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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

更新时间:2005-11-26 10:30:38
作者: 潘忠党  

  很多人具有在基层从事「业余通讯员」或「宣传干事」之类工作的经验,还有些是从事党或团的政治工作的干部,他们当中很多人更难将「自然化」了的「党的宣传事业」这一新闻工作模式「非自然化」,面对着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非常规型」的实践活动,他们的看法也更肤浅或矛盾。譬如,报纸X 的一位「腕级」年轻编辑这么回答我关于「有偿新闻」的提问:

  「有偿新闻」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譬如,韩国记者参加记者招待会就领取报酬,比我们多得多;美国的名记者给人做场演讲也收很高的费。你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现象。但是,在A 城,你听不到人家说的现象是,像我们这样的小报的记者反而对有报酬的公关活动比较少有兴趣,因为我们觉着不值得。我们也是有职业道德的人,干嘛为一、两百块钱丢面子?但是,如果你每月从报社也就领取千儿八百钱,参加一次记者招待会就挣两百,那就是大事儿。所以,要我说啊,杜绝「有偿新闻」的最有效办法还是让你的报纸提高经济效益,让你的记者工资高些。

  这段话与官方或者是某些更年长的新闻界人士对「有偿新闻」的评价和分析很不一样,虽然说,这位年轻编辑并没有用什么理论词汇,但是他所表述的却是体制分析的意念。相比较而言,那些更反映官方意图的分析则比较单一,多着重道德上的谴责,甚至将「有偿新闻」归结为「削弱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吴海民,1994),缺乏对「体制转轨」过程的动态因素的运用(参见胡耀邦,1985)。

  很多这些「腕级人物」还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现存「命令型体制」和「市场管理机制」并存所造成的矛盾。譬如,报纸Y 的一位高级编辑在访问中说:「(主管单位)一方面要限制我们的编采业务,一方面又要我们成为赢利的企业,还要每年上交10%的利润。这怎么可能?」报纸X 的前总编辑曾对他的记者、编辑说:「宣传管理新闻,这是现实。不要存什么幻想。」

  但是,更重要的是,很多「能折腾」的新闻从业人员能够看到这两者之间能够相互容纳的狭窄空间,并且善用这一空间,将之转换为自己的资源。这里也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种是主张「打擦边球」,就是说,要「贴着政策限制的边缘走」,有明文规定的,要把赋予新闻从业人员或媒介组织活动天地的「政策」「用足」;没有明文规定的,除了某些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敏感问题外,假设不存在限制,加以利用,直到上面有人发话或有明文规定时为止。「打擦边球」自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譬如说,报纸Y 的一位记者发了一篇属于批评性稿件,主管单位的某一领导对该稿很不满意,明令不准该记者再采访原「线」(beat)的新闻,报社不得不将其安排到总编室值夜班。

  另一种主张是在「安全」的空间里把新闻做足,就是说,充分挖掘和体现新闻价值,而且在做法上要体现本报的性质和地位,具体的表现就往往成为新闻表现手段的创新。譬如报纸X 开辟了定期的公众调查(最近又称为「精确新闻」)专版,每一期都刊有「编辑人语」,声称「用科学的方法观察社会」。这个版的特点很突出地反映了主体对「替换」象征资源的运用。首先,负责该版的编辑们都不是新闻专业毕业,更没有「业余通讯员」或「宣传干部」之类的工作经历,而是社会学专业毕业的大学本科或研究生,熟悉量化分析的方法;其次,他们看中了市场调查、舆论调查业的发展,很多新起公司需要创名声,愿与媒体合作,因此稿源充足;第三,他们也揣摩到了读者对所谓「科学的」量化数据所持的神秘感和信任感,在这上面可以大做文章。在该报的一份内部发行的业务交流杂志上,该版一位编辑撰文宣称:他办该版的目的,就是要用科学方法将新闻报导与事实和客观性拉得更近一些。由此可见他们从事这些实践时清醒的思考。

  同时,这些专版的主题都在意识形态的「安全地带」内,譬如,「初为人父的体验」、「(本城)人都在读什么书」、「生死观」等。大约正因为如此,该版的一位编辑告诉我,以「报中报」形象出现的新闻出版署机关报「新闻出版报」,称这一专版是大陆新闻实践方面的一个创举。该报还先后推出过其它一些创新,如「图片新闻」、「体验新闻」等,参与这些创新的一位年轻编辑在回答我关于他工作中的自主程度的问题时自豪地宣称,「我有完全的自主权」。但是他同时也说,「自然,我们都知道有些题目是根本不能碰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碰那些题目,我可以有充分的自由在新闻表现手段上创新,现在可以报导的范围已经足够我吸引读者了。」

