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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锦龙:试谈希利斯米勒的言语行为理论文学观

更新时间:2015-07-13 12:37:39
作者: 肖锦龙  
近代以华兹华斯等为代表的表现论者认为文学是对主观实体“情感”的表现。 20世纪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在此大背景下人们的理论视角发生了转变,不再将文学看成是对某种实体性的东西(如社会、自然、时代、思想感情、心理状态等)的记述,而看成是对另一种语言符号的置换(因为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看,社会、自然、思想感情、心理状态等所谓实体性的东西是借语言符号表现出来的,被打包在语言符号中,本身是语言符号),如从结构主义者到后结构主义者都认为文学的本质是一种语言符号对另一种语言符号,或者说一种形象对另一种形象的置换,是隐喻性的。后期的米勒一方面继承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这种文学隐喻本质观,认为文学在根本上是形象性的,是一种形象系列对另一种形象系列的替换,另一方面对之进行了建构主义的改造,不再将隐喻看成是语言符号的属性而看成是人类的言语行为的特性,不再将之视作是语言符号本身的自律性运动形式,而视作是人的自为性的主观叙事活动方式。米勒的这种基于言语行为理论思想之上的文学隐喻本质观既继承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文学隐喻本质观,又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是西方当代文论领域里的最新的文学本质观,也是最深刻的文学本质观。

   二、文学结构观——修辞性

   在后期的米勒看来,语言和文学不是记事的而是做事的,是给事物命名的,是建构和制作事物的,是一种施为性的行为。那么这种用词语做事的施为性的言语行为的内在运行机制是怎么样的?它由哪些基本环节和层面构成?其中的核心环节和成分是什么?

   奥斯汀认为,人的言语行为主要包括主体未主动介入的行为(他将之称作是“说话行为”)、言说主体主动介入的行为(他将之称作是“以言行事行为”),以及接受主体主动介入的言语行为(他将之称作是“以言取效行为”)等三类,笼统一些可以归结为主体未主动介入的言语行为即“说话行为”(可以简称为“言”)和主体主动介入的行为即“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可以简称为“行”)两大类;“说话行为”按语言本身的规程运作,不完全受制于主体的意识意图,是无意识的,“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是在主体的意识意图控制下进行的,是有意识的;“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行为”是说话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地,是人类语言行为的最根本的层面;人类的语言活动从根本上说以“行”为本。

   跟奥斯汀一样,德里达也认为人的言语行为主要包括言和行两个基本环节,不过他不像奥斯汀那样认为人类言语行为以主体的意识意图(或者说行)为本,而是以语言本身的运作规程(或者说言)为本。他在力作《签名•事件•语境》和《有限合作公司ABC》中明确提出:一个人不进入到一定的语言系统中去,不掌握一定的语言规则就无法说话,所以一个人在说语言前必须让语言先说他,让语言规程内化到他的精神意识中。由此而言,人和意识不是语言的主宰者,相反语言却是人和意识的主宰者。德里达明确指出:在总书写中,言说系统、意识、意义、在场、真理等,只是一种效果”,它们是由书写符码打造成的。(Derrida: 20)一种言语符号如果不能重复出现,就无法为他人所理解和使用,就无法流通,就无法变成言语符号。一种言语符号之所以成其为言语符号就在于它的重复性(Iterability)。人类言语离不开言语符号的重复运动。这种重复运动的基本含义是:某种已在那里的、为别人用了无数次的言语符号反复被人使用。它的运作基于两种相辅相成的成分之上:已有的语言符码和使用此符码的个人的意识意图。在此二成分中,个人的意识意图只能通过言语符号形式呈现出来,意识意图是所指材料,言语符号是能指形式,前者是由后者组构成的,前者完全基于后者之上。此种言语符号决定言说主体的意识的法则换成言语行为理论的规则即是言决定行的法则。

