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一兵:革命实践中的青年列宁与历史的主客体向度

更新时间:2015-07-13 12:33:08
作者: 张一兵 (进入专栏)  
于是,三段式、三分法也被描述为“胡说”,“使庸人发生兴趣的盖子和外壳”[4]137。正是在这里,列宁为了反驳米海洛夫斯基,似乎仅仅是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作为黑格尔的公式,并把它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截然分开,以此为根据,然后再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把黑格尔的三段式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混同起来的错误。我注意到,他从来不从正面去肯定三段式,更不要说去科学地说明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历史关系。然而,不能责备青年列宁的地方,是因为那时他根本不可能知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存在,以及其中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真实内容和复杂变化过程。所以,此时列宁对马克思哲学历史语境的了解,必定是一种离思想史真实逻辑进程较远的理论表象,所以,他也当然无法了解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黑格尔的内在关联。也因此,列宁此时的观点中就自然会出现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

   第一,由于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学说本身还没有一个深入的研究,所以只是一般的批判黑格尔三段式的唯心主义实质。这一点列宁在后来逐渐地认识到了,并迅速改变了这种态度。在这里的理论讨论中,列宁都是过多地否定了黑格尔的哲学,特别是他的辩证法。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特别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关系,也没有达到一个完整的理解,所以他只是停留在用一般的区别性来确定二者关系的水平上。这给列宁在批判米海洛夫斯基的过程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彻底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三段式,但也承认了其思想的合理成分并不断从客观运动中揭示出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这一点,列宁显然是忽视了。但是,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整个论战,因为列宁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总体原则上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一努力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

   后来阿尔都塞也注意到了24岁的青年列宁的这一理论态度。他将列宁写于1894年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中论及辩证法的“三段论”的十二页讨论,称之为列宁的“反黑格尔的明确宣言”[12]135。阿尔都塞也知道,在1894年之前,列宁并没有阅读过黑格尔的论著。据阿尔都塞的看法,列宁是通过仔细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就已经理解黑格尔了”,或者倒过来说,列宁对黑格尔的理解,并不需要通过直接阅读他的著作,因为,当他真正的读懂马克思之后,他也就深刻地弄懂了黑格尔哲学。从这一点出发,阿尔都塞甚至由此模仿列宁的口气说:“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人是理解黑格尔的。因为不钻研和不理解《资本论》,就不能理解黑格尔!”[12]137这真是信口开河。

   20世纪30年代,阿多拉茨基最早提出,列宁在写作《什么是“人民之友”?》时,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辩证唯物主义者”[13]428。后来到了50年代,吉谢辽夫也认为,列宁在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时,“在理论上已经完全成熟”了[14]1。同期,由白俄罗斯学者共同编写的一部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论著中,也有类似的评价[15]20。我觉得,这种断言说得太满了。如果作一话语分析,这是一种典型的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断言,因为将青年列宁的第一个涉及到哲学的政论性文本指认为“完全成熟”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列宁此后的思想和观念均会是同质正确和伟大的②。这是我曾经揭露过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凡是说”。读者已经可以感觉到,我在这里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没有像传统解释框架那样简单认定青年列宁在这一文本中表现出来的哲学观点的正确性,而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原初理论逻辑为参照,细微地去分析这一复杂思想斗争中青年列宁哲学思考的可能性的理论情境。这与那种将列宁的每一句话都视为真理的解读方式,已经处于根本异质的方法论语境之中了。

   二、青年列宁与他的哲学老师普列汉诺夫

   可是,阿尔都塞没有注意到的文本事实是,青年列宁对于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否定之否定的态度,甚至包括对黑格尔的态度,不久就有了改变。我已经指出过,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文本的态度常常是细中有粗的,对列宁文本的研究上,情况就更糟糕一些。我自己认为,这是由于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以下简称《一元论历史观》)的发表所引起的。之所以作这样的推断,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青年列宁这一时期里发生过独立的哲学研究,并且,青年列宁的思想转变,与普列汉诺夫新发表的思想十分接近。不过,这只是一种主观推断。

   我们知道,普列汉诺夫是当时受到恩格斯赞扬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恩格斯在世时,曾对维拉•查苏利奇说,我认为只有两个人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人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自1889年普列汉诺夫到伦敦拜会过恩格斯之后,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现留存下来的书信有普列汉诺夫致恩格斯的书信十四封,恩格斯给普列汉诺夫的复信五封。他所写下的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16]267列宁自己也说过,当时他“几乎知道普列汉诺夫的全部著作,对《一元论历史观》有很深刻的印象”。显然,对于青年列宁来说,普列汉诺夫是他们一代人的思想导师。1900年,当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开始出现日益严重的分歧后,列宁写道:“我们被敬爱所遗惑,实际上成了奴隶,做奴隶固然是一件坏事情,而当他本人(指普列汉诺夫——本文作者注)使我们看到并且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就更加懊丧百倍……”[17]304可见,在此之前青年列宁对普列汉诺夫,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是十分信服的。就是在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的堕落,列宁不得不与他彻底分手后,列宁在总的哲学观点上还是与普列汉诺夫基本一致的,这样一个状况,一直持续到1914年。