  「没有必要」是我在调查中时常听到的话,都是指不去碰「危险地带」,而且新闻从业人员都对我声称他们知道这个「度」在什么地方,虽然没有人能够很精确地将其陈述出来。有位部主任级的编辑说:「六四之后,我们也觉得工作好做了,因为记者们都不愿意捅漏子,而且会自觉地把握这个「度」,审稿变得很容易。」在我今年访问的四家报纸中,有一位资深编辑说:「政治第一,传播第二;宣传第一,新闻第二。这是我国新闻界的现实,初入新闻界的人一定要完全体会这一点。」

  报纸X 的一位年轻但是已经在新闻界干了五、六年的编辑跟我说:「我们总结出一条,办报就是要使「二老」满意:老干部和老百姓。」表面看来,这话反映出的新闻实践似乎并没有超出80年代后期,当时,美国传播学者Judy Polumbaum(1990)就描述了她访问的中国大陆新闻从业人员对由于必须「服务两个主人」而形成的冲突表示不满。但是,很多新闻从业人员现在已经不再对两者可能的矛盾耿耿于怀,他们比80年代后期更容易寓于他们已经获得的活动空间。譬如说,在我所访问的唯一一家党机关报,一位编辑这么说:「这报纸是党的机关报,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我们只是为他们工作,我们当然要听他们的,这才是正常的。」而那位跟我说「二老满意」的编辑却不同,当我问他如果这「二老」的兴趣和喜好有冲突时怎么办时,他沉吟片刻后说:「当然听老百姓的,因为我们报纸和其它一些报纸不一样,我们是要上摊的,不使老百姓满意并且喜欢,人家就不买你的报纸。」可见,从Polumbaum做田野调查的1987年到1995年,变化还是有的。

  尽管记者、编辑都自称很会把握什么可报导、应当怎么报导这个「度」,他们还是经常遇到触礁的时候,而这往往来自一些根本无法预测的因素。譬如,我今年访问的一家报纸曾经刊登了一篇稿件,报导一宗某高级知识分子偷税漏税的案件,这篇报导的采写经过部主任定题和主管副总编的批准,采用的是「常规型」程序。但是,报导出来后,上级宣传部门的某位领导认为这样的报导有刺激知识分子的危险,它得以刊登,足见报社有关人士判断失误,要求有关人士写检查。部主任于是汇集参与编采的人员一起写检查,他们边写边骂这位领导,同时也抱怨副总编不为他们顶着,但是,检查还是写了,有关人士也没有因此遇到进一步的麻烦。其它一些记者、编辑也对我谈到过类似的现象,说这实际上没啥,因为只要不触犯「禁区」,遇到这类的麻烦,写个检查也就完事了,不会有太大的后果。当然,这时,也有些人很钦羡报纸X 的前任总编,因为他总是在出这类问题时自己兜揽,自己写检查,好让下面的记者、编辑不背包袱或受束缚。

  有些「腕级记者」善于将这种限制变为机会。有些机关报受主管单位的严格控制,很多具有很高新闻价值的稿件过不了审查关,很多时候,采写这些新闻的记者就会将稿子转向其它媒介,有时用自己的真名,若题目太敏感,他们就采用假名。对于这些记者本人来说,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有助于提高专业上的名声,又可以挣得更高的稿费。对于报业机构来说,这种做法也开辟了行政控制之外报业整合的渠道:印刷媒介近几年有了急剧增长,开辟了很大的空间需要作者来填充,而一些传统的「机关报」却因为受新闻出版署对它们版面数量的限制而每天只能出8到16版,没有地盘来消化自己的记者、编辑采写的稿件。新闻或特写稿件的外流,一方面避免了在控制较严的「机关报」可能出现的矛盾激化,又在社会层面更充分利用了新闻采写的力量,培植了新起报纸。应当说,这也是继Polumbaum 的研究后出现的新变化。

  