   米勒既不同意奥斯汀以行为本的语境决定论,也不同意德里达以言为本的语言话语决定论,而认为作为一种文化行为的语言话语是由行和言、意识和无意识等各种相反相成的成分共同构成的,是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矛盾多元的。他明确指出:任何话语文本(如德曼写的论文,或你们现在正在读的我自己论述德曼的论文)都完完全全既是记述的又是施为的——即使我们不可能将它们明确区分出来,即使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它们是不是相互兼容的,即使我们确实推测它们是不兼容的,等等。(Mill, 2001: 153)

   所有的言语行为都是由行和言、意识和无意识等矛盾对立的成分打造成的,是多元异质的,作为言语行为的一种形式的文学自然也不例外。正像历史上的很多作家和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文学既是表达人的情感的,又是用来激发人的情感的,是“情感的形式”。那么人的情感机制是怎么样的呢?米勒在《言语行为在文学中》中借分析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几个表现情感的片断对人类情感的内在结构作了具体深入的分析说明。第一个片断是表现叙述者马塞尔家的老仆人弗朗索瓦丝的情感状态的。马塞尔描写道:他的仆人弗朗索瓦丝一方面一直很尊重他,显得非常关爱他,但另一方面她又对邻居絮比安说他不比那一条吊死他的绳子更有价值。米勒借之表明人的感情是矛盾复杂的,是无法穿透的,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深渊或黑洞。第二个片断主要表现的是马塞尔给祖母打电话时的感情状态。他在电话上对祖母的感觉跟面对面时的感觉完全不同:她不再是声音像音乐一样的最慈爱亲切的奶奶,而似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幽灵。马塞尔借之表明,人的情感状态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而是由不同的媒介或符号铸造成的:

   那电话借由媒介构成的、超出我们的控制力的过程建构了一个新祖母。这难道不正是如下的状况:我们每一个人处在写信、打电话和发电子邮件中的状态完全不同,就像我们在不同的语言中所感受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一样?马塞尔的打电话的体验指向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使人更加惊诧的假设,即自我可以说是由表现性的媒介施为性地创造成的。(Mill, 2001: 194)

   第三个片断主要表现的是圣-卢普热恋拉西尔的情感状态:由于圣—卢普一开始就迷上了拉西尔,所以将后者看成一个美丽、纯洁、善良的仙女,事实上她不仅不像圣-卢普所认为的那样美丽,而且喜欢卖弄风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妓女,是一个仅值二十法郎的下贱女子。米勒借之告诉人们:人的情感状态同时也与人的情感态度直接关联一起,是由后者决定的,圣-卢普痴迷拉西尔的情感完全出自于他的情感态度,出自他的个人主观意向,是由后者决定的。米勒通过分析阐发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这三个精彩片断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人类的情感压根就是矛盾复杂的,是无法完全穿透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既受制于外在的传达媒介或语言符号,又直接本自人内在的主观态度和意向,是由言和行两种矛盾对立的成分共同打造成的。既然人类的情感本身是由言和行、超人的语言符号和人的主观意向等各种不同的成分打造成的,是矛盾异质的,那么作为“情感的形式”的文学话语自然不例外也是由行和言、意识和无意识等各种矛盾悖反的行为打造成的,是矛盾异质的。米勒将文学行为的这种行和言、意识和无意识矛盾互补的状态称作是文学的“修辞性”(rhetoric)。

   跟文学本质问题一样,文学结构问题也是西方的美学和文学批评领域里的核心问题之一。70年代之前,西方的理论批评家们一直认为文学作品是以某种完整统一的因素为中轴组构起来的,因而是有机统一的。如古代的亚里士多德等认为悲剧作品是以完整统一的情节事件为中轴组建起来的,是有机统一的;近代的华兹华斯等认为诗歌作品是以内在和谐的一体的情感为基础组建起来,是有机统一的;现代的瑞恰兹等认为文学作品是由矛盾统一的语言形式组构成的,是有机统一的。70年代以后,解构主义的批评家们认为文学作品是由某种内在矛盾差异的因素组构成的,因而是开裂的异质的。如德曼和中期的米勒都认为文学作品是由内在多元矛盾的语言话语组构成的,是复杂多元的。后期的米勒一方面沿承了解构主义的这种矛盾差异论文学结构观,另一方面又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文学作品内在的这种矛盾差异性不是本自于语言话语的内在矛盾差异性而是本自于人的言语行为的内在矛盾差异性(具体而言本自于言语行为内在行和言、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矛盾差异性)的新观念。在这里米勒不仅彻底突破了西方源远流长的有机统一论文学结构观,提出了新型的矛盾差异论文学结构观,而且还进一步揭示了文学结构的矛盾差异性的深厚基础——即人的文化行为的矛盾差异性,无疑是一种既新颖独到又深刻精辟的文学结构理论观念。

