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

更新时间:2005-11-26 10:30:38
作者: 潘忠党  

  改变一些原有象征表述的内涵,结果就出现了一些模棱两可、相互矛盾的概念及其表述。譬如,虽然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中国大陆当前极为活跃的政治词汇,同时也是对新闻从业人员最有用的专业词汇,原因在于它们是开放型「文本」(open text ),它们经常与「党的新闻事业」、「办好党报」、「加强党的领导」同时出现,相互映照──吊诡的是它们也经常出现于新闻从业人员论证其「非常规型」实践活动的话语中。与此同时,这些概念的范畴具有变异极大的内涵和边缘,一些被用来表述具体的改革举措的概念和词汇,譬如「转轨」、「新闻的商品性」、「舆论监督」等,有时与这些政治词汇同时使用,相互注释,而在不同的场合下,这些「改革型」概念和词汇又常常被认为太敏感,因此「不宜使用」或「不宜强调」。

  在这样充满矛盾和似是而非的状态下,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发掘和构筑了很大的活动空间,一种符号性或象征性空间,以展开他们的「非常规型」实践活动(Pan ,1996)。但是,由于定义这一空间的变量很多,在其中活动的可预测性较低,尤其对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显示出意义的活动来说,新闻从业人员的「非常规型」实践行为往往具有「随机应变」(improvisation)的特点,这些行为也往往被赋予多义性,可以通过现有的符号表述其正当性的论证。由于环境的这些特点,新闻从业人员也必须熟悉运用象征资源,以多种表述方式为自己开拓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又保护自己。是否广泛掌握象征资源以及对之运用自如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新闻媒介单位或新闻从业人员个人的活动空间。

  

  参、田野调查过程

  

  为了比较具体地表现新闻从业人员如何运用各种象征资源以构筑、阐释、并正当化他们的「非常规型」实践活动。下面,我将介绍我于1995年上半年起在大陆某大城市(以下称为A 城)所做的田野调查的一些资料。我采用了ethnographic方法,重点考察这个城市的几家主要报纸的运作。我用中央/地方、党的机关报/非党机关报/非机关报这两个向面,将报纸划分为六类。在这个调查中,我选了六家机关报作为调查对象,其中两家的调查是95年上半年完成的,另外四家的调查现在还在继续。我在这里要介绍的资料,主要来自前两家报社(分别称为报纸X 和Y ),其它补充资料来自我在另外四家报纸的访问和与A 城记者的广泛交谈。(5)

  资料来自我的观察、我访问某家报社的经过、我与新闻从业人员的交谈、我与他们就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或他们要求我做的事情所展开的讨论。因为在田野调查中,我本人作为行为的主体,与我观察的对象之间存在符号表述与象征资源的交流,观察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与我的访问对象共同构筑我所理解的大陆新闻改革面貌的过程,因此,我在下面采用的,是Geertz(1973)所说的「厚重描述」(thick description )的表述方法,目的是通过社会科学概念的中介,在描述中阐释新闻改革中具体活动的意义,而不是提供「客观的」因果解释。

  

  肆、象征资源的积累和流动

  

  象征资源的沉积与流动,通过的是人际交往的中介。中国大陆的新闻从业人员是这种网络的天然构筑者,他们大多耳听八方,相互「结网」,形成一个联系很密切的圈子。在这个有着130多家报纸的城市里,他们彼此相互了解很多。同时,他们又各自往外「结网」,在各自的关系网中包括了政府官员以及实业界、学术界、和演艺界等各界人士。由于自己大学期间的专业训练,我一回到这一城市,也成为有些新闻从业人士的关系网中的一环。

  在这样的网络内,有些记者、编辑被人称为「A 城名记」、「噱头」、或「大腕儿」。这都是些什么人呢?用不了多久,我就发现,这些人有相当清晰的特征:他们往往都处于30岁到45岁左右这一年龄层,大多有大学毕业或研究生的学历,基本上都配备了BP机或大哥大,基本上都在学开车或者已经自己有车,还有些出门有其它人替他们开车,他们中最常出现的专业方面的话题不外乎是「赞助」、「项目」、「合作」,非专业话题不外乎是买车、买计算机、学打网球或保龄球,他们还经常在星级饭店的大堂或咖啡厅里消磨很多时间,时为1995年。

