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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亚明: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现实背景、理论内涵及实践路径分析

更新时间:2015-07-15 06:41:33
作者: 郝亚明  
一方面它强调不同民族之间在社会结构上建立勾连关系,另一方面它又强调不同民族之间的结构关联只是一种纽带关系而不是覆盖关系。嵌入式民族结构不追求民族结构同化,而试图建立一种民族间的内在关联,以一种形散神不散的意蕴来确保民族关系的平等与和谐。

   (三)“相互”体现了嵌入式社会结构的多向性、主体性与平等性

   “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中央会议文件使用了一系列的“相互”来表述“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明确地表明了这种社会结构的若干基本特性。首先,“相互”表明了建构过程的多向性。嵌入式社会结构的建构过程不以任何民族为主体,没有特定的嵌入方向,并非单纯强调少数民族嵌入到多数民族之中,也包括多数民族嵌入到少数民族之中,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嵌入,最终形成一个结构相融、利益相连、情感相通的多民族共同体。其次,“相互”强调了建构力量的主体性。嵌入式社会结构的建构以各民族的主体意识为基础,强调各民族的主动性与能动性,任何民族主体都不应该处于一种被动嵌入的状态。只有各民族积极主动参与构建的社会结构才能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与心理基础,才能为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提供力量。再次,“相互”一词体现了建构结果的平等性。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不以任何民族为主体的多向构建模式,在构建过程中积极发挥各民族的主动性、充分尊重各民族的主体意志,背后体现的是民族平等的基本意涵。

   (四)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目标是构建一种有机的民族团结

   任何社会的存在都以一定程度的社会团结为基本前提,失去了社会团结也就失去了社会稳定的可能。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团结既是社会团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团结的重要基础。社会团结的诞生与社会结构紧密相关,不从社会结构上入手无法理解也无法达成社会团结。从中央会议的相关决议来看,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被纳入到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的部分予以重点阐释,这充分反映了中央通过改善社会结构来促进民族团结的基本思路。多民族国家如何营造以民族团结为基础的社会团结?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选择。迪尔凯姆认为,社会结构是社会团结的基础,不同的社会结构对应着不同的社会团结模式。[11](P.33-92)据此,社会团结可以区分为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两种不同形式。前者是建立在社会中个体之间同质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以强烈集体意识为纽带结成的社会关系整合形式;后者则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和群体相互依赖性基础上的团结模式,是一种嵌入式的社会结构模式。这也就是说,民族团结乃至社会团结的基础只有两种,要么是建立在个体之间或群体之间相似性的基础上,要么是建立在个体之间或群体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上。

   沿袭以上思路,在多民族社会中营造民族团结通常有两种理路:一种是追求同质性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机械团结;一种是承认异质性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相互关联合作的有机团结。一方面,人们已经认识到机械团结是一种适应于分工不发达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团结模式,现代社会的团结模式基本上都是属于有机团结的类型;另一方面,人们还固守着传统认识,个体之间的社会团结模式可以是现代的有机团结,群体之间的民族团结则必然是传统的机械团结。机械团结要求社会成员有着相同的信仰、情感和价值观,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活方式。在现代多民族社会中机械团结显然无法自然实现,这种社会团结模式所需要的群体共性往往只能通过外力同化才能取得。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中,差异性与多元性是社会的基本特征。机械团结对群体共性的过度追求不仅不能促进民族团结,其所遵循的同化模式还必然导致民族群体之间关系的紧张。这种固执与偏狭的思维,试图以一种一劳永逸的方式解决民族团结问题,事实上却会激化民族之间的冲突防范心理,从而在根本上危机到民族团结的大局。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就是试图摆脱通过结构同化来追求民族团结的思路,嵌入描述的是各民族之间共生共荣、相互依赖的关系及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情感关联。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意图在于创建民族团结,而这种团结不是一种机械团结,而是一种有机团结。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最大的功能就是在于营造一定的可以维持社会团结的社会结构关联,并通过结构关联、利益关联、社会参与关联将不同民族群体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有机团结的局面。同化形成机械团结,互嵌形成有机团结,后者无疑正是多民族国家社会团结的最优模式。

  

   三、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实践路径

   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提出解决了理论与认识上的问题,然而如何从实践上达成这种社会结构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从西方国家的实践来看,积极促进社会融合是重构多民族国家社会结构最为普遍而有效的经验,这对于中国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多数社会由于其多元性质,有时会产生不同群体无法实现和维持和谐与合作并平等取得社会一切资源的困难。在法治的框架内充分承认每个个人的权利并非永远都有完全的保证。”[12]因而,社会融合对于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独特意义就体现为,在“平等”、“法治”等基本价值体系失灵之际,促成一种对民族、种族、宗教、文化多样性具有弥合作用的社会结构。联合国将社会融合界定为“人们在充分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共同利益、多元主义和多样性、非暴力和团结的情况下一起生活的能力以及参与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能力。”[12]社会融合的目的是创造一个融合型社会,因而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改良或再造工程。“一个融合程度较高的社会的行动者会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所有的行动者都享有平等机会、权利及共同的价值,社会行动者会对集体项目和社会福利做出贡献,各个社会组织和各种社会目标之间的冲突不存在或者最小化。”[1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融合的目标和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是一致的。基于社会融合是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重要实践路径这一认识,本文通过中西文献对比分析,将社会融合的概念体系归纳成消除社会结构分割(social integration)、消除社会资源排斥(social inclusion)、消除社会心理疏离(social cohesion)的三重意涵②。社会融合的三重意涵不仅体现了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建设目标,也提供了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建构途径。

