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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孟子》当然是不该这样糟蹋的

——也谈《孟子》中与舜的腐败案例相关的几个文本问题

更新时间:2015-07-15 15:29:38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我近年连续发表文章,分析孔孟儒学存在的深度悖论,并将《孟子》中记述的舜“窃负而逃”和“封之有痺”两个案例判为腐败,“引起学界强烈反弹”。这种“强烈反弹”的例证之一就是:杨泽波先生近来又在“《孟子》,是不该这样糟蹋的”一文中,批评我对《孟子》文本的理解“存在很大问题”。[1]这里我想做一些简单的回应,以证明“存在很大问题”的,倒是身为孟子研究专家的杨先生自己对《孟子》文本的理解。

一、仁者爱人不等于将爱普泛性地指向任何一个人吗?

   我近期在一些文章中指出:孔孟一方面提倡普遍性的仁爱,另一方面又把父慈子孝视为至高无上的惟一本根,结果陷入了凭借特殊性血缘亲情否定普遍性仁爱理想的深度悖论。为了根本否认孔孟儒学中存在我所说的这种深度悖论,杨先生明确指出:“仁者爱人不等于将爱普泛性地指向任何一个人”,“所谓‘普遍性的仁爱’并不是儒家的崇高理想。”[1—P76-77]

   就像皮介行先生在与我“谈”儒家凭借私德压抑公德的问题时否认公德与私德有任何分别一样,杨先生的这种批评也可以说是“釜底抽薪”的致命一击:如果孔孟真像他说的那样只是旨在“恢复周代的礼乐之制”、“并不是主张人与人之间普遍相爱”,那么,我揭示的孔孟儒学内在包含的“孝”与“仁”的深度悖论当然也就根本不存在了,而杨先生以及以他为主要代表之一的对我“强烈反弹”的“学界”,当然也就可以因为要说的话都已说完的缘故,大获全胜、收兵回营了。不过,我不知道杨先生是否意识到:如果孔孟儒学真像他所说的那样从不追求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而仅仅满足于在“亲亲而尊尊”中从“孝父”扩展到“忠君”,它岂不是就沦为一种只是维护宗法血亲礼制的陈旧学说,甚至沦为一种对于君臣父子之外的其他普通人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狭隘观念?杨先生这样否认孔孟儒学有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到底是在为孔孟儒学辩护、使其摆脱深度悖论呢,还是在糟蹋孔孟儒学、把它往火坑里推?我虽然揭示并且严厉批判孔孟儒学内在包含的深度悖论,但我始终认为(在这方面,我与五四以来对儒学的一些批判有所不同),孔孟提倡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并非有意的造作欺骗,而是出自他们的真诚信念,并构成了他们学说中最有价值的一种观念,今天也应该大力弘扬。坦率地说,假如孔孟儒学只是旨在“恢复周代的礼乐之制”、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根本不主张人与人普遍相爱,我会认为它早已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在现代化的中国根本没有什么价值,既不会费心对其展开批判,更不会劳神提出“后儒家”的构想。

   那么,孔孟是不是竭力追求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呢?我认为答案是毋庸置疑的。暂且撇开下面要分析的孟子推恩说和恻隐说不谈,众所周知,孔孟都有大量要求人们从血缘亲情出发、实现普遍仁爱的观念,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孟子·尽心上》)等。如此白纸黑字的文本证据,在我看来是杨先生绞尽脑汁采用任何方法都不可能予以否认或糟蹋的。

   但是,杨先生还是要不遗余力地拼命否认或严重糟蹋孔孟追求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首先,他明确宣称:“‘泛爱众’并不是主张人与人之间普遍相爱,而只是说人要有爱心,要广泛地爱大众。”[1-P76]针对这段话,我想请教杨先生的是:在“人与人普遍相爱”与“广泛地爱大众”之间,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天壤之别,以致我们必须认为它们的意思根本不同?是不是非要成为杨先生那样的孟子研究专家,才有可能分辨清楚其中的微妙差异?联想到杨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暗示:“窃负而逃”、“父子相隐”与“过失杀人”、“强奸未遂”之间没有多大区别,“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美德”与“可以减免刑罚——或曰不按寻常论罪——的违法犯罪”甚至可以说是“不谋而合”,[2]他在这里竭力要在“普遍性的仁爱”与“广泛地爱大众”之间挖出一条不可逾越的超级鸿沟,就更加令人奇怪了:为什么他的独到眼光有时候能够在“有即是无”中把泰山看成秋毫,有时候又能在“无中生有”中把秋毫看成泰山?