  这些当然只是表面现象。当我一开始观察到这些表象时,我很有点不真实的感觉,因为我无法确定他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在什么时候工作,觉得他们都似乎生活在泡沫之中。逐渐地,我了解到了一些不那么表面的特征:这些人经常有报刊编辑追随其后索求「赐稿」,而且他们能得到的稿费往往远高于每千字60元的平均水平;他们中有些人还会有大公司或私营企业家追随其后,请求他们撰写公关或传记之类的文字;还有一些已写出了大量很有影响的长篇报导(如特写、通讯、报告文学、或书之类),被认为是很「能写」的人。我曾问一位记者:「你认为目前一个好的记者的最主要标志是什么?」她答:「能写。能写出有分量的东西。」但是,这位记者朋友在介绍其它我应当访问的新闻从业人员时,经常用「这人干得挺「火」」这一表述来说明我为什么应当关注某人。对「能写」与「火」这样两个不同的评价,我不免有些困惑:「可是,并不是所有很「火」的记者都能写啊?」她解释道:「是。有些人很能折腾。」很明显地,那些「大腕儿」都比较能折腾。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能折腾呢?他们折腾些什么呢?从我的田野调查中,我观察到至少这些人都具有信息灵和脑子灵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善于积累和应用各种不同的象征资源,利用这些资源构造出一些引人注目的实践。

  

  1、广结善缘

  「腕级记者」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交际广泛,可以说上至高级官员,下至底层平民,从实业界的「大款」,到学术界的专家,他们都有来往,并且能用之所长以为己之所需。这样的关系网为他们提供了范围广泛、内容庞杂的信息和符号表述。同时,他们也十分饥渴地扩大自己的联络网,丰富自己象征资源,在这方面他们往往非常主动,而他们本身已有的关系网又为他们扩展联络范围提供了优势条件。我从自己的田野调查之始就被卷入了我的调查对象的联络网内。

  当时,我在某大学的一个研究所访问。我发现,在这个研究所每两周一次的「纯学术」讲座会上,时时会有一些来自报社的年轻记者。有一次轮到我讲自己的研究,讲座完后,一位年轻人趋前与我搭讪,他递上的名片显示,他是我正要访问的报纸X 的记者。据他说,他在该校获取了硕士学位,现在在报社负责问卷调查专版,由于工作原因,也因为个人的兴趣,他经常往学校跑,平均每周一到二次。他的目的是「保持联系」,「请教学者们问卷调查的一些问题」,或者「请他们为我们写稿子」,还有是在学校的浴室「洗澡」。他要与我谈的是问卷调查数据如何分析、表述的技术性问题,「因为」,他说:「我听了您刚才的讲座,觉得您对这个很内行。」我便乘机向他表示了到他所在报社做调查的意愿。

  两周后,他给我打来电话,邀我到报社去一趟,说他已经同他的部主任和主编联络好了。到了报社,见到了他所在部负责问卷调查版的主任,这也是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他劈头就说:「潘老师,我们需要您帮助我们做一个市场调查。」很显然,他们知道我之所需,也很敏锐地看清了我之所长,并且决定利用这一点,要从我这里获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想,这大概是他们经常采用的扩大关系网的方法。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需要我帮忙的内容。报社正在酝酿要出晨报,即将现在的上午十点钟报纸上报摊改为早晨六点或七点上报摊(6),但是,他们在这一设想付诸实施前,需要「最准确的市场信息」,这已经完全是企业战略决策的方式了。此后三周,我经常往该报社跑,与报社的问卷调查人士和发行部门负责人商讨问卷、数据分析、以及晨报市场开发的可能性。这一过程很清晰地显示,「命令型体制」的从上而下模式已不再成为新闻实践的唯一基础,报社的人士,包括记者、编辑,都十分关注受众需要和市场变化,他们也经常运用这些概念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等,来论证他们的某些活动的正当性。

