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涛: “文字”何以“上移”?——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社会学观察

更新时间:2015-07-15 15:09:44
作者: 李涛 (进入专栏)  
在农业生产被全面纳入城市市场轨道的同时,农民群体中的精英迅速结成了丰富的社会资本网络,在这个资本网络体系内有权力、资本、媒介的共同交织,农民内部多元化利益诉求往往被拥有更强大社会资本网络的精英农民所左右,而广大如同马铃薯一般原子化分散了的中下层农民群体则往往被排斥在社会资本网络之外,他们的主体性表达往往是无力、无能且无效的:一方面来自于底层农民的真实利益诉求在与上层农民诉求发生不一致时,往往被遮蔽在拥有更强大社会资本网络的精英农民诉求之中而难以独立发声,底层农民真实的主体性需求往往被以“少部分”的名义而轻易忽视;另一方面,真正的底层群体之所以很难发出真实的主体性声音,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根本就不能发声,长期苦闷的日常生活早已使他们对底层生活适应而无从抗争,底层生活的被动性和琐碎性也使他们很少再去关心公共领域,长期的制度性排斥使他们失去了表达利益诉求的能力,日常生活的消极性也使他们不愿意去公开抗争。

   以“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为例,根据笔者在重庆市、四川省38个乡镇(其中重庆32个、成都6个)的量化调研和吉林省D县4个乡镇的调研可发现如下现象:按照农民财富拥有关系划分阶层[10]来看,分别占村庄10%左右的村庄富裕阶层和5%左右的富豪阶层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不关注,这可能与他们拥有良好的教育选择能力可自主遴选教育服务有关;占70%左右的农村中产阶层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最大的关心点是“教育质量”,只要教育质量优异,孩子成绩有所提升,他们就支持调整,因为他们有充分的能力支撑子女因布局调整而产生的额外花费;而占15%左右的村庄贫弱阶层,也就是底层的农民,很明显更关心孩子“就学距离”,能否每天回家是核心,因为回家后至少可以从事一些简单劳动,从而减轻家庭负担,因此“是否发展校车”和“提供相应的经济补助”是他们最为关注的,他们并不特别关注教育质量[11]。可见,底层农民、中层农民和上层农民对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利益诉求截然不同,底层的诉求往往被屏蔽而沦为无声者的悄悄话,甚至当中层的诉求在与上层诉求发生冲突时也会被自动屏蔽掉。

  

   (四)“消费主义”兴起背景下“攀比式”的教育选择使“文字上移”具有现实的主体依据

  

   在村落消费主义不断盛行的趋势下,教育也逐渐成为了相互攀比的村落竞赛,但这种竞赛仅仅是农村社区里中上层群体相互展开的文化较量,教育的消费性竞争事实上与农村社会中的底层决然无关。以四川芥县云乡雍村为例[12],在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村落社区中,教育也仍然被作为一种竞赛式的文化攀比。笔者统计发现:“种植业大户”和“养殖业大户”家庭子女75%的比例是在县实验小学或者实验中学就读[13],10%的比例是在芥县的上级市蜀市学校就读,10%的比例是在附近另外一个教学质量更好乡镇的单办小学和单办初中就读,仅5%的比例就读于本乡的九年一贯制学校;“个体工商户”家庭子女就读县城两所实验学校的比例则降低为30%,另有50%入读邻镇的单办小学和初中,仅仅20%的比例入读本乡九年一贯制学校;而“贫困户”等村落底层家庭子女就读县城学校的比例则为0,他们都全部就读于本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在笔者对该乡九年一贯制学校的调研中发现,该校8个教学班[14]共174名学生中因各种困难而事实上需要并已获得县教育局资助中心援助的学生竟高达141人,达81%以上,且困难的原因中60%以上是因为离异,10%是因为孤儿,而家庭结构完整状态下的纯粹贫困却并不多。可见,村落社会中因家庭不同结构差异而导致的教育选择能力存在一个明显的等级序列,尽管村落中消费意识形态在不断兴起,且逐渐演变为剧烈的教育攀比,但这总体仍局限于农村中上层群体内,社会底层则与这种教育消费的自由选择无关。雍村以“种植大户”和“养殖大户”为代表的社会中上层群体具有一定的择校能力,但其用于教育的消费性支出仍然占据了其收入结构中的70%以上,这种选择性教育消费导致的教育致贫现象在雍村外出务工人口中显得格外突出且日益严峻,但尽管如此,真正的农村底层却只能被动接受以“就近入学”的形式而被决定了的教育资源。社会底层只能将子女规定性地送入教学质量和硬件条件都相对较差的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中接受公共教育,当然他们从内心也希望能够让子女能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但现实却实在无力支撑这种愿望,他们尚且需要从县教育局领取每学期小学500元、初中625元的生活补助。从雍村的整体情况来看,相对于社会底层的无力选择,中上层因教育消费所致的选择性贫困则被认为是幸福和光荣的事,正是在这种舆论观念下,无论是真正的农村底层还是具有一定选择性消费能力的农村中上层,在无力选择或选择性致贫的消费性因素作用下,“文字上移”反而成为了弥合理想与现实之间断裂的可能性策略。

  

   四、“文字上移”何以成为必然? ——地方教育发展中的现实性因素

  

   (一)农村教师“向城性”潜在流动率过高使“文字上移”成为必然性的政策选择

  