   其次,杨先生又指出:

   刘先生在这里明显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爱心的普遍性”,一个是“普遍性的仁爱”。“爱心的普遍性”是说每个人都有爱人之心,都有恻隐之心,这是普遍的。“普遍性的仁爱”则是肯定“一视同仁的普遍性原则”,将爱“普泛性地指向任何一个人”。[1-P77]

   针对这段话,我想请教杨先生的是:在“爱心的普遍性”与“普遍性的仁爱”之间,究竟又有什么样的天壤之别,以致我们必须认为它们的意思根本不同,以致我们应该大力肯定“爱心的普遍性”、坚决否定“普遍性的仁爱”?诚然,除了推恩说和恻隐说之外,孔孟在一系列命题中强调的“仁爱”大都不是一视同仁的平等博爱、而是有着严格等级序列的差等之爱,但这一点能够证明他们提倡的“仁爱”观念根本就不具有普遍性,根本就不是一种“普泛性地指向任何一个人”的爱,而只是一种仅仅指向君臣父子、惟独联结亲亲尊尊的特殊性之爱?在“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孟子·尽心上》)这段话中,孟子尽管依据爱有差等的原则强调了“急亲贤”的首要性亦即至上性,甚至还在深度悖论中赞美尧舜两位圣人只急亲贤、不遍爱人的“美德”,但他不是依然开门见山地肯定“仁者无不爱”?我想请教杨先生的是:孟子明确肯定的“仁者无不爱”,难道就不能理解为将爱“普泛性地指向任何一个人”?因此,杨先生竭力要在“爱心的普遍性”与“普遍性的仁爱”之间挖出一条不可逾越的超级鸿沟、凭借前者否认后者,在我看来只能说是一种扭曲孔孟原意的荒唐文字游戏。毕竟,即便从字面上看,孔孟强调的始终也都是土产“仁爱”,并非杨先生由于“过去受西化教育的影响太深,陈旧的思想范式长期挥之不去”而不远万里辛苦舶来的洋味“爱心”。看来,杨先生的确很有必要反省一下自己在这方面“较之我们的前辈”所特有的爱“走弯路”的“缺陷”。

   其实,杨先生自己承认:孔孟的种种观念“主张人人都有爱心,将这种爱心推广出去,首先爱自己的亲人,然后爱周围的人,以至爱天下的人”。[1-P77]针对这段话,我想请教杨先生的是:他们这样主张,不正是像我在分析其深度悖论时指出的那样,要求人们从特殊性的血缘亲情出发、最终实现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爱天下的人”不正是“将爱普泛性地指向任何一个人”?既然如此,杨先生为什么又要否认孔孟竭力追求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我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

   或许,杨先生只是想通过上述无中生有的差异辨析,论证我揭示的孔孟儒学的深度悖论纯属子虚乌有。对此我的回应是:我揭示的孔孟儒学的深度悖论,恰恰就在于杨先生自己说的“首先爱自己的亲人”与“以至爱天下的人”之间。这是因为,就像《孟子》记述的“窃负而逃”和“封之有痺”这两个腐败案例所显示的那样,舜虽然的确做到了“首先爱自己的亲人”,但由于坚持我所说的“血缘亲情至高无上”的儒家精神——或者由于坚持杨先生近来深表赞同的“在国家利益和亲情私利有矛盾冲突时偏袒后者,屈国伸家”[2-P86]的儒家原则,他并没有由此出发进一步真正做到“爱天下的人”,相反还通过“偏袒亲情私利”,而严重损害了广大普通民众的正当权益。因此,在我看来,杨先生要否认孔孟儒学的深度悖论、反驳我的观点,最有力的论证就是说明:当舜在“窃负而逃”中“乐而忘天下”的时候,当他把既无才又缺德的弟弟“封之有痺”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首先爱自己的亲人”,而且同时也是“广泛地爱有痺民众”、“以至爱天下的人”。相反,回避这个关键性的问题,试图通过否认孔孟的普遍仁爱理想来否认上述悖论,以我个人的眼光衡量,很大程度上是对孔孟儒学的不敬,不客气地说是在糟蹋孔孟儒学。

   二、推恩不是为了达到一视同仁的爱吗?