  未曾想到,当我访问报纸Y 时,报社的总编辑和社长对我提出了类似的要求。虽然说这是一家面向全国发行的报纸,过去五年里,报纸发行量直线下降,到了95年只有27万份,广告收入也十分有限,94年只有300多万元,95年的广告承包给一家广告公司,承包额只有850万元,整个报纸只能略有盈余,完全谈不上积累资金、改善报社工作环境。两位老总提出的问题很明确:在确定下年度计划前,他们希望知道应当怎么确认该报的市场定位?他们应当怎样才能把报社的经营搞上去?他们认为我有研究的能力,又了解西方国家媒介的状况,一定能给他们提供些「宝贵意见和建议」。他们还提出:要我与一位某大学的市场研究专家一道为该报社做一个企业诊断式的调查研究。

  由于这个机会,我得以多次与两位老总交谈,探讨报业市场和在他们特定的位置办报的苦衷。交谈中,一个贯穿的主题是如何才能打破传统「机关报」的办报模式。我了解到,该报面临的是众多同类型小报对它传统读者群的蚕食,加上主管部门的严密看管,很多新闻不能在该报出现,虽然,该报有着该报新闻报导所侧重行业最佳的记者和编辑,而这些记者和编辑与该行业的各方人士关系密切,消息来源也很多,因此,该行业的绝大多数新闻都由该报的记者所得,问题是他们得到之后,往往给那些与该报竞争的小报写稿,使得这些「机关报」上被禁的新闻在那里被「炒」得火热。看起来,该报的问题之症结在于它作为「机关报」正在贴补和培养与之竞争的小报。

  这家报纸所面临的现象在A 城的报业相当普遍。报纸Y 的总编辑感慨地对我说,「我们有些记者在外面很「火」,在报社内却不显山露水。」不少「腕级记者」具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在本报社也许并不受重用,甚至有的会被领导认为「太难缠」,但是,他们在外面却打得开局面,经常给别的出版物写稿,经常有人找上门来请他们写公关一类的文章或书籍。有位被称为「A 城名记」的记者很自豪地跟我说:「我现在是300块钱一千字,多一个字都不写。」

  这一类新闻从业人员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外面关系多,三教九流,无所不交。如果这种关系网属于「记者」与「新闻来源」之间的关系,那么建立和巩固这样的关系网就属于「常规型」的新闻实践活动,Gans(1980)和Fishman (1980)通过在美国的田野研究显示,掌握大量的「新闻来源」是记者在同行中建立自己地位的重要基础,这在A 城记者们当中也是如此。但是,我在这里所描述的大陆新闻从业人员的关系网与此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这些关系联结了很多「非常规型」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又是当前情况下新闻生产的一部分,譬如,得到给自己所编版面的赞助或广告,而这种「赞助」活动又与刊载或撰写关于赞助者的公关稿件有关;向别的报刊提供稿件,有时是为了避开自己所在新闻媒介对稿件的审禁,有时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稿酬作为额外收入,还有时是为完成互惠原则所期望的付出。因此,这里所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Tuchman (1978)所定义的「事实性网络」(net of facticity)的范畴,它掺杂了经纪人(agent )和客户(client)型的关系。这种职业关系的扩张,是「非常规型」新闻实践活动类型延展的一部分。

  

  2、知己知彼

  我的有些访问对象对自己掌握不同于「正统」的象征资源,也有清醒的自我了解,这一点很符合Giddens (1984)所说,社会行为主体具有反思(reflexivity )特征,具有话语和实践的意识(discursive and practical consiousness )。这是对「社会行为主体」的理论确定。

  报纸X 一位很有点名气的年轻记者跟我说,他的很多同事都在二十几到三十岁左右,他们上大学时正是八十年代后半期,用他的话来说,他们经历的是「西方思想和理论潮水般的涌入」,很多人认为,当时是大陆改革以来最开放的时期。因此,他说,「我们的知识结构与年纪大些的人很不一样,包括像您这样的八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在我们的词汇里,你们属于「革命老前辈」。我们不会按照老的方式办事,坦率地说,我们不会认为传统的方式是天经地义的。我喜欢尝试不同的事情和方式,这正是党要做的,不是吗?改革嘛。我们这个年龄段(层,编者注)的人处于改革的前沿」。

  这些如此具有「自我意识」的年轻新闻从业人员也与他们的前辈们有相当不同的职业道路。四、五十岁左右的新闻记者当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jiangxiangli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047.html
文章来源:《新闻学研究》第五十四期1997年1月出版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