   (一)消除社会结构分隔

   社会融合的第一重意涵是消除社会结构分隔,此时它对应于英文文献中的“social integration”。这个术语也可以翻译成“社会整合”或“社会一体化”,在本义上是指将社会中不同的部分或因素整合成结构关联的统一整体。社会融合表征的是个体对某个群体的参与程度及群体成员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强调社会成员参与到社会结构之中并与社会整体产生关联。[14]社会结构意义上的社会融合研究肇始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他首先提出这个核心概念并将其应用于对自杀现象的实证研究之中。他认为社会融合创造了群体互动和共融的机会,使人们对所在的社会或群体产生了紧密的依赖关系,从而为个体提供生命的意义和目标,为社会稳定提供结构性基础。[15]在这种意义上,所谓社会融合就是个体或集体行动者融入到特定社会结构之中的过程,而社会结构的融入程度又将会对社会成员或群体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一种积极的公共政策,社会融合所针对的负面状态是社会分割(social segment),后者主要表征社会成员之间在社会结构上的断裂状态。社会融合的功能就是消除社会结构上的碎片化,促进群体间相互嵌入型社会结构的形成。

   语言、宗教、文化、心理和认同上的差异影响到个体或群体的社会互动,使得多民族社会极易出现社会分割的局面,这也是多民族国家积极强调社会融合的重要原因。社会结构上的分割使得社会充满张力,在特定场景下统一的社会可能沿着社会结构的裂痕分化成若干对立的社会群体,进而危及到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西方学者提出了“平行社会”(parallel society)的概念,[16]非常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一些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族群与主流社会之间在社会结构上严重断裂甚至互不相交的场景;中国学者马戎认为中国社会许多领域中存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系统性的制度化区隔,并将其称之为“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17]。毫无疑问,社会结构上的断裂与嵌入型社会结构的目标之间是相互背离的。积极推动社会融合,打破民族社会界限,无疑正是建立这种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的重要途径。

   社会融合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群体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参与的社会结构。那么如何来建构这种相互嵌入的多民族社会结构呢?斯梅尔瑟等人将社会融合界定为个体或集体行动者在社会中的社会参与和社会互动,表现为他们社会联系和互动的范围、频率和效果等问题。[18]也就是说,增进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参与是通过社会融合来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的具体策略;反之,这种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也必然能够增进和巩固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这与中央会议中一再强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思路不谋而合。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相对宏观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相互嵌入的社区环境中微观目标的实现。此外,戈登在研究美国种族关系的时候指出,社会结构同化(structural assimilation)的主要表现是进入社交小集团、组织、机构活动和一般的公民生活中,尤其强调不同群体之间在各种初级社会关系上的相互涉入。[19](P.71)这也提醒我们,在通过社会融合消解社会结构分隔之时,应注意从社会互动和初级群体圈入手来建构各民族结构上的相互嵌入。

   (二)消除社会资源排斥

   社会资源意涵上的社会融合对应于英文术语social inclusion,也可以翻译为“社会吸纳”。当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社会融合”一词时,其针对的负面社会状态是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社会融合作为一个社会政策概念,正是起源于学者们对社会排斥的研究。社会排斥是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过程,涉及到资源、权利、物质和服务的缺失或拒斥,部分社会成员因而无法参与社会主流群体正常的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活动。[20](P.18-25)社会融合不畅与社会排斥之间是相互强化的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曾指出社会排斥是一种社会参与资源缺失的结果,而这些资源恰恰是社会融合活动所必需的。[21]沿袭这种思路,欧盟委员会将社会融合界定为一个过程,“它确保那些处于贫困和社会排斥风险中的人们获得必需的资源和机会,使其充分参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并得以享受他们所在社会正常的生活标准和社会福利。”[22]

   在社会资源意涵上,社会融合强调的是社会成员平等共享社会资源和生活机会。然而在多民族国家中,由于一些制度性或非制度性因素、历史因素与文化因素、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存在,不同民族群体可能在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分享上存在显著差异,严重情况下甚至会形成民族社会分层,体现为不同民族群体在收入水平、教育水平、职业结构等方面形成层级结构。例如近年来媒体不断报道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过程中面临多重困境,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等,在某种程度上显示的正是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不畅的事实。

社会资源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只有建立一种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才能使得社会资源在各个民族之间流动与配置,才能确保各民族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和机会。促进社会融合,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是确保全体人民平等共享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的基本路径。只有转变思路,各民族积极主动参与到整体社会结构之中,才能共享资源和机会。积极推动社会融合,平等分享社会资源,这也是吸引少数民族群体积极参与建构各民族相互嵌入型社会结构的动力所在。中央政府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已经从单纯的政治文化视角过渡到对经济民生的重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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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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