  3、博采众家

  象征资源的积累必然需要广泛的接触,这是「广结善缘」的意义。但是,广泛接触并不局限于这些非正式的社会交往,也并不像「广结善缘」这个概念所表现的那么不具有方向性。同时,新闻从业人士象征资源的开掘,也远远超出了明确「可为」与「不可为」的空间界限,并据此确定自己的实践内容和形式。事实上,象征资源的挖掘和使用具有很明确的方向性,至少在1995年和报纸总编辑或社长以下的人员们当中,这就是「引进」和「发掘」。引进指的是利用境外,主要是西方的概念和表述形式;发掘指的是在内部环境内的创造。(7)

  「引进」是当前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最为醒目的扩展象征资源的方式。大陆学者李良荣(1995)撰文总结新闻改革十五年时声称,从1983年到1986年,新闻改革的最大特点是「信息」概念的引入,这一引进的概念与「老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冲突」,形成了「新闻与宣传关系的全国性争论」。这一争论虽然仍然在继续,但是,李良荣认为「信息」概念的引入导致了三大变化:媒介结构的变化,即大批以提供「纯信息」为主的媒介之出现;媒介内容构成的变化,即「纯信息的新闻」(解读为较少意识形态宣传的新闻)逐步在各新闻媒介占重要地位;及「新闻报导模式」的变化,即新闻表现形式更突出「信息量大」和「新闻价值高」的特点。应当补充的一点是,「信息」概念的引进对于恢复媒介广告、并为媒介刊载广告的「正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凡是熟悉大陆新闻界这十几年变化的人都能体会到,「传播」、「传播媒介」、和「大众媒介」这类概念经历了首先由学者们非官方地使用,到被主管宣传的人士指责为「不符合新闻的党性原则」、「精神污染」、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到成为官方可以接受的通用词汇这一历程,就很清楚地表明了引进的艰难和广泛(参见袁清明,1996)。

  我在访问中遇到了很多广泛引用外来的词汇和概念的例子。报纸Y 的总编辑和社长与我谈到如何办好该行业「机关报」的时候,不时引用他们访问前苏联及东欧诸国参观类似行业报纸的情况,感慨那些国家不再有「机关报」这样的局限。他们也经常以羡慕而又不解的语气谈到美国没有类似的行业报纸,法国虽有,但是那张报纸经营很好,只是不知有何奥妙。可以看出,他们当时访问法国时,很有可能像很多「取经」式的官员出访,准备不足,不具备基本的概念,因此不知看什么、问什么。

  尽管如此,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对外面的事情充满了好奇,有些还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譬如我前面引用的报纸X 的那位记者对有偿新闻的看法,很明显,他对国外这方面的情况有所了解,至少,我知道他所讲的美国名记者的事情是真有其事,他只是不一定知道Sam Donaldson等人的名字;我从其它渠道也了解到他所讲的韩国记者出席记者招待会领取报酬之事也至少是曾经有的。

  有一次在报纸X ,我与几位记者和发行科的负责人讨论他们所需要的市场调查的问卷事宜,其中一位副总编问我:「现在你对我们报社也有了相当的了解,根据你对美国报纸的了解,你认为我们的报纸最像哪一家美国报纸?」当他听我说要去美国时,当即要求我从一些美国报社找一些他们介绍自己报纸的小册子和向广告商推销报纸的介绍材料来做参考,并且十分明确地说:「请你找些城市的地方报纸,因为我们同他们可能共性更多些。」

  我曾问该报社的另一位记者他的理想型报纸是什么样的,他反问我:「你指的是在理想中的还是在现实中的?」我答:「两者都谈谈吧。」他的回答很有意思:「在现实中,我的理想型报纸就是我们报纸,因为它比A 城其它报纸都具有新闻纸的特征。理想中的嘛,我希望是《纽约时报》和《今日美国》的某种综合,我希望有《纽约时报》的权威性,又希望有《今日美国》的广泛诉求和视觉趋势。」

  象征资源的开发形式并不局限于观念上的改变和话语内容的改变,它也直接涉及新闻实践的形式。在报纸X ,这一点表现尤其突出。我在上面已经谈到了所谓「精确新闻」、「体验新闻」、和「视觉新闻」专版,显示这些专版的编辑在处心积虑地寻找新的报导角度、报导题材、和报导形式。我在该报社访问时,有一日,专版编辑拿了当天的报纸给我看,特意指出每周这一日刊登「精确新闻」的那一版,这一天的专版是「体验新闻」版,在「我们报导自己的体验…」的大题目下,刊有几篇日记形式的短小文章,配以记者在新闻现场的照片,内容是这些记者在报摊卖报、商场售货的见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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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学研究》第五十四期1997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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