,对某一实践作出正当性的论证(justification ),也可以说是联接某一实践活动的「原理」(rationale )与现行的主导意识形态。因此,这种「构筑」实践的过程具有理性的特点,这里指的理性特点即是说新闻从业人员作为社会行为的主体,能够认识到现有体制内的张力和冲突,认识到官方和非官方话语的相互渗透和冲突,并且掌握通过构筑不同的「阐释纲目」(interpretive scheme )以「管理」自己的话语空间的技能,从而将这些张力和冲突所内含的能量转向利于他们的「非常规」实践活动的方向。在Giddens(1984,pp.5-14)的理论范畴,正是这些特点定义了社会行为主体的「可知能力」(knowledgeability)。

  我所有的访问对象都很清楚他们行走在狭窄的小道上,同时,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通过策略性「管理」他们的话语,他们会大大提高在这一小道上行走的「安全系数」。我在报纸X 第一天的经历就将这一点展出来了。当时,在我的informant 的引导下,我见到了该报新任总编,他刚从该报主管单位的宣传部调任总编辑不久。在回答他关于我访问该报社的目的时,我很坦诚地说:我希望观察并理解新闻记者们在「体制转轨」时期如何从事他们的日常业务。当时,「体制转轨」是一个广为使用的术语,特指改革,但是,它比「改革」要强很多,在某些人那里,这个词自然表示了对当前改革性质的看法或期望,但是,绝大多数人将它用得很随意,也很宽泛,我当时正是在随意和宽泛地使用这个词。不料,总编辑突然提高嗓门打断了我的话:「谁说有体制转轨?我们这里不存在!我们仍然坚持的是党的新闻事业的体制!」

  走出总编办公室后,当时在场的一位副总编特意追出来,向我拱手致歉,希望我改日再造访。我的informant (该报编辑)也一再向我道歉,说总编这等「非礼」,实属「体制转轨」这个词太敏感,而又出自我这个具有相当西方化特征的「生人」之口。在此之前,我在A 城新闻界的朋友已经警告过我,要我在访问记者或报社时,千万不要透露我留学国外、在美国大学任教的背景,问题不在于这一背景会使受访者退避三舍,而是说我会得不到真实情况。我想这位总编也就是在「演释」(act out )他的角色,自觉地运用了在他所理解的这一场合下适合的「阐释纲目」。

  我的这一理解后来得到了进一步证实。报纸X 的一位资深编辑这么跟我解释该报总编的「非礼」之举:「请别介意,我们必须相当小心,因为好多西方记者在他们的报导中直呼我们是「反政府」报纸。」另一位资深编辑跟我说的话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注解:「我们是小报,需要生存的空间。当我们没有什么影响的时候,谁也不理我们,当我们「火」了之后,所有人都盯着我们,弄得我们很难运作。」

  这种对话语表述的注重,直接反映了新闻实践与至今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命令型新闻体制」之间的张力。在我从事田野调查期间,报纸的「市场化」是当时新闻改革的中心议题(李良荣,1995;童兵,1993;陈怀林&黄煜,1996)。在私下的交谈中,新闻从业人员趋向于以「实用对抗」(pragmatic opposition)的话语来表述「市场化」与「命令型新闻体制」的关系,认为市场需求与党的意识形态垄断是两个对立的力量,它们之间的张力是在改革时期不可避免的,但是,既然是改革,两者就都必须满足,这一点的通俗话语表述就是前面所引的「二老满意」。但是,在不同的场景下,对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之性质的表述和在这两者中向某一头倾斜却有很大不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话语能量和冲击力,偶尔甚至会流露出某种「意识形态对抗」的倾向。正是由于有这种「二元」的概念关系和这种不同的具体场景下的话语构筑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阐释纲目」。

  在报纸Y ,一位部主任级的编辑说:「新闻改革如何搞?我们不清楚,上面也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走向市场,否则没有出路。」这位编辑继续对新闻改革中的所谓「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原则表示不满,认为这实际上是造成对报纸编辑方针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与使报纸成为赢利企业之间的矛盾,说主管单位采用的是「强盗逻辑」。他说:因为我们是XX的机关报,是XX的喉舌,得按他们的精神去做。他们搞出的是机关报面孔,很难突破。我觉得我们的领导、编委会,他们首先要对XX负责,所以办出的报纸首先要让XX满意。比如说上面有一个什么会议,不管是哪个部门来个电话说我们要登,就得赶快登,不登不行,总编也很为难。……要我们当他们的喉舌,为他们宣传,他们讲什么,我们登什么,反而我们给他们钱,上哪儿去说?现在报纸也是市场经济呀!