   三、文学批评观——阅读的伦理学

   希利斯•米勒的言语行为理论文学观的独特性不仅表现在他就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内在结构问题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看法,而且还就文学的阐释和批评问题提出了一套别具一格的理念。从其人说语言的思想观念出发,奥斯汀认为言语行为是一种完全受制于言说主体的活动,言语的功能主要是用来传达和履行言说主体的意向意图的。言说者的责任主要是明确地表述自己的意向意图,促使某种行为发生,言语接受者或阐释者的责任则是准确地理解言说者的意向意图,完成某种行为。在奥斯汀看来,将具体的言语放到特定的语境中,联系言说者的意向意图,全面准确地理解它的本义,是言语阐释的唯一正确的理路和方法。与之相反,在坚持语言说人的思想理念的德里达看来,人永远无法完全控制语言,言与意违,一种言语本身所透露出来的东西永远迥异于言说者所要表达的东西,言和意之意永远存在着间隙,言语的意义之源不在言说者的主观意图中,而在言语本身,因而一个真正言语解释者不应以探求言说者的意向意图、把握它的字面义(或言本义)为出发点,而应彻底突破言说者的意向意图的囿限、以开发言语中超出言说者的意向意图的言外之意为出发点,应该是解构性的。

   从其人和语言、行和言矛盾互补的思想理念出发,米勒既不同意奥斯汀的以行为本、完全归向言说者的意向意图的言语阐释理论,也不同意德里达的以言为本、完全抛开言说者的意向意图、归向语言言语本身的差异运动的言语阐释理论,而认为人类的一切语言言语都既是在言说主体的意向意图的引导下进行的,又是在语言言语本身的运作规则的基础上完成的,既有受意识控制的理性的一面,又有不受意识控制的非理性的一面,是行和言、理性和非理性的集合体,所以一个真正的言语解释者既应关注言语的行的层面,更应关注言的层面,既应重复它、准确把握它的本义,更应重构它、开发它的非理性的新异的方面,应将再现和再造结合起来。再现言语即是复述言语,是记述性的,再造言语即是对言语进行再命名,是重构言语,是施为性的。所以在米勒看来,一个真正的言语解释者既应是记述性的,更应是施为性的,应将记述和施为密切结合起来。米勒给他所倡导的这种集重复与重构、记述与施为为一体的言语阐释理论(文学阐释和批评理论是它的一个分支)起了个名字叫“阅读的伦理学”。他在后期的力作《阅读的伦理学》中集中阐发了此理论。

   米勒在《阅读的伦理学》中首先对流行于美国当代文坛的文化批评的理论方法进行了反思批评。他指出:“这些日子里文学研究中流行的极普遍的话题,即是对文学的政治、历史、社会相关性的研究。”(Mill, 1987: 4-5)“根据这些模式中的每一种思路,文学作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看成是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社会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反映物或范例。”(Mill, 1987: 8)此观念与奥斯汀关于言语是非言语的东西(如言说者在特定的语境中的思想意识)的表现的观念完全一致,可以说是后者在文学领域里的一种变了形的思想版式。此种理论观念将文学看成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附庸,完全忽视了文学话语的独立性,明显是片面狭隘的。

在米勒看来,此种文化批评的思想理念不仅不足为训,而且其批评方法也不可取。因为这种基于社会文化决定论观念之上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其终点早已寓含在它的始点之中的循环性的批评:“如果这种文学看法是真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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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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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国文学》(京)200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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