   普列汉诺夫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可是,这些文本充其量只表现出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可悲的是,普列汉诺夫很少在实际的革命实践中具体地正确使用它。并且,就是在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或批判修正主义的过程中,还经常带有两个较大的缺陷,一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色彩,这主要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思想;二是不能真正科学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或者说,仅仅是持有消极的抽象的观念辩证法。这不仅仅表现在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中,更反映在他的政治活动里。我们这里是想指明,列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受到了普列汉诺夫学术理论思想的严重影响,虽然他一直很坚定地反对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错误,但对于普列汉诺夫在哲学上的理论缺陷,只是在后来才加以认识的。比如在1908年以后的一些批判马赫主义和康德主义的论著中,列宁已经开始不断发现普列汉诺夫在哲学观点上的“含糊之处”,但这时还并没有从实质上认清其错误的根源。虽然列宁已经自觉地将自己的哲学观念与普列汉诺夫区别开来,但这种差别并非是异质性的。真正的转变是在1914年以后,也就是列宁写下“伯尔尼笔记”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后半时段发生的,即列宁的思想出现了革命性认识飞跃中才更深刻体会到普列汉诺夫错误的思想根源。即便如此,列宁后来仍然认为,普列汉诺夫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全部哲学著作”都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研究和学习他的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有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我们先来看对此时青年列宁哲学思想发生直接影响的普列汉诺夫的《一元论历史观》一书。这本书,也是普列汉诺夫为了批判米海洛夫斯基等俄国民粹主义而专门发表的重要学术论著③。这本书的出版,正好与列宁同期写下的一批批判民粹主义的文章形成鲜明对照。这是老师与学生在相同思想斗争的努力,并且,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是基本一致的。

   首先,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同样在反驳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攻击,但是他却没有像青年列宁那样一般的否定“三段式”,而是首先从黑格尔那里就揭示这个“三段式”表象背后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实质。值得我们的关注是,与青年列宁对黑格尔的抽象否定不同,普列汉诺夫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给予了客观的历史性评价。在普列汉诺夫看来,18世纪旧唯物主义无法面对的“具体现象的复杂和多样的链索”,是由黑格尔通过辩证法来“掌握”和完成的“伟大任务”[18]60。与青年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仅仅描述为社会历史进程的客观性(“自然历史过程”)不同,普列汉诺夫从元哲学的层面上将辩证法定义为在现象的联系和发展中观察世界的方法。他准确地注意到:“黑格尔以自己的辩证法哲学与这一切形而上学对立,辩证法对一切现象是从它们的发展和从它们的相互联系方面来加以考察的,而不是把它们看成现成的和彼此之间为深渊隔着的。”[18]附录二267显然,普列汉诺夫对辩证法的这个把握视角是正确的。显然,普列汉诺夫这里的观点,更接近撰写《反杜林论》时的恩格斯。

   进一步,普列汉诺夫十分准确地从作为事物本质结构的矛盾(对立面的转化的必然性)入手,并将矛盾作为事物运动与发展的内驱力,从量的变化捕捉到作为发展根本性环节的质变(革命性否定),最终再提示矛盾在历史性视角中的长程展开,即否定之否定规律。因为,所谓“三段式”不过是肯定—否定(新的肯定)—否定之否定(新的否定)的外部特征。因此,普列汉诺夫写道,米海洛夫斯基把黑格尔哲学简单地归结为外在的“三段式”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在黑格尔十八卷全集中,在任何一卷那‘三段式’一次也没有起过论据的作用”[18]66。普列汉诺夫指认道,否定之否定并不是黑格尔的“基本问题”,而是从“任何现象转化为自己对立物这一命题”产生出来的[18]66-67。矛盾,是否定之否定的根据。他深入地分析道:“任何现象,发展到底,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但是因为新的,与第一个现象对立的现象,反过来,同样也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所以,发展的第三阶段与第一阶段有形式上的类同。”[18]66这样,普列汉诺夫没有仅仅着眼于出于思辨唯心主义体系的需要,由黑格尔制造出来的大量外在“三段式”之上,而是成功地揭示了否定之否定(三段式)的内在结构和本质,这一点论说是十分深刻和有力的。显然,普列汉诺夫这里的分析所显现出来的学术理论功力,远在此时在同一战线中的青年列宁之上。

   也是在这本书中,普列汉诺夫有针对性地反驳了米海洛夫斯基对恩格斯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所举的一些例证的非难。特别是那个燕麦生长的“三段式”。普列汉诺夫从米海洛夫斯基“已经是不要再相信燕麦是照黑格尔式生长的时候了”的结论出发,详尽批驳了他对恩格斯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正确阐述的恶意攻击。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历史地而且也更深入地说明了恩格斯关于辩证思维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从古代的对立统一思想,到近代与形而上学观念对立的辩证思维,从莱布尼茨到德国古典哲学,他特别区别了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差别所在,充分证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客观性前提。最后他风趣地说,“燕麦仍然将”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方式“生长”。显然,普列汉诺夫这一重要的论断,给青年列宁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促使后者在相近观点上发生了悄然的改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普列汉诺夫谈论辩证法是以恩格斯《反杜林论》的逻辑为前提的,因此辩证法是属于元哲学的逻辑层面,他不能理解马克思恰恰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现代性生产中导引出历史辩证法的合法性的。而青年列宁倒是正确地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观察中引出他的辩证法,可是却将某种特定的历史发展规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误认为是辩证方法本身。普列汉诺夫同样不知道有《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存在,以及马克思会有更加复杂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学说。因此,我们也不能在这一点上责备于他。

其次,从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普列汉诺夫也在谈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普列汉诺夫这本书的主要论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0397.html
文章来源:《理论探讨》(哈尔滨)2008年1期
收藏