  这种矛盾和如何调解这种矛盾,也出现在党的机关报。有一天,在我一位身为广告学教授的朋友家,我遇到了另一位朋友,他当时是某党的机关报的负责人。他造访这位广告专家的目的是希望探讨该报增加广告收入的策略。我问你:「你们这么一家具有垄断地位的党报也面临竞争吗?」他正经地跟我说:「党报也面临其它报纸的竞争。我们现在是享受一些政策上的优惠,但是,如果我们不走上市场,我们就没有动力推动我们提高报纸质量,我们的发行就上不去,我们的广告收入就上不去。发行上不去,你怎么说它是一份有影响的党的机关报呢?」

  但是,在公开的场合,新闻从业人员的话语就具有不同的特点,这时话语的最大特点是「市场化」与「宣传」或「喉舌」观念及词汇交互使用,似乎二者是兼容的。前面所引的党机关报负责人的话,已经表示他似乎找到了「兼容」点,这就是党的政策或「口径」铆定报纸的意识形态「定位」,而市场帮助推动报纸提高其读者诉求的力量。所谓「意识形态定位」,用一些记者的话来说,就是「把握报纸的方向」,对此,新闻从业人员并无幻想。譬如,报纸X 的前总编辑就要求他的编辑、记者「不要存任何幻想」,因为「宣传管理新闻」。即便是普通记者,也用是否能够「在方向上把握报纸」作为评判总编辑或部主任的重要标准。

  在报纸X ,我遇到了表现这种「话语兼容」的更加突出的例子。在该报的内部业务交流杂志上,社长总结该报十多年的历程,宣称在此期间,他们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建立了以教育载体(即报纸及该报社出版的其它几份刊物)为中心,由时事和德育教育网为联接的「教育阵地」;二是将报社作为产业或实业来经营;三是从新闻观念上突破了「传统机关报的框框」。一位作为该报顾问的新闻学教授写道,报纸X 在报摊上卖得「火」,说明读者喜欢这份报纸,但是,「因为报纸毕竟是精神产品,衡量一个精神产品还应有另一个标尺,这就是社会效益。」为衡量报纸X 的社会效益,该教授大力称赞了该报所开展的「主题教育活动」,其中包括开办「主题教育」专版。所有这些专版都充斥了报社组织撰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德育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文章,虽说文字活泼、生动,但是内容一望而知,表述的是主导意识形态。在这方面,可以说,报纸X 不但嘴巴上如是说,实质上也取得了以意识形态的「教育」为手段获取经济效益的巨大成功(Pan ,1996)。

  这种话语管理是为使「非常规型」新闻实践的正当化。所谓「正当化」,亦可译做「正常化」,用Berger和Luckmann(1966,pp.92-128)的话来说,就是主体在行为「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过程中,构筑这些行为在话语表述上具有「客观上可用和主观上正当」的意义之过程,也即是「整合」(integrate )已经散落在制度的各个部位的意义的过程,这包括了对参与制度过程的各个社会部分的「水平整合」(horizontal integration),也包括了对制度过程的各个层次或阶段的「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它要求对所关注的行为做出「解释」和「明辨」(justification )。显然,当前新闻改革过程中「常规型」与各种「非常规型」实践的混杂,必须通过话语管理的途径来「整合」,同时,这种「整合」是具体的、场景独特的(situational )。符号表述的混杂,要求作为社会行为主体的新闻从业人员具有区别具体场景、选择不同的话语表述的能力,以求对某一行为在其特定的场景内达到「整合」,即「正当化」的目的。

  从我的调查中,我注意到在1995年的形势下,建立这种「正当化」的不同话语表述所汲取的,是同一个权威象征资源:这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权威,这是象征的,或者说是过去(即历史)作为象征资源(Appadurai ,1981)所赋予的权威。具体来讲,无非是三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路线(李良荣,1995);邓小平1992年初南巡讲话所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童兵,1993);邓小平关于改革必须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张涛,1992.)由于这三条具有同等的政治权威,同时它们又隐含着内在张力,因此,政治气候和话语都会在不同情况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时时在开放与控制之间钟摆式地来回(Chan,1995),这就更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具有敏锐和熟练地驾驭话语的能力。

  但是,这里所说的话语管理绝不能等同于Berger与Luckmann(1966)所概括的「意义整合」。不错,话语管理之为用,是为了联接「非常规型」新闻实践与主导意识形态,但更多的是实际运作之必需,具有实用(pragmatic )的一面;同时,这种话语管理表现并构成了「意识形态对抗」(ideological oppositio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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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学研究》第五十四期1997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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