   新式学校的特点是将教师纳入到国家财政控制的行政化序列轨道之中,以私塾为代表的自主性教育空间不得不在新式教育的全面覆盖中渐趋萎缩以至于终结。自主性教育空间终结意味着国家教师正规体系演变为一条更为集中性的自上而下等级化序列,农村教师无疑在这个等级化的序列系统中处于末端和底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农村教师是以民办教师为主体,而民办教师中代课教师又占据了大部分,尽管他们在身份上没有被纳入国家的编制体系之中,但是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在教学性质上仍然隶属于国家行政化教师序列体系之内而代表国家在乡村中传播官方意识形态和普遍性知识,因为这批教师文凭相对较低且教育教学水平不高,同时城乡二元的制度性区隔也使自由迁徙的农村教师主观意愿并不强烈,而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在村落中的文化优势也使得他们各自在农村中的社会地位总体较高。故综合内在和外在的双向因素,尽管农村教师身处国家行政化系统序列中的最末环,但相对而言教师队伍还算相对稳定。随着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升,质量问题被逐渐推到前台,通过公招和清退的方式解决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问题,同时通过大面积引入(公招、特岗、支教、交流等多种形式)毕业于正规大学的毕业生进入到农村学校服务的方式确实有利于快速实现“双高普九”(高质量、高水平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这批在城市中接受了正规化教育的农村教师无疑也具有了更多向农村外溢的选择空间,再加上工作环境、社会舆论、收入待遇以及农民分化等多重外在因素的刺激,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不足。在笔者对四川芥县的调研中发现,大量年轻的农村青年教师仅仅将农村教师岗位看作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岗位,他们对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并不感兴趣,反而成为了寄居于乡村文化城堡中的“考试专业户”,只要能进城,各种考试他们都会去参加。

   根据笔者作为课题组成员对江西、重庆等9省20个区县调研所获得的1546份有效样本数据也同样证明,农村教师的潜在外流率与学历水平总体成正比例分布(见表1)。农村教师群体中事实性流失率和潜在性流失率都偏高。在学校类型内部做比较发现,乡镇中学的潜在外流比例最高,达76.51%(见表2)。事实上,乡镇中学教师通过继续教育方式实现学历提升幅度是最大的,同时也是潜在流动率最高的,农村教师从第一学历通过继续教育的方式得以提升之后,从潜在流动意向转化为事实流动的比例也更高。

  

  

   事实上,农村教育发展的核心因素是教师,只有拥有了一批稳定的教师队伍,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才会卓有成效。作为教育行政部门显然也很难阻挡这种教师向城性涌动的洪流,因此一系列公共政策设计难以避免会在强制性调控的基础上保留必要的向城性疏导特征。笔者调研中发现,部分区县教育局组织的教师招聘就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县管校用”体制下以区县教育局为主体所组织的教师招聘,很多地方采取的措施即是将新招入的大学毕业生全部直接安排到农村学校,两年以后,才有资格参加由区县教育局统一安排下的县城学校对农村学校教师的内部招聘,这批被散落到农村学校中的大学毕业生才有机会进入县城学校工作,而在上升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当然不仅仅是同样来自农村学校任教多年教师的竞争,还包括遭遇各种排斥性的内部潜规则。所以,这种对年轻新入职教师强制性的安排与上升渠道必要性的疏通,正是教育行政部门面对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不足而不得不采取的疏导措施。但要系统性地解决这种难题,教育行政部门难免会选择进行大规模地撤并农村学校,进而在县城举办大规模学校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难题,因此“文字上移”具有非常现实的紧迫性。

  

   (二)“人员编制短缺”与“事权增加”的二元悖论使“文字上移”成为必然性的政策选择

  

这里的地方行政部门主要是指县教育行政部门。县域内教育的日常管理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教育行政部门内部的日常行政管理;二是教育行政部门面向全县教育公共事务的日常行政管理,而本研究主要指后者。要明晰这种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日常管理中的困难,必须要回归到对中国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教育公共管理的变革中来理解。很明显,当今中国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日常公共管理的重点是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这与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重心和财政拨付关系的结构性上移直接相关。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在三十年的社会改革中实现了由“人民教育人民办”的乡村自给模式到“以县为主”管理体制和“各级政府共担”的公共财政保障模式的转变[15],该转变之所以形成源于中国财政结构变革中的三重发展困局:一是1994年中央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财力逐年逐级上收而事权层层下放的事实;二是2000年后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乡级财政自给能力不足从而不得不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来保证公共管理的常规性运转;三是源于税费改革后,由于片面强调“以县为主”的财政供给,从而导致义务教育事权和财权不对等矛盾突出。财权的上移意味着管理权力也从乡镇上移到县级政府,而县教育行政部门作为县级政府的直接业务部门无疑也在这种教育管理重心上移的过程中承担了更多的事权,但事权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教育行政部门人员编制的增加。以笔者所调研的四川芥县为例,该县教育局在编在岗的公务员行政编制人员仅仅为10人,其中包括教育局长1人、副局长3人、副局级调研员2人、财务科科长1人、督导办公室主任1人、人事科科长1人,成职幼教科科长1人。而该县目前共有58人在局机关从事工作,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教师编制,系从该县各类学校中借调而来,包括县政府总督学、基础教育科科长、局办公室主任、德育科科长、招生办公室主任等一批局中上层干部,仅少数几位后勤人员,如司机、厨师属于合同制用工人员。这意味着在教育局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工作人员其实主要是隶属于各学校的教师,即便从各学校借调了大量的教师到县教育局工作,但相对于各科室日益复杂的常规和突发工作而言,人手仍显得捉襟见肘。据该县教育局局长的测算,如果要基本顺畅地应付当前该县的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保守估计至少需要70人左右[16]。该现象并非个例,这在笔者于2012年-2013年曾调研过的江西、吉林、四川、重庆等省市县教育行政部门中也大量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045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