   我在一些文章中指出,孟子不仅像孔子一样主张从特殊性的血缘亲情出发、最终实现普遍性的仁爱理想,而且还比孔子更进一步,在著名的“推恩”说和“恻隐”说中肯定了“一视同仁的普遍原则”;他试图由此克服孔子面临的某些难题,但同时又陷入了比孔子更深刻的悖论,以致这两个学说在儒家理论的基本框架之内都无法成立。[3][4]对此杨先生提出了异议:

   爱有差等是儒家的基本主张,所谓“普遍性的仁爱”并不是儒家的崇高理想。孟子讲的推恩并不是要达到“普遍性的仁爱”,贯彻所谓“一视同仁的基本原则”,而只是主张将每个人都有的恻隐之心,仁爱之心逐级推广开来,首先爱自己的亲人,再将这种爱心推广到其他人身上。……孟子所说的推恩是有差等的逐级的,孟子并不主张一视同仁的爱一切人。既然这个崇高理想并不存在,以推恩不能实现这个理想来证明孟子学说中存在深度悖论,自然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1—P77-78]

   以我个人的眼光衡量,杨先生的这一批评根本缺失实质内容,不客气地说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因为他仅仅根据“爱有差等是儒家的基本主张”这一前提,便不加论证地断言“孟子所说的推恩是有差等的逐级的,孟子并不主张一视同仁的爱一切人”,却恰恰回避了我在分析推恩说的悖论时反复论证的那个关键点:只要坚持爱有差等的儒家原则,就不可能逐级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推恩。这是因为,就像一个人在坚持爱己为大、爱自己高于爱他人的前提下,根本不可能将对自己的爱扩展到其他人那里一样,一个人在坚持事亲为大、爱自己父母高于爱他人父母的前提下,也根本不可能将自己对父母的爱扩展到其他人的父母那里。相反,就像一个人只有坚持“我是人、其他人也是人”这个“一视同仁”的前提,才有可能做到“我不仅应该爱自己、而且还应该爱他人”一样,一个人也只有坚持对自己父母和他人父母“一视同仁”的前提(或者承认他们都是“父母”,或者承认他们都是“老人”),才有可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我看来,杨先生要论证“推恩不是为了达到一视同仁的爱”,恰恰应该首先说明:人们如何才能在坚持爱有差等的前提下——亦即如何才能在强调“事亲为大”的前提下、逐级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推恩,而不是仅仅诉诸于“爱有差等是儒家的基本主张”、“爱自己亲人的程度要高于爱其他人的程度”这类不但不能解答上述问题、相反还造成了上述问题的儒家前提。

这里不妨通过与君臣关系和夫妻关系的类比,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一点。众所周知,孟子虽然一方面大力强调特殊性的“五伦”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另一方面又极力主张通过“推恩”把特殊性的人际情感扩展为普遍性的人际情感,但他只是提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却从来没有论及君臣关系和夫妻关系的推恩问题。但如果孟子说的“推恩”真像杨先生宣称的那样,建立在“爱有差等”的儒家原则之上——或者说真像杨先生宣称的那样,“只是主张将每个人都有的恻隐之心,仁爱之心逐级推广开来,首先爱自己的亲人,再将这种爱心推广到其他人身上。爱自己的亲人与将这种爱心推广到其他人身上,这之间是有差别的”,那么,孟子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不像他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样,也提倡“君吾君以及人之君”、“夫吾夫以及人之夫”、“妻吾妻以及人之妻”——反正这种“推恩是有差等的逐级的”嘛,反正“只是主张将每个人都有的恻隐之心,仁爱之心逐级推广开来,首先爱自己的君主、丈夫、妻子,再将这种爱心推广到其他君主、丈夫、妻子身上。爱自己的君主、丈夫、妻子与将这种爱心推广到其他君主、丈夫、妻子身上,这之间是有差别的”嘛,有什么不可以?然而,据我所知,无论亚圣孟子、还是后世儒者(不知是否应当包括杨先生在内?暂且存疑),虽然积极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却好像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把这种“推恩”在“三纲”中贯彻到底,明确要求“君吾君以及人之君”、“夫吾夫以及人之夫”、“妻吾妻以及人之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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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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